赵紫阳去世这一年，民众维权事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全年八万多起，每五分钟一起。中国人进入了民众维 权的时代。腐败和专制的黑暗，将在民众维权过程中消翳。公道和自由，理性和活力，将通过维权而获得。维权的过程，就是建立民主制度的过程，在各社会主体之 间建立协商对话制度的过程。中国将依靠维权而告别蒙昧，进入现代文明社会。这是一条普世大道。现代世界就是这样走出来的。中国的现代化也同样要靠维权来实 现。


维权文摘月刊
2007年4月号（总第一期）
编辑：范亚峰、杜导斌、温克坚、秦耕、王治晶、李柏光
维权文摘月刊信箱：weiquanwenzhai@gmail.com

http://www.rq2007.cc/viewtopic.php?t=1590&sid=b4cac4fe9c061236b2bea5f5c71ae371
目录
《维权文摘月刊》发刊词 2
维权理论 3
鲍彤：关于公民维权问题的提纲——献给赵紫阳 3
维权时代的来临——张祖桦先生谈维权运动 6
卫子游：如何让更多的人参与维权？ 9
卫子游：公民不服从中的"罗尔斯前提 14
刘晓峰：公民维权开拓中国未来 18
吴俊：维权运动的组织化、政治化、暴力化与民粹化问题 22
杨凯乐：论勇气——兼论基督徒与公民 31
张耀杰：公民维权的低调理性——兼谈张星水代理的人权个案 39
牟传珩：中国民间护法维权的“双赢”战略 46
维权实践 50
滕　彪：孙志刚事件：知识、媒介与权力 50
刘飞跃：谈一谈我对维权运动的几点体会 56
王延效：维权活动已经具有了整体性的要求 61
观点:探索实践主动维权的机制 64
落实三方机制 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惠山区工会维权实践侧记 65
业主维权实践经验 66
为维护中国人的权利而斗争——维权联盟成立宣言 67
章诒和致全国人大代表的公开信 68
法律研讨 70
“强迫或非自愿”失踪者的国际人权法救助 70
李柏光：如何利用法律来维护宗教信仰自由（节选） 73
维权人物 75
在自己的国土上"生活在真实里"-- 侠女李剑虹（小乔）女士访谈 75
警察作家、诗人吴幼明因网上仗义执言遭黄石市公安局辞退 80



《维权文摘月刊》发刊词
近几年来，中国大陆的维权运动逐步兴起，其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和扩展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维权与人权保障、维权与法治、维权与宪政、维权与中国民主化路径、维权与新文化建设的关系等问题也日益受到国内和国际各个方面的关注。
为提升中国维权运动的理论研究水平，促进中国维权运动实践遵循理性、和平、法治等原则健康发展，我们特创立《维权文摘月刊》。
《维权文摘月刊》的定位是高层次的维权理论研究网刊。这份月刊将紧密关注并及时跟进维权运动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维权文摘月刊》的同仁希望这个网刊能成为一个平台，使维权运动的行动者和思想者都能一显身手。
《维权文摘月刊》选择文章将遵循以下原则：
一、中立的原则，当出现分歧时，将把争论的双方意见一并呈现给读者，编者不介入纷争；
二、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原则；
三、鼓励新人的原则，将重点关注维权中出现的新人新事。
我们期望“中国人的权利”能够在未来成为一个伟大的名词，期望“为维护中国人的权利而斗争”的历程能够引导十几亿人跨越历史三峡、迈向宪政民主，希望这份月刊能够与这段历史同行！
《维权文摘月刊》编委会
2007年4月15日

附：
《维权文摘月刊》编委会成员：范亚峰、杜导斌、温克坚、秦耕、王治晶、李柏光
《维权文摘月刊》网址：http://www.wqyd.org/bbs
《维权文摘月刊》投稿信箱：weiquanwenzhai@gmail.com







维权理论
鲍彤：关于公民维权问题的提纲——献给赵紫阳

一，赵紫阳去世这一年，民众维权事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全年八万多起，每五分钟一起。中国人进入了民众维权的时代。腐败和专制的黑暗，将在民众维权过 程中消翳。公道和自由，理性和活力，将通过维权而获得。维权的过程，就是建立民主制度的过程，在各社会主体之间建立协商对话制度的过程。中国将依靠维权而 告别蒙昧，进入现代文明社会。这是一条普世大道。现代世界就是这样走出来的。中国的现代化也同样要靠维权来实现。

二，公民维权，对公民是好事；对社会，对国家，乃至对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都是好事。维护公民权，就是护法，护宪，护国。二七大罢工，省港 大罢工，是维权，维工人的集会结社和游行示威之权。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也是维权，维学生的爱国之权，即毛泽东所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之权。过去，中 国共产党是靠支持公民维权而发展壮大的；今天，既然共产党没有变质，就应该继续见义勇为。“保先”“保先”，维权才有先进性，侵权肯定是反动的逆流。遇到 公民维权，人民的代表应该支持，人民的政府有责任提供方便和保障，人民的喉舌应该敞开报道，全社会成员应该感同身受，声气互通，奔走相告，守望相助。—— 这样的社会，就有资格谈得上是依法治国的和谐社会了。
中国人进入了民众维权的时代

三，维权的手段很多。凡是和平的、非暴力的、现行法律不明文禁止的手段，统统都是合法的。其中，能够以较小代价，取得较大效果的手段，当然是较好的手段。 因此，一般地说，现代国家公民所拥有的手段，中国公民都可以采取。但是，特殊地说，中国现在不是宪政国家。尽管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游行示威自由，但在“立 法”过程中，早已异化成为公安部门不批准就不给公民以自由；同样，言论自由，则在“审查”过程中，早已异化成为宣传部门不同意就不给媒体以自由；至于选举 和监督、罢免等等，都是用来装潢门面的一纸具文。中国的无法无天，是国际社会中的笑柄。严峻的现实，应该引起注意，加以警惕。至于改变这种现实，同样必须 通过坚持不懈的维权，舍此无可由之道。

四，有人把维权看成坏事。其实，应该忧虑的，不是公民权的维护，而是公民权的被侵犯。我们这个国家，现行的根本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一切”。因此，有资格侵 犯公民权的，轮不到别人，起码是干部，很可能是个单位，甚至是一级政府，一级党委。只有它们，才有恃无恐，敢于无法无天，不怕犯众怒。当老百姓的，但求安 生；在这种体制下遇到这种事情，十个里头起码有九个只能被迫忍气吞声。要不是实在被逼得走投无路，谁愿意到太岁头上去动土？谁敢去得罪干部，得罪政府，得 罪党委！维权事件风起云涌，说明公仆侵权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家常便饭。去年那八万起群体维权事件背后，我看，起码发生了八十万起侵权事件。真正的不安定因 素，决不是维权的公民，分明是侵权的公仆！当务之急，是把领导的注意力，从防范公民维权转变到坚决制裁公仆侵权方面来。否则的话，叫做本末倒置，不是依法 治国之道，不可能构建和谐社会。

毛以政治代替法律顺昌逆亡

五，有些公仆，视侵权的同僚为“我”，因为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干部；而视维权的公民为“敌”，因为他们是“闹事”，是“少数人”。这种观点，来 自《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里有一章，“少数人闹事”。那本经典著作，影响太大。毛主席不懂法律，喜欢用理论代替法律。公民维权，被他定名为“少数人 闹事”；他还告诫说，遇到这种事，共产党员的第一个反应，应该是分清“敌我”，也就是讲政治，看“是否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 导”。现代文明世界讲法律，毛主席一辈子讲政治，不讲法律。如果以法律为准绳，那么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管哪个阶级，不管是“我”是“敌”，犯法的 一律依法判罪，合法的一概依法保护。一讲政治，就戴上了政治眼镜，服从党支部或党中央的为“我”，不服从的为“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异化而为 “顺党者昌，逆党者亡”了。无怪毛泽东把大批老战友纷纷定为人民公敌。有人说，文革以后已经有了“法制”了。不见得。邓小平同志搞六四，和毛泽东同志搞反 右派，搞文革，在非本质的某些方面也许有点差别，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没有什么不同。

六，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发展到抓右派，是绝对权力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它内在的固有的本质所决定的，问题远不是邓小平所说的“扩大化”。毛、邓他们 亲自部署和掌握的反右派斗争，不是错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而是根本错了，全部彻底，百分之百。错在什么地方？错在犯法。章伯钧，储安平，林昭，是公民， 都有权批评共产党，都合乎一九五四年宪法，不犯法。真正犯法的，是毛泽东，邓小平。他们下令搞反右派斗争，有法律根据吗？有法律文书吗？有法定的审判程序 吗？有法定的量刑标准吗？都没有。“顺党者昌，逆党者亡”，八个字摧折了全民族五十万根铮铮铁骨，毁灭了五四运动以来蕴积的精华。应该把《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和“反右派”、“文革”的非法性，列为反面教材，重新教育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亡羊不补牢，半个世纪没有这样做，不应该再拖了。

找黑手栽赃乃中共的惯技

七，遇到公民维权，就有人想找黑手。栽赃不是新发明，是中国官场和黑道的惯技。无非由于公然以民为敌，自己成了过街老鼠，想胡乱抓几个好人当“黑 手”，作为镇压的“理由”，搪塞天下。汕尾和番禺的村子，有什么“幕前幕后”？天安门大镇压，全党全国清查，查到今天，查出几个幕后人？李鹏同志有亲口撒 谎的经验，心里应该清楚。六四武装镇压至今被奉为“四个坚持”的典范，这么大的流毒不肃清，积非成是，上行下效，祸延全国，永无宁日。

八，现在的中央，提议构建和谐社会，这比毛泽东倡导“斗争哲学”高明。中央要求全党提高执政能力，“提高”听起来比“降低”好，但是就算能够提高到毛泽东 邓小平那样，也无非达到搞搞文革搞搞六四的执政能力。我观察了半个世纪，看来看去，政治家的判断力和权力欲成反比，党的执政能力和它掌握的权力成反比。一 旦享有不受制约和监督的绝对权力，党的执政能力就势必每况愈下，外国如此，中国也一样。唯一的出路，在于废除一党专制，实行民主竞选。庸人出局不足惜，真 的政治家却能源源不绝脱颖而出，执政能力自然提高。这是立竿见影的人间正道，保证能够救民救国——顺便也能救党，我想。

九，现在正在强化“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这种机制，用来对付侵权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可倒行逆施，拿来惩罚合法维权的主人。既然名为人民共和国，它的一切合法的制度和工具，就必须以人权为基础。人权社会的凝聚力，决非建立几十万、几百万特种队伍所能比拟。

困处在一党专制的并发症之中

十，对群体性的维权事件，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当年提出的方针是：开展社会各界协商对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这是经得起考验的方针。赵紫阳的 远见，不是姚依林、李鹏、邓小平之流所能企及。他的主张，虽然遭受那三个人攻击，却指出了中国应该走的道路。各界民众是社会的主体，不是一个“党的领导” 所能代表得了的。互相协商对话，比一个领袖或一个设计师拍板好。民主和法制的轨道，比依靠专制和武力解决好。正因为如此，赵紫阳的建议一提出，当即得到广 泛的肯定，被中共常委和政治局全体会议通过，也得到了委员长会议赞同。专制制度导致腐烂。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困处在一党专制的并发症之中。通过民众维权， 改革一党专制，建立民主制度，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重大矛盾就会有主动解决和比较顺利解决的可能。

＊＊＊

睽隔十六年后的一天，黎明前，天还漆黑，没有破晓，我梦也似地见到紫阳。他白发如雪，清臞而安详，自由了。几十年了，他一直有听新闻和听议论的习惯。每天 的那个时间，他总是坚持准时听新闻。见到熟悉的来客，他的第一句话常常不是寒暄，而是要你谈新闻，听你发议论。他喜欢分析，和你一起分析，哪些因素是会起 积极作用的，哪些见解是可以启迪人思考的。时间没有冻结，又是清明。每一起维权事件，每一声来自弱势群体的呻吟，每一步对民主和法治的追求，都是对赵紫阳 的纪念。可是，我们从此得不到这位老人的指点了。我现在把这篇提纲送给《赵紫阳纪念文集．续编》，请读者有以教我。

二○○六年三月

鲍彤为原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以及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在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鲍彤任其秘书兼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

转自《动向》２００６年５月号

自由亚洲电台是美国反共反华心战的重要舆论工具

宏 毅

今年的9月29日，是美国官方出资开设的自由亚洲电台开播六周年。这个完全仿照美国对前苏联、东欧各国进行颠覆性反共心战宣传的自由欧洲电台的模式，主要针对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的电台。本来美国早已有了一个代表官方声音的美国之音电台，现在还要搞一个自由亚洲电台，其目的是什么？自由亚洲电台从开办到现在都搞了些什么名堂？看看如下事实，人们就会一目了然。
自由亚洲电台的出笼
美国国会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发表的官方文件称“广播是推行对外政策最宝贵的工具”，“应当重新认识广播电台的战略作用，并从战略优势考虑，重新认真评价电台”，“电台广播是足以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唯一手段”。
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美国《华盛顿邮报》不打自招地供认：“西方世界为寻找瓦解共产主义方法花费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和亿万美元，却忽然发现答案就在电视新闻里，这些新闻使苏联和中国人民开了眼界，他们于是起来要求民主、自由，这就是两个国家发生动乱的原因”。有些西方专家也持有这种看法，他们认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固然有其内在因素，但广播确实起了很大作用。美国官方认为自由欧洲电台“穿透东欧铁幕功不可没”，“起了积极的效果”。
苏联解体和我国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美国政府就有人提议仿效自由欧洲电台的模式，成立自由中国电台。1991年10月，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最早提出并通过“设立一个专门对中国大陆广播电台”的提案，并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这项提案的可行性。1992年初，美国国会和总统联合任命了一个由11人组成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1992年6月曾要求到我国来实地调查“建立自由中国电台的必要性”，理所当然地遭到我方拒绝，未能成行。后来他们又到香港、台湾和泰国进行考察。该委员会在1992年8月向国会和总统提交了设立“自由中国电台”的可行性报告，并获批准。之后，美国政府考虑到“自由中国电台”的名称对中国刺激太大，故改名为“自由亚洲电台”。该台除主要针对中国外，还兼及亚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克林顿早在1992年竞选总统时就表示赞同设立“自由亚洲电台”，他声称：“中国有朝一日也会步前苏联和东欧的后尘”。克林顿当选总统后，他迫不及待地把建立自由亚洲电台所需的经费列入他上台后的首批预算，并拨款3000万美元。是年3月，美国白宫高级官员在接见所谓中国海外民运组织——“民主中国阵线”头头时，正式把这个消息通报给他们。
1994年1月27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有关计划，决定建立“自由亚洲电台”。2月25日参议院正式投票通过拨款3000万美元用来建立“自由亚洲电台”的法案，授权组建“自由亚洲电台”。1996年3月正式成立，同年9月29日开播。
自由亚洲电台与美国之音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始，美国之音就开始进行对华广播，几十年来它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中国人民早就领教过了。现在，美国为什么还要建立一个自由亚洲电台呢？原来西方国家一向把宣传分为三类，即白色宣传、灰色宣传和黑色宣传。白色宣传是公开而毫无掩饰的宣传活动，即所谓官方的宣传。例如美国之音，英国BBC都属于白色宣传，它服务于本国的对外政策，通过所谓“合法”的手段进行宣传。黑色宣传实际上是情报战，是秘密进行的。对外广播有所谓“地下电台”，“秘密电台”就是黑色宣传。而灰色宣传是介于白色宣传和黑色宣传的中间地带，常常用一些冒名组织和个人来掩盖其官方的背景。它与白色宣传的不同之处是，经常宣传“未经审查的新闻”，换句话就是更多地传播谣言、谎言而不承担政府责任。
按照“美国之音”的章程规定，它只能报道美国新闻和国际新闻。针对对象国而从事“取代性的广播”则需要国会另行立法。限于法令，美国之音的着重点放在阐述本国政策和介绍美国社会为主，并侧重于国际事务的新闻报道。而建立自由亚洲电台，就可以不受美国之音类似法律的限制，其播出的内容完全以各对象国的内部事物为主，并由对象国流亡海外的反政府分子经营，矛头直接对准对象国政府，并以颠覆政权为目的。换句话说，它的使命和它所播出的内容都是对对象国内政的干涉。

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301

对华广播的规模六年来急剧扩展
1996年9月29日，自由亚洲电台刚开办时，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就严正指出，每天半小时的“自由亚洲电台”华语广播，其错误的政治倾向十分明显，这是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可是，美国政府根本无视这一警告，不但坚持不改，而且愈演愈烈，其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在世界广播史上也是少见的。
自由亚洲电台的华语广播开播仅仅半年，就由开始时的半小时增加到两小时。一年以后，到1997年9月，又增加了一倍，达到4小时。1998年增长速度更快了，这年9月1日，就扩展成为每天播出12小时的规模。这样，“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华语普通话广播时间形成了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格局。自由亚洲电台每天还开办有4小时的藏语广播，每天半小时的维吾尔语广播，每天两小时的广州话广播，每天半小时的上海话广播，加上普通话广播总计达17小时之多。他们租用外国发射机，总发射功率已达2000多千瓦。每次节目使用的频率少则8个，多则16个。此外，自由亚洲电台在香港、台北、东京、达拉姆萨拉（印度）等地设有办事处；在香港、新加坡、东京、台北、汉城、堪培拉、渥汰华、莫斯科等地都驻有记者。其中香港有两名记者，一名特邀记者，台北有两名记者。
自由亚洲电台的经费由美国国会拨款，而且不断增加。除直接广播外，它还上网上星，建立了因特网站、传真和越洋电话专线，所有节目都可以在网上听到。它还为听众直接提供免费电话，在香港、日本东京等地设有信箱。
自由亚洲电台开播以来干了些什么
自由亚洲电台开播六年来的表演，是十分卑鄙而露骨的。人们从它所播出的节目中，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它的战略意图就是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其“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为此，它在各种节目中都对我国实行“谴责、谴责、再谴责”的方针，从新中国的历史到现实，从政治到经济、文化、外交、社会生活、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民主法制等，无所不包，无孔不入。它全面否定社会主义中国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煽动不满情绪，宣扬西方所谓民主、自由和腐朽的人生观、价值观。它甚至堕落到造谣散谣的地步。
自由亚洲电台的节目基本上由新闻性节目和专题性节目组成。在每日必播的《亚太要闻》和《亚太报道》中大都是有关中国的消息，并把境内外“异议人士”的言论和行动、被他们歪曲和渲染甚至捏造的国内一些地方发生闹事的消息列为头条新闻。它的《亚太报道》则是对新闻报道更加详细的阐述，加上记者的采访，还有敌对分子、美国反华反共人物的评论。自由亚洲电台还设立许多小栏目，比如《财经评论》、《新闻自由》、《劳工通讯》、《字里行间》等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改革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歪曲、污蔑、制造谣言，煽动听众对现实和政府的不满；竭力鼓吹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意识形态西方化。魏京生、王丹、刘宾雁、严家其、胡平等均作为该台的特邀评论员经常出现在这个节目中发表反动谬论；境内外敌对势力也经常利用这个阵地发表各种公开信、呼吁书。在《亚太报道》中，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不时用越洋电话打到我境内机关、企业、政法部门，甚至居民家里进行所谓的调查了解和查询。当某一事件发生时，他们就大肆攻击中国政府，并且组织反华反共势力进行“座谈”，煽风点火，唯恐中国不乱。它还用所谓“北京的消息人士”的模糊语言传播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蛊惑人心，制造混乱。
自由亚洲电台的专题性节目更是五花八门，像《中国透视》、《不同的声音》、《听众热线》、《民主沙龙》、《听众之声》、《目击者说》、《华盛顿手记》、《读书声》、《文学禁区》等等，不下十几个。
《不同的声音》是其重点节目。主要播送的是该节目主持人谷季柔（原美国之音资深记者）采访境内外敌对分子的谈话。流亡海外的“民运”头面人物几乎都曾是这个节目的座上客。境内的某些人也曾受过该节目主持人的越洋电话采访。在这些采访谈话中，他们讲述其参与“民运”的经历，妄谈受我“打压”的情况，攻击我政府“专制”、“独裁”，呼吁我进行西方式的“政治体制改革”。
在《听众热线》节目里，主持人鼓动打电话的人“一吐为快”。对那些大骂社会主义，大骂中国共产党的人都是采取赞赏态度，而对于说一点正面意见的人，不同意他们观点的讲话，要么加以驳斥，要么以时间到点为由，不准他们讲下去，甚至组织围攻，骂他们是“狗”。在《听众热线》电话里，竟有人在议论如何推翻共产党的战略战术！
《民主沙龙》也是自由亚洲电台苦心经营的重点节目。还常由两个所谓“专家学者”参与座谈，并吸收听众参加讨论。在这个节目里，主持人与“专家学者”对中国社会生活、人权、民主法制横加指责，每次围绕一个主题，说三道四，攻击社会主义中国的所谓“专制”、“违反人权”，欺骗性、煽动性极大。
《中国透视》是彻头彻尾的反华反共节目。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是逃亡海外的陈奎德。他常以“中国问题专家”自居。每次节目经常邀请一些美国反华反共人士、大学教授、台湾媒体头面人物、以及逃亡海外的“民运”分子参加座谈，显然是以知识分子为对象。他们以谈古论今为名，散布反华反共谬论。他们污蔑中国的外交是所谓搞“扩张”，所谓搞“霸权主义”，制造“中国威胁论”。他们还就所谓“六四真相”大做文章，攻击中国。
该台的《读书声》、《文学禁区》（原名《听不到的文学》）节目，通过播送境内外敌对分子所著的反动书籍内容、介绍和传播“在中国大陆不易读到或被官方禁止的各种文学作品”为名，对我党和政府领导人肆意攻击、污蔑丑化，对我建国以来历次运动中所犯错误无限夸大极力渲染，妄图从根本上否定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自由亚洲电台还针对形势发展的需要，经常开办一些特别节目。如在1997年6月4日前后，该台开办《别来沧桑》特别节目，电台记者相继采访了柴玲、吾尔开希、王超华、熊焱、谢选骏、远志明、陈小雅、戈扬、张伟国等9名动乱分子，为他们提供讲坛，一共分9集播出，每集1——1.5小时。同年7月1日前后围绕香港回归问题，该台举办《97香港回归》特别节目，邀请美国专家、学者和旅居美国的学者发表评论，竭力散布悲观情绪。
近年来，“自由亚洲电台”又在法轮功问题上大做文章，各种节目广播连篇累牍、铺天盖地地进行造谣、污蔑。中国政府把法轮功定为邪教，他们却叫嚣说，“法轮功对社会有益处，没有事实能证明法轮功是反社会、反科学、反人类的邪教组织”，并胡说关于法轮功痴迷者自焚事件的报道是一个“骗局”，等等。
“民运”分子是自由亚洲电台的马前卒
自由亚洲电台是外逃“民运”分子的讲坛，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过去，欧洲自由电台也是这么做的。他们认为，用逃亡人员“有力的语言”，“能最有效地实现它的目的”，“在编制节目中，逃亡者十分有用，他们非常熟悉情况，可以给予真实的评述”。自由亚洲电台从一开始就得到外逃“民运”分子的支持。他们出谋划策，成为西方敌对势力的反华反共的马前卒。刘宾雁、严家其、吾尔开希、苏绍智、韩东方、胡平、王丹、魏京生、刘青之流都以不同形式参与了自由亚洲电台的工作。他们或为顾问，或为主持人、评论员，气焰极其嚣张。刘宾雁是自由亚洲电台华语广播的吹鼓手。早在1991年，刘宾雁就出谋划策说，如果美国需要帮助中国实行民主，它所能做的“最重要最有效的事情”莫过于建立“自由亚洲电台”。他已经被聘请为“自由亚洲电台”的特约评论员。他发表对中国形势恣意攻击的评论已经无法统计。韩东方则直接参与主持对华广播《劳工通讯》节目，公开号召中国工人起来成立像波兰团结工作那样的组织跟政府作对，推翻共产党领导的现政权。
自由亚洲电台的工作人员，除台长等高级领导外，包括中文部主任、粤语部主任、记者、播音员等都是华人。许多记者、编辑都“出身”于中国大陆的新闻机构。他们中很多人都用化名，不肯把真实姓名暴露出来。80年代初，有两位曾在自由欧洲电台工作过的工作人员写过一本书，透露了这家电台的人员构成情况。书中写道：“自由欧洲电台是个聚集着一群有着不光彩历史的人的黑窝。在这里遇到的那些人，没有什么神圣可言。他们根本没有“荣誉”、“祖国”等概念。这是一群货真价实的雇佣军，卖国贼。为了金钱，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甚至连他们的亲娘都可以出卖。”
以上所介绍的仅仅是自由亚洲电台反共反华的冰山一角，但也足以说明这个由美国政府一手策划和操纵的电台，它的反动性、颠覆性的方针和手段是非常明确极其露骨的，我们对它的流毒和危害应有足够的估计，切不可等闲视之。

教育部的新闻发言人是个出新闻的所在，不说则已，一说保险轰动。这回，新闻发言人又说话了，对于舆论担心高校会不会因高达2000多亿的贷款还 不上而导致破产的说法，发言人以于了驳斥，表示他不认同这种说法。他还表示，中国的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糊人数是世界之最，在国家投入不足的情况下，高校贷款 促进了高校的发展。言外之意，高校的贷款一是不得已，二是有益的。

http://blog.sina.com.cn/u/4ac7a2f501000a1k

当然，发言人的话，还是有几分可信的，我们相信，高校，或者说大多数背负高额贷款的高校，是不可能破产的。答案很简单，公众和当初贷款的高校，都相信，这个账，国家早晚会背，也不得不背。

高校贷款，原本就是一个非常暧昧的事情，高校又不是企业，没有赢利（除了极个别有赢利的校办企业之外），凭什么借的尽管借，放的大胆放，有的高校，比如吉 林大学，一个学校，就达30亿。难道大家认为高校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还贷？难道高校收取的学费，除了支付自己的运行成本，还有盈余？甚至很大的盈余，可供支 付巨额的贷款利息？不错，高校贷款，并没有被人带回家去（中间有无腐败还很难说），的确促进了学校的发展，各个高校，都建起来很多大楼。尽管在高校语境 里，当年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大楼”“大师”名言，大家耳熟能详，但大家却只冲着大楼下功夫。尽管这种大楼事业的发展，里面包含了不少夸张的成分，比如有些 学校特别巍峨的校门，特别铺张的办公楼，但我们必须承认，高校毕竟发展了，至少规模得到了超常的扩张，不仅楼多了，楼里的人也多了。据统计，中国的在校大 学生数量，已经从1998年的340万，达到2374余万，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8％陡然升为22％，平均每年增加20％，的确，我们已经拥有世 界最多的大学生，而且是在8年内创造的奇迹。

是个人都知道，高校不是企业，教育不是经济，不能靠简单往里砸钱的办法，迅速扩张，扩大产出。世界名校耶鲁大学的校长说过，如果把耶鲁的学生数量增加一 倍，那么学校得花三十年功夫，才能恢复现有的水平。也许，老美无法理解我们的发展速度，更无法理解我们的发展雄心，但是，无论如何，高校的发展，也不能比 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还快，从1998年，到2006年，中国GDP的增长，平均不到10％，怎么高校的在校学生会每年平均增长20％？

我们这些从事教育的人一直认为，世界上的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只有一个，教育不像政府和军队，可以下个命令改变一切，也不像企业，多投入，添条生产线，就可 以高产出，教育就是慢工细活，百年树人，质量第一。我们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样的高速度，如此赶英超美，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些年来，眼 见得许多高校为扩招而贷款盖楼，贷了款，多招学生还贷，周而复始，没完没了，实在还不上，不是像浙江大学那样卖地，就是像吉林大学那样宣布无力还贷，最 后，还是得国家背着，纳税人背着。

付出了如此巨大代价的国家和纳税人，如果能够得到合格的大学生，倒也值得，但是，每个毕业生，每个家长，甚至每个用人单位都知道，在这高校大跃进的几年里，学生的质量下降到了什么地步。

从某种意义上说，仅仅为高校背账，还不是国家所要付出的主要部分，大量掏空了家底，读完大学却要失业的学生，其挫折感是没有读大学前的许多倍，其背后蕴含 的社会不安定因素，恐怕，谁也难以精确估量。高校，其实有比破产更重要、更严峻的事情，那就是高校的大跃进，而高校的贷款，实际上是为这列超速飞驰的列 车，添了燃料。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部的发言人，没有起码的反躬自省，实在说不过去。

★★★人的一生=100年=36500天=876000小时=52560000分钟=3153600000秒钟★★★
“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资本的不变趋势一方面是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是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资本主义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了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剩余劳动……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可以产生科学、艺术等的时间”。“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不管这时间是用于闲暇，是用于从事非直接的生产活动（如战争、国家的管理），还是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马克思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侯他就能够说：“我已把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献给了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尼古拉阿历克塞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




银河摆渡人:马克思关于时间的论述 引用地址： http://www.xici.net/biz/b335844/d25715806.htm

马克思提出了“活的时间”概念：“劳动是活的、塑造形象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物的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全集第46卷[上]，第331页）

　　他在1841年博士论文中写道：“人的感性是形体化了的时间，就是感性世界自身的存在着的反映。”（全集第40卷，第232页）

　　青年马克思的时间观是基于感性的，但已经超越了“在时间中”的客观主义时间观（其极端情形就是牛顿的绝对时间），成熟马克思的时间观则是基于实践的，即“创造时间”：

　　“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的时间”（全集第46卷[上]，第381页）。

　　为了创造时间，就必须节约劳动时间，“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全集第46卷[下]，第225页）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全集第2卷，第118-9页），历史就是人化的时间、“创造时间”的过程。

　　“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在时间中的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全集第47卷，第225-6页）

　　“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时间是以通过强制劳动吸收工人的时间为基础的，这样，工人就丧失了精神发展所必需的空间，因为时间就是这种空间。”（全集第47卷，第244页）

　　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所以，马克思的时间观从其开始走上哲学道路之初，就已超越了见物不见人的“在时间中”的客观主义。

　　“在人类历史--人类社会的产生活动--中生成着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1844年手稿单行本，第81页），“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在实践上自我实现的产物”（全集第42卷，第159页）。

　　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那时（引注：指共产主义），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全集46卷[下]，第222页）
“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同上，第205页）

　　“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的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它作为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同上，第225-6页）

　　这就是说，自由时间是个性自由发展的人的劳动时间。因此，不要以为只有耗费在劳动过程中的时间才具有价值属性、才是价值判断的对象，而必须意识到凡是付出人类生命时间的人类行为都具有价值属性（区别仅仅在于量上的正和负或者零）。

　　人类存在的空间并不是无止境的物质世界，而是人类通过有限的生命时间与外部世界所发生的无穷多样的联系形式。也就是说，正如只能从时间角度去理解价值一样，人类与物质世界的联系也只能以时间尺度去理解--人类存在的空间取决于人类对自身生命时间的利用。

　　“在时间中”的思维方式导致“在空间中”的世界观，即外在于人的无限物质世界成为人类存在的无止境的可能世界。

由于网上有很多政治禁区，所以在互联网上关注新闻、收集资料的人就少了。互联网全面介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大概只有七年，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互联网就变得面目全非，这真是文明的退步。中国境内的互联网逐渐被鸡飞狗跳的八卦内容占领了。

加西枫情论坛 中国人不能这样用互联网

来源： 加拿大《加西枫情论坛》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

http://www.singtaonet.com/ed_china/200704/t20070423_520050.html

外国人经常发现一些中国人熟视无睹的情况，Geoffrey York对中国人上网习惯的观察就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这位作者在《没想到中国人这样使用互联网》一文中说：“拥有1.37亿互联网用户的中国，其线民的人数仅次于美国。但是，中国似乎没有把互联网作为改变社会的工具，而是首先把它当成了娱乐源泉。在中国，互联网不是资讯超级高速公路，而是喧闹的娱乐大杂烩。

　“这种现象能从市场情况获得部分解释。在西方，约70%的互联网用户年龄都超过30岁。而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约70%的网民都小于30岁。中国的线民大部分都是渴望娱乐的城市白领和学生。他们每周的上网时间合起来超过20亿小时。杨先生说：“西方人爱户外运动和大自然游览，中国人更喜欢在室内活动。以前是麻将和打牌，现在他们发现了互联网。

　　“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互联网是用于特定目的的地方，上网是为了流览资讯、新闻或收发邮件。而在中国，互联网首先是一种娱乐媒介，用来给年轻人消磨时光。”

　　这位作者说得真是一针见血，中国的互联网沦落到这个地步，都是政府的言论管制造成的。以前，门户网站的重点内容都是新闻，官方的舆论管制部门认为这样会打破自己对新闻发布的垄断，所以就取消了网站采写新闻的自由，让网站必须转载官方新闻机构发布的新闻，而官方的新闻媒体在发布新闻的时候经常是藏三掖四，人们不能从这些新闻中读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人们对新闻的关注就大打折扣。

　　官方不但对新闻传播设置禁区，他们还对资讯传播设置禁区，于是一些网上的搜索工具就无法发挥它的全部功能，网上的某百科全书也是面目全非。我以前经常使用Google，由于它在官方的管制之下很不好用，动不动就来个网页无法显示，因此我现在很少使用这个搜索工具。

　　由于网上有很多政治禁区，所以在互联网上关注新闻、收集资料的人就少了。互联网全面介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大概只有七年，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互联网就变得面目全非，这真是文明的退步。中国境内的互联网逐渐被鸡飞狗跳的八卦内容占领了。

　　在网上玩网路游戏、追星、聊天，这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太多的人用大量的时间做这些事情就不正常了，这说明很多人在生活中没有正当的目标，他们只能靠这些东西来消磨时光。我在网上遇到很多人，他们有时感觉互联网上的游戏、聊天也没什么意思，他们一面抱怨这些东西，他们还离不开这些东西，这说明现实中确实没有什么东西能吸引他们了。工作场所象战场，人在这里累得要死；在学校里学生只能领略到死记硬背，人在这里要烦死；体育场所要门票，没钱就不能进去玩，学校、单位的运动场所不对外开放，想参加体育活动无处可去；即使有活动场所，学生的父母也不会让学生去，他们害怕这会耽误学习。因此，广大青少年只好卷屈在网吧里、或家中的电脑旁。

　　在中国，约70%的线民都小于30岁，他们在网上用很多时间来关心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娱乐，这不是什么好消息。首先，青少年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他们用大量的时间坐在电脑旁，这对身体的发育不利。其次，娱乐仅仅是娱乐，人不能总是娱乐，人还要去严肃地思考。在学校，浅薄的应试教育不能使学生严肃地思考，在互联网上，青少年也不能有严肃思考的机会，因为很多资讯他们接触不到，这样一来，青少年的智力就无法得到提升。美国的中学生在看《战争与和平》、在参加社区劳动、在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的中学生就知道谁长得帅、谁长得靓；在这种状况下，我国人民还大谈国家之崛起，这真是一个奇迹。(作者 田晓明)

不是信息高速公路而是娱乐大杂烩

http://news.sina.com.cn/c/2007-04-11/131612753079.shtml 2007年04月11日13:16 青年参考

没想到中国人这样使用互联网

　　作者GeoffreyYork

编译古雷

　　杨军发现他的第一个明星是在四川省的穷乡僻壤。她是一位相貌清新的农家姑娘，悠闲地站在山间的路上。他给她拍了张照片，然后张贴到互联网上。

　　不到几个月，这位农家姑娘迅速成为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名人之一，拥有2000万拥趸、自己的网站、一个视频博客以及与大公司的诱人的广告合同。这就是“天仙妹妹”成名的过程。她除了会民间歌舞之外，没有特别的天赋或技能。她之所以能一夜成名，是由于她具有的纯真面孔和乡村传统。但她帮助杨先生成了互联网上的星探。如今，他已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个顶尖网络策划家之一，在时尚的北京摩天大楼里拥有十几名雇员。

　　这就是中国互联网的现状。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人，一夜之间变得妇孺皆知，俘获了整个国家网民的目光——世界没有料到中国人会这么使用互联网。

　　拥有1.37亿互联网用户的中国，其网民的人数仅次于美国。但是，中国似乎没有把互联网作为改变社会的工具，而是首先把它当成了娱乐源泉。在中国，互联网不是信息超级

高速公路，而是喧闹的娱乐大杂烩。

　　这种现象能从市场情况获得部分解释。在西方，约70％的互联网用户年龄都超过30岁。而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约70％的网民都小于30岁。中国的网民大部分都是渴望娱乐的城市白领和学生。他们每周的上网时间合起来超过20亿小时。杨先生说：“西方人爱户外运动和大自然游览，中国人更喜欢在室内活动。以前是

麻将和打牌，现在他们发现了互联网。”

　　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互联网是用于特定目的的地方，上网是为了浏览信息、新闻或收发邮件。而在中国，互联网首先是一种娱乐媒介，用来给年轻人消磨时光。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像“天仙妹妹”这样从乡间或街头崛起的网络红人，迅速迷住了中国网民。“年轻人对主流的娱乐明星早就厌倦了。”杨先生说，“他们更喜欢来自街头、像他们的兄弟姐妹的那些人……这反映了普通人的声音。”

　　(加拿大《环球邮报》4月7日)

蒋彦永医生就六四的上书
浸著血泪的上书——蒋彦永医生上本届"人大""政协"会议书 Dr. Jiang Yanyong's letter calling for June 4 reappraisal
February 24, 2004
Chairman and Vice Chairme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Standing Committee
Chairman and Vice Chairmen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Member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Political Bureau
Premier and vice premiers of the State Council:

http://asnic.utexas.edu/~bennett/__322/Jiang-Yanyong.pdf

In 1989, students in Beijing, in view of the corrupt government at that time, voiced their just
demand for fighting corruption and bureaucratic racketeering and for promoting clean and
honest government. The students' patriotic acts had the support of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people in Beijing and the country. However, a small number of leaders who supported
corruption resorted to means unprecedented in the world and in China. They acted in a frenzied
fashion, using tanks, machineguns, and other weapons to suppress the totally unarmed students
and citizens, killing hundreds of innocent students in Beijing, and injuring and crippling
thousands others. Then, the authorities mobilized all types of propaganda machinery to
fabricate lies and used highhanded measures to silence the people across the country. Now 15
years have gone by and the authorities are expecting the people to forget the incident gradually.
In the past they called this Tiananmen incident a "counterrevolutionary rebellion," and then
they called it the "1989 political storm." Giving the incident a different name specifically
indicates the perpetrators' guilty conscience. If it was a storm, why did they have to mobiliz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troops to suppress it Why should they use machine guns and tanks to
kill innocent ordinary people Thus, I propose that we must correctly characterize the students'
patriotic movement on 4 June 1989.
I am a surgeon at the PLA Number 301 Hospital. When the June 4th Incident took place in
1989, I was the director of the hospital's department of routine surgery. On the evening of 3
June, I heard repeated radio broadcasts urging people not to go to the streets. At about 2200
when I was in my dormitory, I heard continuous gunshots from the north. Several minutes later,
my pager beeped. It was the emergency room's call. So I rushed there. I could not believe my
eyes--lying on the floor and the examination tables were seven young people with blood all
over their faces and bodies. Two of them were later confirmed dead after an EKG test. My
brain buzzed and I almost passed out. I have been a surgeon for more than 30 years. When I
was a member of the medical team of the PLA Railway Corps that built the Chengdu-Kunming
Railway, I also saved many wounded soldiers, but they were injured by inevitable accident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However, lying before me this time were our own people,
killed by children of the Chinese people, with weapons given to them by the people, in Beijing,
the magnificent capital of China. But I could not afford the time to think at that time. After
another salvo of gunshots, more wounded young people--I didn't know the exact number--were
brought to the emergency room by people in the vicinity with pull carts and pedicabs. While I
examined the injured, I also requested my staff to notify other surgeons and nurses to come to
the emergency room. All 18 surgical rooms in our hospital were used for emergency treatment
for the injured. My job in the emergency room was to determine the nature of the injuries and
treat the injured. During the two-hour period from 2200 to midnight, our hospital's emergency
Source: http://www.89-64.org
room accepted 89 patients with bullet wounds. Seven of them later died despite emergency
treatment. In the 18 surgical rooms, doctors in three groups spent most of the night performing
surgical operations to save all those who could be saved.
I can never forget the one who died. He was a young man in his twenties, whose parents were
cadres retired from the Seventh Machine-Building Ministry located across the street. They had
four or five children. When they heard the radio broadcasts that asked people not to go to the
streets, they forbade their children from leaving home, and they sat down to play mahjong.
When it was about 2200, the elderly couple became sleepy and was about to go to bed. But this
young man (he was the youngest in the family, who just received his wedding certificate) and
his "fiancéé" went to the streets when they heard the gunshots outside. When they ran to the
Five Pines Crossroad, a salvo of gunshots sprayed on them. The girl turned and ran. She yelled
at her boyfriend to return immediately. A little while later when she found her boyfriend did
not follow her, she went back. Soon she found her boyfriend lying on the roadside in a pool of
blood. She called his name. There was no response. She pulled him, but he would not move.
The people nearby immediately came forward to help. Several of them held him up and brought
him to our emergency room. A nurse checked his blood pressure. There was none. When she
performed an EKG test on him, the line on the screen was flat. When I examined him, I found a
bullet hole in his left arm, but I could not find the hole from which the bullet exited. His
girlfriend begged us to save him. But we could not, because, as the flat EKG line showed, his
heart had stopped. We assessed that the bullet had entered his heart. The girl cried as if she had
gone crazy, but she immediately went home and brought her boyfriend's mother to the
emergency room. After the mother came, she searched all over her son, but all she could find
was one bullet hole. Then she kneeled before me. She held my leg and begged me to save her
son. With tears all over my face, I was speechless. Then I squatted beside this totally shattered
mother and told her that her son's heart was smashed and he could not be saved. The mother,
after calming down for a little while, began to break into a torrent of abuse, saying: "I joined
the military when I was very young. Then I joined the party and followed the CPC in fighting
Japan and Chiang Kai-shek. Now the PLA killed my dearest child, I am going to settle the
score with them." Later her son's body was placed on the floor in our hospital's morgue along
with other bodies. Some PLA soldiers were there to watch them. The deceased were vilified as
"ruffians" and their bodies were not supposed to be picked up [by their families]. The next day,
the young man's family member came to pick up the young man's body, but they were not
allowed to do so. However, they were relatives of a high-ranking general and so they were
allowed to take away the body soon afterward.
Another deceased person was a physically robust motorcyclist. After practicing in Fengtai that
afternoon, he came to the Five Pines Crossroad in the evening. He was injured by a bullet
before he could dismount from the bike. Several people put him on a pull cart and brought him
to our emergency room. When I examined him, his blood pressure was still normal, but there
was a big bullet hole on the left side of his pubis and blood was gushing out from the hole. We
could not stop the bleeding by applying a tourniquet to that part of the body. Because of the
loss of a great quantity of blood, his blood pressure soon plummeted. Then he went into shock
and began to have difficulty breathing. Then, with his mouth wide open gasping for air, he soon
stopped breathing and died before my eyes. As a surgeon, I can never forget that scene where a
patient died before my eyes owing to the fact that we could not save his life under conditions at
that time.
At about midnight, a military officer with the rank of major (the only serviceman we saved that
night) was brought to our emergency room. A bullet pierced through his upper left arm. The X-
ray picture showed his humerus was crushed and there were many tiny metal fragments (I
sensed that the bullet was a lead-made fragmentation bullet) in the surrounding soft tissue. The
military officer told us that he came to Beijing to visit his relatives. At night when he was at a
street by the Military Museum (the place where he worked), he was injured by the passing
troops that fired a salvo of bullets. The elderly man on his right and the small boy on his left
were both killed instantly by bullets. He was fortunate because only one of his arms was
injured. The man who brought him to the emergency room for treatment was a retired
serviceman who had fought in the Vietnam War. He said this to the many wounded persons and
medical persons in the emergency room: The PLA's support for the lef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ignificantly tarnished the PLA's image on the minds of the people. The troops' use
of machineguns and tanks to kill fellow countrymen is something that even Heaven would not
tolerate. He said it would not be possible for the military to rebuild its image among the
people.After midnight, the troops had passed through our hospital and no more wounded
people were brought to our hospital. Then I proceeded to the surgery room to check the
situation there. I saw one man who had his liver smashed and the smashed liver still had tiny
fragments of metal. We took pictures and videotaped the scenes like that. In other cases, our
doctors also found large amounts of tiny bullet fragments in the wounded persons' intestines. It
was clear that the injuries were not caused by ordinary bullets, but by the so-called
fragmentation bullets, the kind of bullets banned by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Martial law in
Beijing began on 19 May. Because the troops sent to Beijing [to impose the martial law] were
stopped by the people along the way, they could not go downtown. So they were stationed at
our hospital, the Armored Corps, the Telecommunications Corps and other military units
located along the Fuxing Avenue. From our medical staff's conversations with the troops
stationed in our hospital, we gradually learned the truth of the student movement and so our
medical personnel clearly stated that they would never take part in suppressing the students. In
those days, at about 0600 early in the morning each day, a helicopter from the Xijiao Airport
would take off and fly slowly eastward along Fuxing Avenue to contact the responsible persons
of the troops stationed in various units (the person in charge in our hospital was a regiment
commander) to make sure the troops were ready for assignments. At this time the troops would
get everything ready and wait for the arrival of the helicopter and the regiment commander
would contact the helicopter via radio, saying that his unit was prepared. Soon after the
helicopter left, the officers and men of the unit would go here and there to chat with the
comrades in our hospital. Specifically because these units could no longer be assigned to
suppress the students, they were withdrawn in late May and early June. I heard that the troops
which later took part in suppressing the students were hurriedly deployed from Shandong.
Many of the soldiers in those units had fought in Vietnam and had opened fire and killed
people during their confrontation with the enemy. When they were shipped to Beijing, they had
no newspapers to read and no radio to hear on the trains. They were totally in the dark
regarding the situation. Soon after they came to Beijing, they were told that their mission was
to suppress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rebellion in Beijing. Under that circumstance, the ignorant
soldiers did what they were told, causing the tragic June 4th Incident.
On the evening of 3 June, each and every medical worker in our hospital who took part in
saving lives could not imagine that such a tragedy that no normal person could understand
could have occurred. At that time I even thought that it could have been an incident caused by a
certain military leader who had gone reckless. At that time I also talked to the president of our
hospital, surnamed Liao, asking him whether we could call the higher authorities to
immediately put a stop to the situation that was happening before our eyes. Like me, President
Liao, with tears in his eyes, did not know what to do. On the morning of 4 June, a tank drove
up to our hospital's outpatient clinic and some soldiers brought down two soldiers who were in
a coma. At that time I was still in the emergency room. I learned from the soldiers who brought
the unconscious soldiers that they could have been intoxicated. So I told President Liao that the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s across the avenue should know how to treat people injured by
poisonous gas. When we were establishing contacts [with the academy], we also tried to
transfer the two soldiers to Hospital Number 307 across the street through an underground
tunnel. President Liao, myself, and other comrades in our hospital were very sorry to know that
our people and soldiers were injured in such a manner.
On 9 June, Deng Xiaoping summoned the leaders of all units and talked to them. Then the
investigations began. One day, Prof. Zhu Ke, who was my classmate and director of the
neurology department of the hospital, visited me, saying that the hospital had asked him to talk
to me about the trip I made to Tiananmen in mid-May with some medical students pursuing
advanced training in our hospital. I told Zhu: You stay out of this. Whoever in the hospital
wants to know about the trip should talk to me in person. Soon, one comrade of the hospital's
political department visited me. He told me that in a videotape the higher authorities saw me
and the medical students going downtown along Fuxing Avenue. He said the students were on
a truck, holding high a streamer with characters that read "Support Group of the PLA Medical
College for Advanced Studies" and beating gongs and drums; and that I was following them on
a bicycle. He asked me to explain what was going on. I told him this: That day was a
Wednesday. Our department was scheduled to go downtown that afternoon to attend an
academic symposium sponsored by the Beijing Surgery Society, and we had reserved
transportation. When we went to the motor pool, we were told that it could not dispatch any
vehicles because the road was congested with demonstrators. Then I saw many medical
students inside the hospital gate. They all put on white gowns and were ready to go to
Tiananmen to voice their support for the students. When these students saw me, they asked me
to join them. I asked them what time they would return and they said they would camp at the
Tiananmen Square. So I told them that in that case I could not go with them. Then I rode my
bicycle and biked slowly with them. On our journey, we chatted. When we reached Lishi Road,
no motor vehicle could proceed. Then they disembarked and walked downtown and I continued
to ride on my bicycle. Because of a sudden rainstorm, I hurried back to the hospital after
making one round of the square. I told the comrade that everybody knew about my trip to
Tiananmen Square and that I had made no mistake on the trip. Then the comrade who had had
the heart-to-heart talks with me reported what I told him. Later, whenever the June 4th Incident
was discussed, I insisted that the suppression of the student movement was wrong. Because of
that, I did not receive the promotion I deserved that year.
Following the June 4th Incident, everything was measured by one's attitude toward the
incident, such as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leading group of our fraternal unit, the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s. When higher authorities interviewed Prof. Qin Boyi, the president of the
academy at that time, he candidly indicated that he had done nothing wrong in approaching the
incident. For example, when the martial law troops could not go downtown and had to be
stationed in some of the military units along the way, President Qin said that, according to the
academy's assignments, if the troops wanted to be stationed in the academy, they should also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of safeguarding the academy's security; otherwise other people would
also want to be stationed in the academy and that would cause unnecessary problems.
Consequently, the troops were not stationed in the academy. As to the delivery of drinking
water to those students who were on a hunger strike in Tiananmen Square, Qin said he
approved the move and even approved the use of a motor vehicle for that purpose. That was
because many other units did the same thing, he said. The consequence of these investigations
was the dismissal of Qin from office. Prof. Tang Peixuan, a vice president [of the academy] and
also my classmate, was also dismissed from office after he said to his superiors that when he
took part in student movements before Liberation, the Guomindang [KMT] government at that
time only used fire hoses to spray water on the students and did not use guns for the
suppression. He said it was incomprehensible that the people's troops this time killed countless
[wu shu de] students and ordinary people with machineguns and tanks. Then, another vice
president of the academy was promoted to president of the academy because he said things the
superiors wanted to hear and because he performed well while stating his position.Following
the June 4th Incident,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my friends in all walks of life clearly
understood that the June 4th suppression was absolutely wrong. However, because of the
higher authorities' pressure, they did not want to speak their minds. In this respect, the claim
that people were in unity with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was entirely untrue. On all occasions over
the past 15 long years, I always stated clearly that I believed the June 4th suppression was
absolutely wrong. I also hoped that this mistake would be corrected by our party with firm
resolve. Becaus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was on the verge of total collapse. Then
Deng Xiaoping emerged and our party corrected the mistakes made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was not thrown into chaos. Rather, the people gained more confidence in the party. In
those days, China had serious food shortages. We needed ration coupons to buy everything. But
the people still supported the party in surmounting all sorts of difficulties. In only 20 years, our
country has significantly changed. Now our country has plenty of goods and the people's living
conditions hav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Moreover, correcting the mistakes made in the June
4th Incident is the common wish of people in the country and also the wish of people
throughout the world. As long as the leaders of our party act with firm resolve to correct the
mistakes, I believe they will have the support of the whole nation and there will not be chaos in
the country.One day in 1997 I visited Comrade Wu Zuguang in his home. He told me that he
had wanted to speak at the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session that year but the session's
chairman wanted his written speech in advance; consequently the chairman did not let him
speak at the session and he could only speak at the literature and art group discussion. He said
he endorsed China's earthshaking economic changes in the past 20 years as a result of Comrade
Deng Xiaoping's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He said the Chinese people would not forget
his meritorious contributions in this respect. But he pointed out: Deng Xiaoping's way of
handling the June 4th Incident was mistaken [you cuo de]. Now that Deng is dead, we should
reassess the incident. Deng was a very old man in 1989 and he learned the outside world
primarily through second-hand information. At that time Beijing's Chen Xitong gave him false
information, claiming that reactionary forces at home and abroad were behind the students.
That was why Deng was fooled. He was deceived by Chen. Now Chen is a felon found guilty
of corruption. So Chen should be the one to be held criminally accountable, and the true nature
of the incident should be made known. Wu told me that after he finished his talk at the group
discussion, no one at the session expressed disagreement (and of course no one could come up
with any legitimate reason to disagree), but no one supported his view either. That hurt him
tremendously. That was because he knew those at the session were very smart intellectuals but
who nevertheless were afraid to speak their minds even though they shared his view in private.
That pained his heart totally. His wife, Xin Fengxia, said to me that she always urged him not
to express any views, but it was useless because Wu would not listen and would seize any
opportunity to state his views, saying: Everybody has a mouth, which serves two purposes: eat
and speak. Whenever I speak, I must speak the truth. If this mouth is used to tell lies and if I
don't want to use it to speak my mind, then its only purpose is to eat. What's its usefulness in
that case Wu's talks educated me greatly. A man must talk and tell the truth. Later I visited my
teachers, Lei Jieqiong and Wu Jieping. They were my teachers when I was a student at Yanjing
University. I told them my experience in saving the injured people at Hospital Number 301 on
the evening of 3 June. They both indicated that they were not aware of the specifics of the
incident, but they both maintained that the government made a big mistake in handling the
incident. They added that while they couldn't do anything now, they believed the issue would
be resolved in the future.
In 1998, I and some comrades, as CPC members, wrote a letter to state leaders, NPC deputies
and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representatives, proposing that the June 4th Incident be
reappraised.In 1998, I called on Comrade Yang Shangkun at his residence and reported to him
my visit to Taiwan (Yang had always been the principal person in charge of the Taiwan issue)
and I talked to him about the view of my cousin, Jiang Yanshi [Tsiang Yen-si, a senior KMT
official who held many important offices in Taiwan] about reunification. Then I told Yang that
I was the surgeon in charge of treating the injured persons brought to Hospital 301 and asked
him whether he wanted to hear my view. He said he wanted to hear. And so I told him what I
saw. I also gave him a copy of the letter that I wrote to the central leaders. Yang indicated that
the June 4th Incident was an incident in which the CPC committed the most serious mistakes in
its history. He said he could not do anything to correct the mistake, but said that the mistakes
would be corrected in the future.
Comrade Yang Shangkun's view was also the view of many other elderly comrades. After the
June 4th Incident, the Central Advisory Commission chaired by Bo Yibo held a session to
criticize four elderly comrades: Yu Guangyuan, Du Runsheng, Li Rui and Li Chang. Some
people even plotted not to let these four party members reregister their membership. Later,
Comrade Chen Yun wrote a letter to the Central Advisory Commission, and Bo Yibo read the
letter at a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ommission. The letter said, to the effect: We must stop
handling the matter this way. We have learned a lot from things in this respect. Is it possible
that we will have to rehabilitate these people in the future After reading the letter, Bo said:
This issue is finished. We will not discuss it anymore. We should stop talking about it from
now on. Comrade Chen Yun has said it very clearly in his letter that he is against the handling
the June 4th Incident in such a manner. I don't know whether this important view of Comrade
Chen Yun has been referred to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 and
the CPPCC Standing Committee ["standing committee" as published].
Recently I read the book, "For the Sake of China's Tomorrow -- Those Who Are Alive and
Those Who Have Died [Weile Zhongguo de Mingtian nSheng Zhe yu Si Zhe]," written by
Ding Zilin, author of "The Tiananmen Mother [Tiananmen Muqin]." The book makes me
clearly aware of the pressure and the pains that the mother of a 17-year-old warm blooded
youth, who was killed in the June 4th Incident, had to bear over the past decade or so. This
mother and other family members of the victims did everything possible to find and contact the
families of nearly 200 victims and others who became cripples; then, in one way or another,
they expressed their wish -- the wish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seriously and responsibly
explain to them the killings of their family members. That was a reasonable request. Who
among us does not have parents, children, and brothers and sisters Like them, anyone whose
family members were unjustly killed should voice the same request. Each CPC member,
Chinese citizen and human being must courageously support their just demand. Beginning in
1995, they have made it a practice each year to write an open letter to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 stating their just demand. Regrettably, however, this supreme power organization of
the state has turned a deaf ear to this serious request and made no response whatsoever. This is
an extremely irresponsible attitude. We will never be able to justify this before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I have written quite a lot already. What I want to say is this: Since the new party and state
leading collectives formed after the 16th National Party Congress have stressed on all
occasions the need to act on the Constitution and be people-centered, then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 the CPPCC Standing Committee ["standing committee" as published], the
members of the 16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Political Bureau and members of its standing
committee must reassess the June 4th Incident in light of the criteria in the PRC Constitution
and the party's three most fundamental principles -- "integrat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or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maintaining close ties with the masses, and making criticism and self-
criticism." Our party must address the mistake it has made. The earlier these mistakes are
resolved and the more thorough they are resolved, the better. I believe that correct assessment
of the June 4th Incident is what the people want and it will never cause unrest among the
people. The claim that stability is of overriding importance can in fact cause even greater
instability. For years, each time before June 4th, some people, like sitting on thorns, are in a
state of extreme nervousness. They would not know how many people would be mobilized this
time to prevent disturbances. This has been the case year after year. The uneasiness has not
gradually diminished just because the June 4th Incident has become farther and farther away.
On the contrary, the people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disappointed and angry.
After repeated deliberations, I think I must write you this letter. Of course I have considered the
consequences that I might encounter after writing this letter. But I have decided to tell you all
the facts. If you think it is necessary, please talk to me at your convenience.
If you receive this letter, please acknowledge the receipt.My address: No. 26, Zhuge Zhuang,
Wanshou Road, 5-1204Zip code: 100036Tel: 68134451[Signed] Jiang Yanyong, Department
of Surgery, Beijing 301 Hospital[Dated on] February 24 2004
Dr, Jiang ...
... and two of his patients
2004年2月24日
蒋彦永医生就六四的上书
浸著血泪的上书——蒋彦永医生上本届"人大""政协"会议书
- - - - -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副委员长
全国政协主席及副主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
国务院总理及副总理:
1989年,北京学生针对当时的政府腐败,提出反腐败,反官倒,要廉政的正
义要求.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北京市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但少数维护腐败
的领导却采取世界和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手段,用坦克,机枪等武器,对手无寸
铁的学生和市民进行疯狂镇压,造成了数白名无辜青年惨死北京街头和数千人民致
伤致残.之后,当局随即开动各种宣传机器编制谎言,并用高压手段使全国人民变
得有口难张.15年过去了,当局希望人们会渐渐淡忘:过去把天安门事件称作
"反革命暴乱",后来就改称为"89年的政治风波".这种对事件名称的更改,
正说明肇事者的心虚.既然是风波,何以要动用数十万军队去镇压 怎麼能用机枪
坦克去残杀无辜的百姓 所以我建议,要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
(Memoir Tiananmen-89)
我是解放军301医院的一位外科医生,89年
六四时我是普通外科的主任.6月3日晚上听到反覆
不断的广播,让人民不要上街.约10点钟,我在宿
舍裏听到北面有连续的枪声.数分钟后,我的呼叫器
响了,是急诊室呼我,我赶紧奔到那裏.使我难以想
像的是,躺在急诊室地上和诊断床上的已有七名脸上
和身上到处是血的青年,其中两名经心电图检查证实
已死亡.当时我的脑中嗡的一声,差一点晕了过去.我当外科医生已30多年,到
铁道兵修成昆铁路的医疗队参加抢救工作时,也曾遇到过成批的伤员,但那都是因
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而眼前,在堂堂的中国首都北京,在我
面前躺著的,却是被中国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给予的武器残杀了的自己的人民.我还
来不及思考,在一阵密集的枪声过后,又有不少被打伤的青年,由周围的老百姓用
木板或平板三轮送进了急诊室.我一面检查伤者,一面请有关人员通知各位外科医
生和护士奔向手术室.我们院共有18间手术室,都被用来展开抢救,我在急诊室
做分伤和紧急处理.从10点多开始到半夜12点,在这两个小时中,我们医院的
急诊室就接收了89位被子弹打伤的,其中有7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大夫们在医
院的18间手术室中,分三批做了大半夜手术,将有可能救的人都救了过来.
(64memo.com - 89)
蒋 永医生 蒋 永
医生89年六四时是
解放军301医院的
外科主任.6月3日
上从10点多开始
到半夜12点这两个
小时中,其医 … (2004年2月24日)
△
有几个死者使我终身难忘.一个20多岁的男青
年,他的父母是我们医院对面七机部的离休干部,有
4,5个儿子.当他们听到广播不让上街后,就告知
孩子不准离家,全家都坐下来打麻将.到快10点
了,老两口困了就准备睡了.外面枪一响,这位青年
(他是最小的,当天领了结婚证书)和他的"未婚
妻"就跑上了街.他们快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时,有密集的枪弹向他们扫射过来,
那位女同志就回头跑了,并喊她的男友赶快返回.她跑了不多远,发现她的男友没
有跟过来,於是她就折回去.不久,她就看到她的男友躺倒在路旁的血泊中.她喊
他,他不理,拉他也不动.周围的群众立马上前,有三,五人托著他,送到我们的
急诊室.护士给他测血压,测不到;做心电图,是直线.我检查这位伤员,只在他
左手臂内侧发现一个弹孔,但没有发现出去的弹孔.他的女友求我们给他抢救,我
们实在没有办法,因为心电图直线说明心脏已停止跳动,估计是子弹射入了心脏.
这位女孩哭疯了,但她马上跑回去,把男友的母亲请来.母亲到后,趴在她儿子的
身上左右翻检,只见到一个枪眼.随后她跪倒在我的脚前,双手拉著我的腿,哭著
求我救救她的儿子.我当时也泪流满面,无言以答.我蹲在这位伤透了心的母亲的
身旁,如实地告诉她,他的心脏已被打碎,已无可能救活.这位母亲稍稍安静一些
后,就哭著大骂:"我很小就参军,入党,跟著共产党打日本,打蒋介石.现在我
们解放军却把我最心爱的儿子打死了,我一定要去找他们算帐".后来她儿子的尸
体被放在我们医院停尸房的地上,所有的死者均放在那裏,由解放军看守著.死者
都被诬称为"暴徒"尸体是不准领走的.第二天,这位死者的家属要来领走尸体,
未成.但他们是一位高级将领的亲戚,所以过不久就领走了. (64memo.com -
2004)
另一位死者是一个身体非常强壮的摩托车运动员,他当天下午在丰台练车,晚
上回到五棵松路口,还没有下车就被子弹射伤.当时有几位老百姓把他放在一辆平
板车上,拉到我们的急诊室.我检查他时他的血压还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沟处有一
很大的弹孔,大量的血不断涌出.这个部位无法上止血带,用手和敷料也压不住出
血.我们尽快给他输血,但血的供应已十分困难.由於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压很快
就掉下去了,接著出现严重的休克,呼吸也越来越困难.我眼睁睁地看著他张大著
嘴,挣扎著呼吸,最后完全停止了呼吸.作为一个外科医生,眼看著病人在你面
前,却因这种条件而无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辈子也无法忘却的. (六四档案
89)
约在12点时,送来了一位少校军官(这是当晚我们救治的唯一的军人)他的
左上臂中部有子弹贯通伤,X片显示片显示肱骨粉碎性骨折,周围软组织中有大量
金属碎片(我意识到这是一种铅制的开花弹).这位军官告诉我们,他当天进城到
亲戚家造访,晚上回来到军事博物馆(他的工作单位)门口马路边上,被过路的部
队用连发扫射的子弹击伤.他的右边是一位老人,左边是一个小孩.这一老一少,
均被子弹击中,当场死亡.他算是幸运的,只伤了一只胳膊.送他来的是一位参加
过越南战争的退伍军人.他当时就对在场的很多伤员和工作人员讲:我们解放军在
文化大革命中的支左工作,曾使自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受到很大伤害.这次部
停尸间(5)医院车
棚都满了
Bloodbath In The
Chinese Capital, by
Wen Wei Po, Hong
Kong, 1989. (1989
年6月4日)△
队用机枪,坦克杀害自己的老百姓,更是天理难容.往后部队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再
也不可能还有威信了. (64档案/2004)
午夜后,部队已通过301门口,就不再有伤员
送到我们医院来了.这时我就去手术室查看手术进行
的情况.见有的人肝脏被打碎,肝内留有很多碎弹
片,对此我们拍了照,录了像.其它一些手术中,医
生们还发现伤员肠道内有大量碎的弹片,这和一般的子弹是明显不同的——是用一
种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谓开花弹打伤的.
北京的戒严是从5月19日开始的,当时进来的部队受沿途老百姓的阻拦,无
法进到城内,就分别驻进沿复兴路的301医院,装甲兵,炮兵,通讯兵等部队单
位.进驻301医院的部队,经过我院广大医护人员和他们的交谈,渐渐了解了学
生运动的真相,於是明确表示,他们绝不会参加镇压学生的活动.那时,每天清早
6点左右,从西郊机场有一架直升机沿复兴路由西向东慢慢飞过,与驻在各单位的
部队负责人(在我们医院裏是一位团长)进行联系,让部队随时做好出发准备.部
队在这段时间裏整装列队,等直升飞机飞来,那位团长用通讯设备与之联系:报告
部队以随时做好准备.飞机一过去,官兵们就又分散和医院的同志交谈,聊天.就
是因为这批部队已经不可能被用来镇压学生了,所以到5月底,6月初,这批部队
就撤离了.据说后来参与镇压学生的部队,是紧急从山东等地调来的.那些部队中
不少是去过越南战场的,在战场上和地方对峙,开过枪,打死过人.他们被运往北
京时,在火车上没有报看,没有收音机听,完全是被蒙在鼓裏.一到北京后,就被
告知:北京出现了反革命暴乱,要他们去镇压.在这种情况下,无知的战士,听从
命令,造成了六四的悲惨事件. (Memoir Tiananmen - 2004)
在6月3日晚上,我们医院的每一位参加抢救的医护人员都万万没想到会出现
这种使正常人无法理解的惨事.我当时也以为不知是哪个部队的头头在胡来.我和
当时到急诊室来参加抢救的廖院长说,是否可以和上面通电话,告诉他们在我们面
前发生的意外情况,请上面赶快制止.廖院长也和我们一样,不断流泪,不知如何
是好.6月4日上午有一辆坦克开到301医院门诊楼边,从车内抬下了两位昏迷
的战士.我当时还在急诊室,从送来的人员那裏了解到,两位战士大概是中毒昏
迷.我和廖院长商量,我们对面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应该知道如何处理这类毒气伤.
我们一面打电话联系,一面想办法把他们从地下通道转移到我们对面的307医
院.我和廖院长等其他院裏的同志,都为老百姓和战士受到这样的伤害,感到十分
悲痛. (六四档案-2004)
6月9日邓小平召集各单位领导讲了话,紧接著
就开始了清查工作.有一天,我的同学,脑内科主任
朱克教授找我,他说院裏托他先找我谈,让我说清5
月中旬和医院进修生上街去天安门的事.我告诉朱
说:这事你不必管,院裏谁管这事的来找我谈好了.
不久,院政治部的一位同志来找我.他告诉我,上面
罪恶的子弹 "许多人子
弹打到身上 都还以为是
橡皮子弹 " (1989年6月
4日)△
生命线上的救护
车 红十字会先
后调配了100多
辆救护车 数百
医护人员 52家
医院 近2000
张病床(国家教委《惊心动魄的五十六
天》) (1989年5月17日)△
从一份录影带上看到我和医院进修生进城,他们乘一辆卡车,打著解放军军医进修
学院声援队的大旗,敲锣打鼓地驶在复兴路上;我在一侧骑自行车跟著他们进城,
让我把此事说清楚.我告诉他,那天是星期三(五月十七日--六四档案注),我
们科原定下午进城参加北京外科学会的学术活动,我已订好了车.当我们去车队
时,被告知路上全是游行队伍,所以不能发车.此时,我看到在301大门内有不
少进修生,他们都穿著白大褂,准备登车去天安门声援学生的行动.他们见到我
后,请我和他们同去.我问他们什麼时候回来,他们告诉我他们要安营扎寨.我就
说我不能和他们一起去,我骑了自行车,在他们卡车的一侧,一路走,一路聊.到
礼士路,系车已无法通行,他们下车步行进城,我继续骑车到了天安门.因为突然
下起暴雨,我沿广场转了一圈,就赶快返回医院.我去天安门之事是谁都知道的,
我的这个行动没有任何错误,和我谈心的同志就只好如实地去汇报.此后谈到六四
的问题, 我始终认为,镇压学生运动是错误的,为此,在那年我本该调的级别被
卡住了. (64档案 / 89)
六四之后,一切事情都以对待六四的态度为标准来处理.如我们的兄弟单位军
事医学科学院领导班子的调整.那时的院长秦伯益教授当上面领导来找他谈话时,
很坦然地表示他对待六四问题没有不妥之处:如当时戒严部队无法进入城区,就分
散进入沿途的一些军事单位,根据军事医学科学院担负的任务,秦伯益院长提出,
如部队要进入,应担负起保卫该单位安全的任务,否则如部队驻入,老百姓就有可
能跟进,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结果部队就没有驻入;关於给天安门绝食的学生送
水的问题,当时院内群众要求去送水,秦也表示同意,并派了车,因为很多国家单
位都那样做了,等等.考察的结果,秦的职务被免去了.一个副院长是我的同学唐
佩弦教授,他和领导谈话时说,他在解放前参加了上海的学生运动,当时国民党政
府对学生只是用了救火水龙头冲,没有开枪镇压.而现在是人民的军队,却对学生
运动用机枪,坦克,残杀了无数的学生和老百姓.这样做使人实在无法理解.於
是,唐的副院长职务也被取消了.而另一位副院长,因为说了领导喜欢听的话,表
态好,就被提升为正院长了. (Memoir Tiananmen / 89)
六四之后,绝大部分和我相识的各行各界的人,在心裏都很清楚,六四镇压是
绝对错的,但屈服於上面的高压,不敢讲心裏话.在这个问题上,所谓的和中央保
持一致,完全是一种假象.在这漫长的15年中,我不论在什麼场合,从来都是明
确地表明,我认为六四镇压是绝对错的.我总希望这个错误有我们党自己下决心来
纠正.文化大革命搞到把中国推向濒临崩溃的边缘邓小平出来,由我们党自己把文
化革命的错误纠正了,中国并没有乱,老百姓更信任党了.那时我国的食品极其缺
乏,什麼都要凭票,但老百姓仍能和党一起来克服各种困难,使国家在短短的20
年内就大变样了.现在我们国家物资丰富,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了;更何况纠正六四
的错误是全国人民的心愿,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心愿.只要我们党的领导痛下决心,
自己来纠正错误,我相信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中国一定不会乱.
(Memoir Tiananmen/2004)
1997年我去吴祖光同志家探望他,他告诉我,他在那次全国政协会上要求
发言,会议主持人要他先送发言稿,后来没让他作大会发言,他只在文艺组发言.
他说:他先肯定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20年来使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的这一功劳.接著指出邓小平在处理六四问题上是有错
的;现在邓已病故,我们应该重新评估六四.89年时邓已高龄,了解外面的情况
主要靠别人反映.当时北京市的陈希同打了假报告,声称学生后面由国内外反动势
力在煽动,所以邓是上了陈的当,受了陈的骗.现在陈已经是个贪污犯,主要罪责
是陈,应该使六四恢复本来面目.吴告诉我,他发言后,到会的没有一人对他的意
见表示反对(当然不会有人说出反对的理由),但是,会上没有一人附议.这使他
伤透了心.因为他知道,在场的都是一些很有头脑的知识份子,在私下裏都和他有
相同的看法;但在会上却都不敢说心裏话,这实在使他伤心透顶.他的夫人新凤霞
和我说,她总是劝他不要再去提意见了,提了也没有用,而吴总是不听,一有机会
就要提意见.吴对我说,人有一张嘴,一是要吃饭,二是要说话;要说话就要讲真
话,讲假话,不敢讲心裏话,这张嘴就剩光能吃了,还有什麼用 和吴的谈话,给
了我很大的教育:人总是应该说话的,要说真话.我后来还去找了雷洁琼老师和吴
阶平老师,他们都是我在燕京大学的师长,我把我在6月3日晚上在301医院抢
救伤员时的所见,讲给他们听.他们都表示他们在这方面没有了解得那麼具体,但
都认为六四这事政府是大错了,他们现在无能为力,将来一定会解决的.
(64memo.com 89)
我在1998年曾和部分同志以一批老共产党员的名义,给国家领导人和
人大,政协代表写信,建议重新评定六四.
1998年我曾到杨尚昆同志家去,向他汇
报我去台湾的情况(杨是一直分工领导台湾问题的主
要负责人),我谈了堂兄蒋彦士对两岸统一的一些看
法.随后我告诉他,我是在六四时负责处理送到30
1医院来的伤员的外科主任,问他是否愿意听听我的
意见.他表示愿意听,我就把我的所见如实地告诉了
他,还把我1998年写给中央领导的信给了他.杨表示,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
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经无力去纠正,但将来是一定会得到纠正的.
(64memo反贪倡廉 89)
杨尚昆同志的意见其实是许多老同志的共识.六
四事件发生后,中顾委曾由薄一波主持,对于光远,
杜润生,李锐,李昌四位老同志开了批判会,有人并
打算做出不让他们四位党员重新登记的决定.但后来
陈云同志给中顾委常委去了一信,由薄一波向全体中
顾委委员宣读.大意是,这件事再不能这样做了,我
们过去在这方面教训已经很多,难道将来还要再给他们平反吗 薄读完信后说,这
个问题算了,不再谈了,到此为止.陈云同志的这封信已很明确,他是反对六四这
样处理的.我不知道陈云同志这一重要意见是否已向中央委员,人大常委和政协常
委作过传达. (64memo.com - 2004)
杨尚昆 杨尚昆,一九○
七年生於四川潼南,早年
曾留学苏俄,是邓小平的
同 ,也是留俄时的同
学.学运期间,虽曾对赵
紫阳有所 … (1989年5月
19 日)△
保守元老——陈云
陈云六四时任中央顾
问委员会主席,他的
「乌龙经济」观限制
中共经济改革进一
发展.他坚决拥护李
鹏和杨尚昆实施戒严 … (1989年)△
最近读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写的《为了中国的明天——生者与死者》一
书,使我清楚地知道了,她作为一个在六四事件中被残杀的17岁的热血青年的母
亲,十多年来经受了各种压力,忍受了极大的痛苦.她和难属们千方百计寻找和联
系了近二百位死难和致残者的家属,并以各种方式表到他们的愿望——要求政府对
他们的亲属被无辜杀害作出认真负责的交代——这是一个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谁
没有父母,子女,兄弟姊妹 谁的亲人被这样无辜杀害,都会像他们一样提出这种
要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中国人,一个人,都应该理直气壮地支持他们的正
义要求.他们从1995年开始,每年都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公开信提出严正的要
求.但遗憾的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对这样一个严肃的请求,竟然置若罔
闻,一字不答.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时交代不过去的.
(64memo祖国万岁-1989)
我在上面写了不少,总的意思是:既然16大后我们党和国家的新领导,在各
种场合特别强调要贯彻宪法,要以人为本,那麼,人大常委,政协常委,16届中
共党的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就应该用国家的宪法和党的最基本的三大原则:"理论
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标准来重新审定六
四.我们党犯的错误应该靠党自己来解决,解决得越早,越彻底越好.我相信,正
确地评定六四是人心所向,决不会造成人心紊乱.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只能是造
成更大的不稳定.多年来,每到六四前夕,有的人真是如坐针毡,草木皆兵,不知
要动员多少力量来防止发生事情;年复一年,并没有因为离六四越来越远这种不安
就逐渐减轻,相反的是老百姓越来越失望和愤慨. (六四档案 / 89)
我经过反覆思考,觉得有必要写此信给各位领导.当然我也考虑到写此信可能
会遇到的各种后果,但我还是决定要如实地把我的看法告诉各位.如果领导认为有
必要,请抽空和我谈谈.
信如收到,请告我.
我的地址:万寿路朱各庄26号,5-1204
邮编:100036
电话:68134451
北京301医院外科 蒋彦永

2004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