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北川访谈录

记者：您曾说过思考导致受难，受难促进思考，为什么？

张北川：我曾是个书呆子，是个医生，是个信奉技术的人，从事艾滋病研究遭遇的歧视与困难让我更体会了什么叫边缘，什么叫弱势，对研究对象有了更深的体会。 保护弱势者的利益就等于保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我们中国的文化是道德文化，但通过道德指责来约束人的行为，其实是颠倒了因果。因为性取向与讲不讲道德无 关，例如大多数同性恋是先天形成的，或者是由出生后18个月到36个月里的环境决定的，道德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想用一根绳管理大众是违反人的天性、无视现 实生活多元化的，道德的指责只能导致人群对立，导致主流人群歧视非主流人群。

记者：为什么您认为人群的对立会加剧艾滋病流行？

张北川：你知道身为同性恋者有多痛苦吗？对1100名男同性恋者的调查表明，77％的同性恋者经历过严重痛苦，34％有过强烈自杀念头，10％有过自杀未 遂行动，66％孤独压抑，50％严重影响工作，38％的人遭到诸如侮辱、性骚扰、殴打、敲诈勒索、批判和处分等伤害。同性恋在中国一向是被视为禁忌的，只 是艾滋病流行了，人们才想到这个人群。但如果我们用歧视把同性恋者推向边缘，只可能导致仇恨与报复心理。在人类学上，每个人群中都有2％的反社会人群，而 一个被歧视的人群反社会的比例与偏激程度则更高。我们已经注意到，同性恋者中有人扬言，一旦染上艾滋病就要立即传至更多的人，到死才休。对同性恋的排斥还 导致他们难以接收到科学的信息，因此保护他们的合法权利才是控制他们之间艾滋病流行的基本对策。

记者：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张北川：真正优秀的医生不仅仅是技术性的医生。艾滋病使我们发现了我们文化的缺陷，因为近年来的艾滋病我们才感觉到什么是真正伤筋动骨的东西。我们离现代 国家还很遥远，五千年的封建文化和左的教条实在是我们的沉重原罪。人们把同性恋者看成忌讳，但又有多少人知道自己生活在艾滋病高危环境中？又有多少人科学 地正视这个问题？又有多少媒体传播这个声音？我可以说，在同性恋问题上，我们没有实事求是！

我们要警惕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行，把偏见当道德。那一个个自杀的同性恋者为什么会死？是因为我们的偏见，软刀子杀人不觉死啊。

一位同性恋者在遗嘱中写道：“像我们这种人，一生到这个世界上就打上了不幸的印记，注定了我们之中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灰暗的。我努力过，追寻过，但最终 找不到路，找到的竟然只有离开世界这一条路。给你们写这封信，是希望你们能继续不懈地将这一事业进行到底，帮助更多的人，让他们不要像我这样不幸地了结人 生。”自杀前，他捐助了1000元钱给我们的项目。

记者：我们的阻力在哪里？

张北川：现在印度已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者最多的国家之一，印尼的感染者也在激增中，而中国也已有85万艾滋病感染者，为什么东方文化国度会成为艾滋病大 国？西方对同性恋歧视主要是在宗教界，而东方的歧视却是在民间，因此中国大量同性恋者往往被迫以婚姻作为保护伞，结果中国30岁左右的同性恋者有一半进行 异性性行为，80％以上结婚，这样制造了无数痛苦的女人。无知与偏见一旦与腐败的权力结合起来就会成为反艾滋病研究的巨大阻力。但作为学者，我们还是要说 真话，对政府和媒体说真话。否则我们将被历史追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