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花8000买保险还不够？最新报告预计保险消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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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联社4月23日讯（记者王宏）未来线上各渠道保费会有明显增长，线上渠道或将反超线下渠道，在抽样调查了超3000名家庭理财和保险产品决策者后，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保险与养老金研究中心发布的《2023年
12 分钟前
星期五, 十二月 19, 2008
邵道生：《剧变社会期的中国腐败问题》连载
邵道生：《丑陋的人性》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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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道生：《丑陋的人性》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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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道生：《丑陋的人性》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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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十月 02, 2008
星期日, 二月 24, 2008
于成玉：具有中国特色的错别字
作者：于成玉
按：近几年，老百姓抨击政治腐败、体制失序和道德沦丧，除了顺口溜、民谣、政治笑话外，又创造了一种新的方式，即利用汉语同音字独有的特点，有意将官方政策或者八股术语，以谐音 "错别字"来表达另一种含义，并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广泛传播。现将我所搜集到的一些例句，略加整理发表如下。 毫无疑问，这些东东反映了民情、民意、民心。不知执政者看后是有所领悟改弦更张，还是一笑了之？或者……
1 检查宴收
2烟酒烟酒
3 明主选举
4多捞多得，
5酒精考验
6 依发财判
7勤捞致富
8择油录取
9 不拘小姐
10大力支吃
11言禁公吃
12政歇委员
13繁荣娼盛
14人民政腐
15爱兵必升
16按礼裁决
17百假争名
18保鲜教育
19鳖来无恙
20次职下海
21察艳官色
22肠治酒安
23公正捂私
24金金计较
25居功尽醉
26量利而行
27权心权意
28人民正邪
29善解人衣
30贪为官职
31提钱进步
32 与食俱进
33性福一生
34信访劫逮
35言厉打击
36一言酒顶
37白收起家
38执法贩法
39醉升梦死
40坐椅待币
41植数造零
42护假护伪
43选霸干部
44为民储害
45提钱释放
46攻官小姐
47跑部钱进
48闲妻凉母
49秉功执法
50私而后已
51饮酒吃职
52失望工程
53人民万税
54不吃新苦
55得财兼币
56罚家自富
57返腐娼恋
58丰妇多彩
59毁人不倦
60官门大吉
61积捞成疾
62姐放思想
63能者多捞
64千金一宵
65千万负翁
66轻礼难用
67牌友解难
68人民币胜
69身有体会
70收下留情
71色交活动
72事官重要
73思钱想厚
74同心合利
75无官紧要
76委屈求权
77颜肃处理
78艳过留身
79摇摇欲醉
80以身作贼
81正腐官员
82再结再离
83照脏办事
84百礼挑一
85大学教兽
86政腐大楼
87吃心不改
88独具贿眼
89一戴添娇
90工业冤屈
91招娼引鸡
92妹力四射
93两袖勤俸
94敛政建设
95执法威民
96私而厚已
97饮以为荣
98油袖干部
99有杯无患
100先喂书记
101浴室俱进
102贴近裙中
103开脱进取
104深入肌层
105丸强拼搏
106坚持不泻
107完事如意
后记
如有重复或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是所至感。
2006年7月19日
（此文曾被国内某杂志选用，但付梓前被撤下）
http://guoweidong.jaiku.com/presence/26963165 http://www.zyzg.us/thread-174670-1-1.html http://indymediacn.blogspot.com/2008/02/1.html 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hyxz/200802/Article_20080222164044.shtml 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47905 http://www.newcenturynews.com/Article/gd/200802/20080222003048.html 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action=printable&tid=249354
推进新闻制度改革，落实中国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
—— 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分报告1）
张博树
新闻制度改革，是中国宪政改革事业的开端或基础。没有中国公民知情权、表达权和通过媒体对公共权力监督权的真正落实，宪政改革在任何公共权力领域的深入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本研究报告第一个分报告的主题就是中国新闻制度的改革。
中国现代新闻事业曾经有一个不坏的历史起点，在它的早年成长期，甚至取得过辉煌的成就。《强学报》1896年就曾发表“开设报馆议”，认为办报有助于“广人才、保疆土、助变法、增学问、除舞弊、达民隐”；梁启超1902年则确认“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乃影响中国前途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1 民国成立，举国出现前所未有的办报高潮，民间办报蔚然成风，报纸开始确立社会良心载体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1912年3月4日临时政府内务部曾颁布《民国暂行报律》，规定对“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将停止其出版发行，没成想报律刚一公布即引起大哗。上海报界促进会首先通电全国，指出“杀人行劫之律尚未定，而先定报律，是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众多报纸亦发表社论，表示“所定报律，绝不承认”。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采纳了这些批评意见，于3月9日发表《令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文》，公开宣布“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从善改恶，古人以为常师。”再“民国一切法律，皆当由参议院议决宣布，乃为有效，该部所颁暂行报律既未经参议院议决，自无法律之效力，不得以暂行二字可从权办理。”2
观察文稿（www.observechina.net），转载请注明出处
民初报人群星灿烂，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等均是其中之佼佼者。中国最早的独立政论家黄远生力主办报需“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以公明督责，督责此最有权力者”。 邵飘萍创《京报》，以“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公开主张新闻独立于政治，办报宗旨即在于“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3 在他们看来，办报乃民主政治下最光辉的事业，值得用自己的生命去追求，去捍卫。1926年，邵、林先后被当时的统治者杀害，他们果然用鲜血浇灌了自己的理念，成为中国捍卫新闻自由的先驱。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在“训政”和“以党治国”框架内，曾推行“为党的需要立言”的新闻观，“各刊物立论取材，须绝对以不违背本党之主义政策为最高原则”；在制度层面设立新闻审查机构，“各刊物必须绝对服从中央及所在地最高级党部宣传部的审查”。4 然而，国民党中仍不乏为新闻自由鼓与呼的人士。被称为“元老记者”的于右任1910年创办《民立报》时就曾畅言“有独立之言论，然后有独立之国家；有独立之国家，然后有独立之国民”。30年后身为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仍然不改新闻自由之理想，乃至于1947年在复旦新闻馆落成典礼上发表“新闻自由万岁！中华自由万岁！”的演说，令台下听众动容。5
事实上，国民党对新闻的控制，从未达到多高的水平。国民党政府认可民间报刊的存在，对官营新闻机构有时也网开一面，承认其运营的独立性。1932年萧同兹接手中央通讯社社长职务时，蒋介石就同意了萧提出的三个条件：第一，独立经营，使中央社有机会与报界及社会接触；第二，以新闻为本，发稿不受干预；第三，用人行政，社长有自由决定权。6 虽然这里的“自由”是有限度的，不能违背“国法”和国民党的“党纪”，但作为官方最大的通讯社，能有如此“自由”已经令后来者刮目。
民国时代的报人、学者对新闻的本质、报业的定位均做过深入思考。比如，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新闻学刊物《新闻学刊》的学者黄天鹏就曾指出，报纸既要独立于党派，又要独立于资本。一方面，若“新闻事业完全受党之支配，私人支持编辑之独立报，已无存在之可能，成为清一色之新闻界，党指鹿为马曰，此马也，全国报纸必随声附阿曰，此马也。若此种者已失舆论之精神”。另一方面，若把新闻只当作商品，一味博取读者欢心，亦难以保证新闻之真；更何况过分依赖广告，报纸也难免卷入资本的漩涡而无法自拔。7 邹韬奋亦持有同样的观点，他既反对媒体隶属于党派，也反对报刊为金钱所控制。“我无意恳求一两个大老板的援助，又坚决地认为大众的日报应该要完完全全立于大众的立场”；“我心目中没有任何党派，这并不是轻视任何党派，只是何党何派不是我所注意的，只须所行的政策在事实上果能不违背中国大众的需求和公意，我都肯拥护，否则我都反对”。8
以上简略的历史回顾是为了说明，中国现代新闻事业曾经有一个怎样的起点，与新闻自由之人类普世价值观曾经达到何种高度的吻合。 如果这个普世价值观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1、新闻媒体的使命在于客观地报道事实，为实现公众的知情权服务；2、媒体必须成为社会公器，成为公众表达权的手段；3、媒体必须承担社会监督职能，所以既不能仰赖权力，又不能仰赖资本，而必须与二者保持距离，那么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新闻事业确曾接近过这个理想、执着于这种标准。我们应该为此向我们的先贤致敬。
中国共产党秉承马列学说，视媒体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从根子上就不认可新闻独立的价值。抗战期间《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对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呼唤，乃是为了批评蒋介石国民党，并不意味着共产党真的要实行这套主张。在毛泽东眼里，报纸只是宣传党的政策和教育群众、动员群众的手段，因此媒体必须牢牢掌控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事实上，早在延安时代，中共已经摸索出一套党管新闻的办法和控制系统。1949年建政后，借鉴苏联经验，这个系统被进一步扩充、完善，成为“新中国”新闻制度的基础和运行框架。其要点是：
● 新闻必须为党的事业服务，成为党的“喉舌”，这被称为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
● 媒体的主体资格限定：报刊、广播、电视等只能由“国家”经营，禁止任何私人经营。
● 新闻的本质是“宣传”和“灌输”，而不再是报道事实真相。
● 新闻的内容和传播范围，也就是，公众可以知道些什么，不能知道什么，哪个范围的哪些人可以知道什么，只能由党来决定并控制实施。
● 为了保证党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各媒体系统的机构设置权、干部任命权、财务权等全部掌握在各级党务部门和相关政府部门手中。媒体的编辑、记者必须按照党的要求行事，做党的忠诚传话筒，才能保得这份“铁饭碗”。
正是在这个制度框架内，中国公民的知情权被扼杀了，因为他们能听到、能看到的，只是党希望他们听到、看到的东西，是被精心雕琢过、甚至刻意歪曲过的东西，这些东西反映党的某种意图，但它们往往与事实的真相相背离。我们在“大跃进”时期“亩产万斤粮”的报道中，在“文革”“两报一刊”9 关于“到处莺歌燕舞”的大量社论中，不知领教过多少这类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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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个制度框架内，中国公民的表达权被扼杀了，因为表达权首先意味着表达不同观点的权利，而在党专制条件下，所有媒体都是党的媒体，它们自然不被允许去传播批评党的声音，更不允许表达不同于领袖旨意的“异见”，哪怕这些“异见”是充满善意的，甚或高度建设性的。
正是在这个制度框架内，中国公民的监督权被扼杀了，因为没有知情权，也就无所谓监督权；没有正常的批评，监督自然更无从谈起。当公民的信息渠道完全单一化、封闭化，当报纸上、广播里只允许歌功颂德，不允许评头品足，或者偶尔的批评也只是为了反衬党的“伟大”时，我们又到哪里去寻找“监督”的影子？
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末、80年代上半期，一方面由于民间力量的促动，另一方面作为体制内反思文革悲剧的结果，中共党内的一些开明人士曾大力倡导新闻观念和新闻体制的改革。比如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和总编辑的胡绩伟即提出报纸既要注重“党性”，也要注重“人民性”，并且试图从“人民性”的角度重新解释“党性”，使党报改变其“帮报”形象，逐渐焕发活力。10 时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的钟沛璋也曾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力推新闻体制改革的研究、酝酿和准备工作，认为新闻改革首先是新闻观念的改革，必须解决新闻的真实性问题，改变“党犯错误，新闻宣传也跟着犯错误”的尴尬局面，扭转新闻行业“报纸一色化”、“报道宣传化”、“舆论一律化”、“订阅公费化”的可怕现状。11 然而，随着改革派主将胡耀邦的下台和两年后六四事件的爆发，体制内所有新闻体制改革的努力均告失败并迅速化为乌有，接踵而来的是中国新闻界更加可怕的寒冬。
天安门事件暴露出现政权合法性的深刻危机，为了掩饰这种危机，党控媒体的御用性自然更加凸显。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中国进入经济上继续“开放”、“搞活”，而政治上仍然保持专制体制的威权主义（或后极权主义）时代。从传播角度看，这个时代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伴随着市场原则向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渗透，传统的党控媒体发挥其功能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甚至是重大的变化；二是互联网作为新的传播手段的出现对中共信息垄断提出了尖锐挑战，而当权者对此的回应也使信息时代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斗争具有了许多新特点。在权贵勾结日紧、权力腐败愈演愈烈、社会冲突频发的大背景下，为了维持“稳定”，党的宣传部门不惜动用一切传媒手段制造“歌舞升平”的“和谐”外表，殊不知这种“稳定”却是以社会矛盾的被掩饰和整个民族的平庸化、犬儒化为代价。媒体控制也出现各种各样的新形式，“高扬主旋律”、“把握舆论导向”等成为开放条件下坚持传统意识形态控制的新的标准“话语”。从电视台到广播电台到官方报刊、网站，新闻报道的形式越来越讲究，越来越“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但却并没有改变这些报道仍然是“宣传”而不是真正的新闻的实质。秉承社会良知、敢于揭露真相的媒体记者仍然不断遭到打击，甚至被投入监狱。“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再受到公开的讨伐，但坚持独立主张的学者已经被“边缘化”，社会很难再听到他们的声音。同时，政府花巨资建构互联网“封锁墙”，用纳税人的钱去蒙住纳税人的眼睛，美其名曰是为了防止互联网上所谓“不良”信息的传入。总之，随着后极权统治越来越“精致化”，统治成本也越来越高，离现代文明越来越远。这与一个已经宣布“人权入宪”、正在到处讲“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外部国家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显然，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中国新闻制度改革的目标可以归结为：解构现存的、体现党专制原则特征的新闻观念和新闻运行体制，建构符合宪政民主原则和公民社会精神的现代新闻观念和新闻制度，还亿万中国国民的信息获取权（知情权）、言论表达权（参与权）和通过媒体对公共权力的公众监督权，并藉此为中国宪政改革在各个领域的深化创造条件。
根据当下实际和未来中国宪政改革的总体需要，这个基本目标可以分解为以下几个子目标：
● 解构长期以来束缚人们（这里主要指党的各级官员和新闻从业人员）思想的党化新闻观念，破除相关意识形态牢笼，使广大的新闻工作者从党专制造成的奴性自律和心理禁闭中解放出来。
● 推进国有新闻媒体改革，淡化乃至最终废除党的宣传部门对国有新闻机构的“领导”，使公共媒体独立化；探索并建立符合宪政原则的传播业宏观管理体制；确立国有传媒作为社会公共资产的主体地位和微观运行原则。
● 制定《新闻法》，允许、鼓励民间办刊、办报、办广播、办电视台，使“社会力量”堂而皇之地进入媒体领域，促成传媒产业主体身份的多元化，形成媒体之间良性竞争、百家争鸣的局面。
● 取消政府对互联网的监控，使互联网这一信息时代的高效传播手段真正造福于中国公众知情权、表达权和公共权力监督权的实现。
● 通过立法和其他制度手段，保护记者、编辑、在媒体发表意见的公民不受权力的恶意侵害。
● 建构有利于培育严肃媒体的制度条件和社会氛围，使中国的媒体改革成为理性的、渐进的中国宪政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反过来有助于这种改革。
下面分别讨论这几个子目标如何加以实现。
党化新闻观念是中共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曾经被延安时代乃至1949年后成长起来的中共新闻人真诚地遵奉，却也因其内在的专制本质，毒害了几代人的心灵。直到今天，虽然形势早已变化，民主化的春风正在浸润人们的心田，但传统意识形态仍然禁锢着相当一部分新闻从业者和党的官员的头脑。加之党的宣传部门不断改进洗脑术，变换、“更新”党化新闻观念的内容和口号，再辅之以一套利诱和威胁并存的制度机制，迫使大批新闻人在开放的社会背景下竟然还要就范于专制意识形态的窠臼。中国新闻制度要改革，中国新闻人首先要在心灵上自我解放，要大胆突破党化新闻观念强加给自己的精神束缚，使中国新闻人在心理上、人格上、精神上获得新生。
最需要解构的党化新闻观念包括：
● “喉舌”论
传媒是党的“喉舌”，必须传达“党的声音”，这一条，曾经被无数党的新闻工作者奉为“最高原则”。1954年邓拓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和北京大学新闻系讲授“关于社论写作”，即强调社论代表的是“党的观点”，“编辑部的任何个人，当他根据党的意图执笔撰写社论的时候，他完全不应该想去表达他个人的什么观点，而只应该忠实地表达党的观点”。12 在这样一个逻辑内，当然谈不上什么新闻的“独立”、“超然”或“客观”，所有这些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谈不上传媒作为社会公器来发挥作用，因为既然党就“代表”人民，自然不再允许还有什么独立于党之外的“社会公器”。
尤其可怕的是，“喉舌”论意味着新闻从业人员必须舍弃自我，放弃独立和精神自由，心甘情愿做党的传声筒和驯服工具。韦君宜《思痛录》曾这样回忆她的老伴杨述如何从一个具有叛逆精神的青年，变成党专制体制内的一具玩偶：“……他在党内工作的时间越长，地位越高，写东西便越加谨慎，文字也越来越短，思想越来越不放开了。到解放初期，他已经是每写一篇文章必先弄清当前党的宣传中心，然后照着去考虑。”“‘摸精神’是每写一篇之前必须先摸一摸的，从不越乎规矩，而且这后来慢慢变成了他自己的思路。”13
可怕的正是这“慢慢变成了他自己的思路”。这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报人的自觉的精神奴役状态的最终完成。虽然今天形势已变，威权时代知识分子对权力的就范方式乃至原因已经和极权时代多有不同，但“喉舌”论迄今窒息着成千上万中国媒体从业人员的创造力、精神力和生命活力仍然是一个事实，难道我们不应该为此而疾呼，而猛醒？
● “宣传”论
“宣传”论是“喉舌”论的自然引申：既然传媒是“党的喉舌”，那么自然要承担“宣传”党的政策的使命。这是我们必须解构的又一重要的党化新闻观念。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西方国家也有党派报纸，这些报纸也会宣传各自的党派主张，为什么我们这里的“宣传”必须在解构之列而他们的“宣传”却可以存在？
这的确是一个需要辨明的问题。一般地说，“宣传”不同于新闻，后者重在报道事实，前者重在传播主张；后者针对普遍的信息需要，前者针对某些特殊群体；后者强调双向互动，前者则诉诸单向“灌输”，如此等等。举凡政党报刊皆有因注重“宣传”的政治含义和动员效果而轻视新闻客观性要求之可能，这一点，现代各国概莫能外。但是，在民主体制下，政党是多元的，各个政党发出的声音也是多元的，听众有选择的自由。正如杰斐逊200年前就说过的：“我相信人民的正确判断力将永远被看作是最精锐的军队。他们也许一时会被引入歧途，但是很快就将自我纠正过来。”正因为如此，即便反对派政党的报纸充斥着谎言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将保护它们撒谎和诽谤的权利”。14 更何况从根本上看，一个民主体制内的政党是不可能长期靠谎言存在下去的。“一个政党如果以欺骗人民开始，那么大体会以欺骗自己而告终”，15 因为一个独立的新闻界最终将为揭露党派宣传中的非客观性甚或欺骗性做出实质性贡献。
那么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中国新闻制度的根本特点在于党垄断了新闻，也垄断了宣传，这里只有一种声音，没有、也不允许有多元性。结果，新闻就是宣传，宣传就是新闻，而且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甚至，党专制体制下的所谓“用事实说话”仍然是宣传，不信可以看每天晚上7点钟CCTV的《新闻联播》，那里充斥了选择最有利的“事实”去宣传党的最新政策的各种“技巧”。难道我们对此领教得还不够么？
总之，正是因为新闻垄断的存在，宣传中通常都会含有的负面因素被恶性放大，而没有了多元性对宣传之可能负面效应的平衡与制约。当然，这样谈的“宣传”，已经是一种制度，而不仅仅是“观念”。然而，我们在解构这个制度时，必须同时解构其观念。梳理清两种不同体制下的“宣传”及其效果，就是今天应该做的事情之一。
● “导向”论
“导向”论是开放条件下更精致化的“宣传”论。威权时代毕竟不同于毛泽东的极权时代，人们有了从各种渠道接受更多信息的可能。于是才需要“导向”，由党来“引导舆论”，用“主旋律”来制约“多样化”。简言之，“导向”的真正意图仍在于控制，但它是控制的一种相对委婉、也更具欺骗性的表达。比如，在今天党的宣传话语中，也承认“多样性”，但这仅仅是一种点缀：在非政治领域可以有“多样性”，在根本政治问题上则必须“舆论一律”，不准有半点含糊。
“导向”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用更精巧的、更技术化的、甚至更“人性化”的手段诱导公众，希望藉此完成被诱导者对党的现行政策、主张的认同。精心设计的“导向”有助于营造某种社会舆论氛围，使相当一部分公众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党”所希望的方式去理解、判断周围发生的事情。我们在CCTV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和“评论”中，在这个大陆最大的电视媒体对今日台湾政治颇有选择性的“解读”中，均可以看到此类“导向”的妙用。当然，在上述场合，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都是完成“导向”的帮手，而我们那些可能数目并不在少的“愤青”，则成了此类“导向”的第一批俘虏。
那么，我们的新闻人、那些“大牌明星”们在这个过程里又充当了什么角色呢？
他们见多识广，外文流利；他们显然比普通公众知道的更多。但他们没有说实话。他们似乎热衷于做什么“大腕儿记者”或“著名电视主持人”，却没有从制度给他们规定的角色中挣脱出来，勇敢地成为真正的新闻人；他们仍然屈就于这个制度，并为它提供半忠诚、半虚假的服务。这是开放时代中国新闻人的悲哀。16
专制制度的力量存在于每个人对制度的恐惧和顺从制度带来的“好处”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对专制制度的肆虐负有责任，他们既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又是其帮凶。是大家对制度的俯首帖耳造成了每一个人都被制度绞杀的命运。
是到了从这样一种状态中猛醒的时候了！
国有新闻媒体的单一性存在，本身就是我们这个制度的产物。迄今为止，中国所有大的新闻媒体（国家级和省、市级电视台、广播电台、报刊及它们所办的网站）均为国营。当然，这也同时意味着所有媒体均处于党的宣传部门的严格监控之下。要推进中国新闻制度的改革，就必须逐步解构这个巨大的体制，使国有文化资产运作独立化；同时，建立符合宪政原则的政府对公共传媒业的宏观管理体制和财政支持机制，使公共传媒真正发挥“第四权力”和社会公器的作用。
● 弱化乃至最终取消党的宣传部门对媒体的“领导”
由党的各级宣传部门实施媒体监控，这是中共的老传统。近年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在那些意识形态色彩较弱的“一般文化资产”管理方面，正在探索“党、政分离”的可能和实现途径；但对于新闻传媒这样具有“强意识形态属性”的部门，反倒有强化“党、政合一”的倾向。比如，浙江省在总结其“改革经验”时就提出，在“特殊的意识形态宣传机构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方面，目标是“要探索建立新形势下党委领导有力、政府管理有效，调控适度、运行有序，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结合的宏观管理体制”。也就是说，对新闻传媒，党不仅要宏观“领导”，还要微观“主办”；具体措施则是将政府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部门和党的宣传部门“合署办公”，以“确保党对国有文化资产的配置权”，实现“管人、管事、管资产”的三统一。17
显然，这类所谓“改革”，其实是明目张胆的倒退。“三统一”不仅使政府对新闻传媒的管理回到了计划经济年代，更可怕的是，在整个社会早已“一切向钱看”的今天，“合署办公”（以及各种形式的党务机构对新闻媒体的操控）完全有可能使原来曾是“清水衙门”的党的宣传部门品尝到权力与利益结盟的好处，而迅速走向堕落。这种控制者与被控制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利益共生关系，将使原来的领导-被领导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因为它既包含了极权主义范畴内的政治监控，又包含了威权主义范畴内的利益合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解构传播业的现存党控体制将变得更加困难。
要改变这一切，当政者责无旁贷。有远见的体制内改革者必须意识到，弱化乃至最终取消中共宣传部门对媒体的“领导”，是中国新闻制度改革的根本出路，也是其前提条件。新闻传媒是社会公器，不是执政党的私产。要把新闻传媒的去党化作为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和公共文化服务建构的核心问题加以研究、创设，并拟定切实可行的方案逐步实施。原则上，新闻传媒应该和其他“一般文化部门”一样采行“党、政分离”，政府依据法律对新闻业实施宏观管理，执政党的各级宣传机构不再介入具体新闻业务。有了上述认知，中国新闻业的改革才有了一个现实的起点，目前困扰中国新闻界的诸多问题才有了解决的可能。民间反对派则应继续构成压力，迫使执政者进行改革。
● 取消各类禁载规定，废除“审读”（“审听”、“审看”）制度
这是“执政党的各级宣传机构不再介入新闻业务”的一个非常具体的步骤。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通过不断在内部颁布各类禁载规定、同时采行“审读”（“审听”、“审看”）制度对媒体实施控制，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事情。禁载范围往往十分广泛，又详尽精微，举凡宣传部门认为对党的形象和现行政策不利的报道、评论都在禁载之列；可以报道的东西也必须按照统一“定调”执行，不得“越轨”。重大新闻则实行所谓“通稿”制，即各报刊必须采用新华社的统一文稿。为了监视传播业的运行，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制定有内部审读工作规章，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宣传部门均有专职“审读（审听、审看）小组”，政府系统（新闻出版主管部门）也有类似的审读机构，发现“问题”，即实施“事后追惩”。18 与此相配合，各级宣传部门和媒体的党组织还在内部颁行各种“政治纪律”，以约束从业人员“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显然，所有这些做法，均是与新闻自由的人类普世价值观背道而驰的，是根本违背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的。事实上，当政者也已经意识到此类做法之见不得天日，而采取越来越隐蔽的手段，既试图维持控制，又不希望“留下把柄”。于是就有了“电话传达，不留文字”之类的现象出现，人们将之戏称为“执政党采用地下党的方式管理媒体”。
难道这些臭名昭著、根本有违现代文明和人类尊严的“传统”、“纪律”、“不成文的规矩”还要继续存在下去么？执政党应该把利用此类手段维持言论一统视为自己的耻辱，视为这个体制无能的证明。当政者有勇气去改变它，才是“知耻”的开始，而由此换来的，将是整个民族创造力迸发的春天。
● 废除新闻“内参”制度，实现新闻全民共享
新闻分为三六九等，不同级别的人享受不同级别的新闻“待遇”，也是我们这个体制的一大特色。这些“内部文件”（比如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人民日报社的《内部参阅》）刊载的仍是国计民生方面的社会新闻、评论和政策建议之类，并非其他国家一般认为真正需要保密的信息，只不过这些刊物上登载的东西比老百姓能够看到的更多些，更真实些，因此归根结底还是对民众新闻封锁的产物。
本报告认为，这种把体制内官员视为“内部人”、把普通公民视为“外部人”，把国民分为不同新闻受众“等级”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必须予以废除。公众有权得到权威、真实、全面的新闻信息，重大新闻或所谓“敏感新闻”不能只是作为“内部参考”供各级当权者独享。
● 确立国有新闻传媒的社会公共资产运营主体资格
由于当代中国的特有制度背景，中国大的传媒（中央和省、市级的电台、电视台、日报、核心期刊等）天生就姓“公”，产权性质属于国有。这与――比如――美国传媒的情形很是不同。美国历史上没有官办报纸的传统，所有传媒都是私营的。传媒的私人产权属性和公共社会职能的有效结合，是美国传媒业的特点，也是其优点，但这是长期历史演变的结果，别人是学不来的，也没有必要学。本报告以为，鉴于中国今天特有的条件，我们反倒有可能创设一种机制，真正的公共传媒的产生和运作机制，使此类传媒既非“私有”的，也不再是原来意义上“国营”的。公共传媒将作为社会公共资产获得运营主体资格，在法律范围内为落实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公共监督权服务。
这就是说，我们现有的各级国营电台、电视台和承担公共传播职能的报社、杂志社、通讯社，在产权属性上应界定为社会公共资产，在机构性质上属于非政府、非企业的事业法人机构，在运营性质上则是非营利的，其根本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或准公共产品。一方面，这些机构要破除原有“行政级别”和“身份”，逐步取消机构中的专职党务部门和人事建制，以完成新闻媒体组织意义上的去党化进程；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公共资产的运行主体，又要在内部管理上建立合理、切实可行的事业法人治理结构（比如，在决策机制上实行理事会制度；建立有效的融资机制和财务运作、监督制度），对外具备独立民事行为能力，能够依法面向社会自主展开活动并承担后果。
作为事业法人的公共传媒和作为企业法人的商业传媒是不同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公共传播而不是盈利赚钱。任何把公共传媒商业化的企图都是不当的，会导致公共传媒功能错位、身份扭曲的有害后果。
● 政府有对公共媒体提供财政支持的义务，又不能干预言论自由
既然公共传媒是公共传播的手段，是社会公器，它有权获得政府的财政支持；同时，这种支持不能以损害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和言论自由为代价。
在传统体制下，媒体是党的“喉舌”，媒体既是“国营”，也是“党产”，因为在党专制范畴内，“国家的”自然也是“党的”，这两者无法区分开。“拿共产党的钱，为共产党说话”似乎也成了天经地义的事儿。
从宪政国家角度看，这些当然都是不值一驳的“歪理邪说”。财政税收取之于民，本来就是全民的财产；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关，受纳税人委托处置这部分财产，包括以财政支出的形式支持公共传媒，使其更好地发挥社会公器职能，本来就是政府的责任。如果非要用“拿××的钱，为××说话”这种逻辑表述，那么新闻从业者拿的是纳税人的钱，理所当然地要为包括纳税人在内的全体国民说话。
除政府的财政支持外，公共传媒当然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获得经济支持，也可以通过自身运营获得部分收入。但无论何种收入，均不能破坏公共媒体的功能定位。未来的《新闻法》应该就公共媒体接受政府、基金会和其他渠道经济资助的原则、资金使用和监督方式等做出规定。
政府对国有新闻媒体的宏观管理，可以借鉴英国等国管理文化机构采行的“一臂之距”原则，19 减少政府对新闻传媒的直接行政干预，更好地保护新闻自由。
● 改革应从中央电视台等受众广泛的新闻传媒做起
在现代各种传播媒介中，电视是受众面最为广泛的大众传媒。以中央电视台为例，这个中国最大的电视新闻媒体拥有十几个频道，每天播出总量达数百小时的各类节目，这些节目，全国最偏僻的地区也能够收看到。难怪中宣部把控制CCTV、特别是CCTV《新闻联播》这样的节目当作重中之重的任务来抓，也难怪《新闻联播》势必要办成最具“宣传”特征、党八股味最浓、结果老百姓却最不愿意看的一档新闻节目。
央视新闻人也曾经做出若干努力，推出《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等有影响的栏目，但在权力的干预下很快变了味。这些栏目遭遇的尴尬突出表明党专制语境内真正的“舆论监督”的不可能。但这也反过来证明，一旦限制被解构，大新闻媒体将在宪政改革进程中发挥一般中小媒体难以企及的作用。
本报告以为，中国的新闻改革，应该从CCTV这样具有全国影响的传媒做起。步子不能很快，但又必须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有魄力的改革者必须具备单刀直入的勇气，又有运筹帷幄、审时度势的政治智慧。通过中央级电视新闻媒体的改革，引领全国其他媒体，逐步放开言论“尺度”，形成多元话语空间，鼓励公民参政议政，使电视传媒尽扫谎话连篇之习、平庸奢靡之气，变面具社会的制造工厂为公民教育、训练的课堂。这样，电视这个现代最普及的大众传媒，就将成为公众最好的朋友和捍卫公民权利最有力的武器。
中央级传媒的改革，将给地方传媒改革带来巨大的示范效应；各地传媒改革的“百花齐放”，又将有力地推动中央媒体的进一步开放、转型。如果真能形成这样的局面，中国公共领域的春天就已经悄然而至，至少离我们不远了。
国有新闻媒体的改革还只是中国新闻制度改革的半壁江山。另半壁江山则是解除民间办报禁令，使“社会力量”理直气壮、堂而皇之地进入传媒业这个巨大的舞台。
● 通过新闻立法，保障民间兴办各类媒体的权利
迄今为止，中国实行的是新闻媒体的批准注册登记制，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新闻出版局行使审批权。要创办报刊，必须由“主办单位”经“主管部门”同意后方能提出申请，而所谓“主管部门”必须是党、政、工、青、妇、民主党派之类体制内机构，在中央应为部级以上(含副部级)单位；在省为厅(局)级以上(含副厅级)单位；在地(市)、县(市)为县级以上(含县级)单位。没有“主办单位”和“主管部门”，则根本不具申请资格。显然，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就是为了堵死民间办报办刊的任何可能。
这种制度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
公民办报办刊乃至兴办其他各类媒体，是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无论是公民个人办的媒体还是公民以团体形式主办的媒体，国家都没有理由去剥夺。
民办传媒有助于媒体多元化，使社会上的各种声音都有表达渠道和空间，这有利于真正的社会和谐和稳定，有利于社会各群体力量的相互制衡和平衡，有利于社会结构的合理化。
民办传媒有助于地方自治，培养公民的参与精神和民主习惯。
民办传媒还是民间反对派力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依托，这一点无须讳言。问题的关键是当政者要改变党专制的传统思维，不应视民间反对派为“敌人”，而应视为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建设性力量。如此，则反对派人士办报办刊就没有什么可怕之处，对立面的批评其实往往是在帮助执政者，给执政者“补台”而不是“拆台”。真正“拆台”的，是执政当局内部的保守力量和贪腐势力。
鉴于此，本报告建议将制定《新闻法》的工作尽早提上日程。除其他内容外，《新闻法》应明确保障中国公民办报办刊和兴办其他媒体的权利，并通过相关制度设计及其原则的阐明来落实这种权利。
● 对民办公共传媒和商业传媒区别管理，鼓励民办公共传媒的发展
和国有传媒一样，未来中国的民办媒体也会出现公共传媒和商业传媒两种类型，前者是非营利的事业机构，属于事业法人，后者是营利的企业机构，属于企业法人。
国家应鼓励非营利的民办公共传媒的发展，并提供相应的立法或政策支持。比如，所有民办公共媒体均应免交营业税，更不用交所得税；民办公共媒体依法享受来自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的经济支持；凡为民办公共媒体提供赞助的企业和个人，可减免或部分减免所得税；在购置（租赁）办公场所和办公用品、开办网站、邮寄印刷品等方面，享受特殊的优惠政策，等等。
国家应设立专门机构，合理安排广播频道和电视频道资源，使私营电台、电视台均有发展的空间和资源保障。20
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是20世纪末最伟大的信息革命，它为公民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实现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手段。公民通过互联网可以更自由、更迅捷地传递信息，发表意见，建立自己的网上园地，使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成为信息的收集者、发布者、传播者、评论者；互联网还使全球各地的信息交流、存储成为易如反掌的事情，并使人类共同体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对任何一个专制政权来说，互联网又是最大的灾星，因为它使信息的封锁变得更困难、成本更高，也使这种封锁变得更不合时宜，更不得人心。
中国要发展、要进步，改变互联网的现行管理原则和机制，取消政府对互联网的监控，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之一。为此，本报告主张：
● 修改现行网络管理法规，剔除其中所有专制性规定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信息产业部于2005年9月25日发布《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其中第十九条明文：“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登载、发送的新闻信息或者提供的时政类电子公告服务，不得含有下列内容：（一）违反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二）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三）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五）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七）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九）煽动非法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十）以非法民间组织名义活动的；（十一）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条文中除第七、第八两项属于非政治性行为限定外，其他各项均与政治有关。但这些“规定”有的从宪政民主角度看根本就是不合理的（比如第一项），有的则缺乏清晰的法律界定（如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等项）。在实践中，这些“规定”往往成为政府打压网络异见甚至监禁网络异见人士的藉口。要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现行网络管理法规中的所有专制性规定都应该剔除。
● 拆除互联网“封锁墙”，还公民信息接收和信息选择权
这些年来，政府动用巨额国库资金，发展互联网封锁技术，对境外网站实施屏蔽；同时采用“关键词过滤”等手段，对互联网上的“有害”信息进行筛选、拦截，试图阻止公众接收有关信息。海外一些组织则不断向国内公众提供突破封锁的技术产品。这种封锁与反封锁的拉锯式对抗，成为中国特有的互联网政治景观。
本报告认为，用高技术手段拦截、阻滞、抵消高技术带来的文明成果，是最荒谬的反文明举动，是对人类尊严的亵渎，对人类文明的犯罪。当然，这不仅限于互联网；出于信息封锁目的而对所有其他信息来源（包括境外广播、电视信号）的屏蔽、阻滞都具有同样的罪恶性质。其实，当局无非是不希望让普通公众听到批评执政党的声音，不希望让老百姓知道，对于这个国家、这个世界发生的许多事情，除了“党和政府”提供的解释以外，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解释。这当然是一种专制逻辑，而且显得非常小家子气。当年的毛泽东还有气魄把苏联人骂中国共产党的信登在《人民日报》上，那倒不是因为毛“民主”，而是因为毛拥有充足的自信。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失去这样的“自信”，所以才这样害怕批评，害怕不同的声音。
要推进中国的宪政改革，执政者就必须改变这种小家子心态，放弃专制逻辑，尊重公民的信息接收权和信息选择权。不要怕老百姓听到不同的声音。在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中，公民既有批评的权利，也有鉴别各种批评的能力，而这只有靠社会的开放（包括信息的全方位开放）才能逐步达成。
全国人大应加强对政府财政预算的审核和监督，凡用于构筑“防火墙”之类“工程”的财政支出，均应予以抵制。执政党没有权利为了一党私利而滥用纳税人的钱。
基于同样理由，被政府雇用的、旨在对网站内容实施政治监控的各类“网络警察”，均应予以取缔。
● 鼓励公民借助互联网实现维权，更好地监督政府施政
利用互联网实现公民维权和舆论监督，是近年来出现的新生事物，也是中国民主事业进步的标志之一。2007年春夏之交，一篇网上发表的文章《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在《天涯杂谈》上，该帖仅仅6天点击率便超过58万，回帖高达3000多篇。此事最终惊动最高当局，并迅速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公民网上维权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情是前不久发生的“华南虎照事件”，围绕陕西省林业厅发布“陕西镇坪发现华南虎”的“新闻”和网上公布的“华南虎照片”，全国众多网民针对“虎照”的疑点开展了自发的调查、甄别和网上评论，并对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做了更多层面的追索，最后把问题上升到政府应该具有诚信和公信力的高度。这是网络舆论监督政府施政并取得一定成效的好例。
以上事例说明，中国网民中蕴含着巨大的理性力量和民主潜能，释放、而不是压制这种潜能，中国的公民社会就能一步步成长、成熟，中国的民主就有希望。
为此，本报告主张：
政府应鼓励公民在网上开辟各种公共论坛，讨论时政，并对政府的工作提出建议或批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均应该有这个雅量。
网络管理机关不得因钳制舆论而限制学术性网站的发展，不得随意要求网站删减涉及所谓“敏感话题”的文章或文章内容，不得动辄因为“政治考虑”而关闭那些大胆、直言的学术性或非学术公共网站。
借助互联网建立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交流、沟通机制，探索更多、更广泛的“互联网民主”形式，使互联网更好地服务于政府施政和公民参政。
● 对异议作家的迫害必须停止
对于民间反对派人士和利用互联网等媒体发表政见的“异议”作者，政府应该有容人之量，寻求与反对派人士对话的渠道，不能动辄对发出不同声音的民间异议人士实施监禁、迫害。本报告强烈呼吁立即释放以各种“罪名”仍在监狱中监押的思想犯，还这些公民以自由。每一个正直的中国公民都能毫无顾忌地利用媒体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而不必担心受到迫害，才是我们这个民族进步的真正标志。
中国近代新闻事业产生以来，记者的工作就受到业界高度的重视。记者乃“社会、国家、世界之耳目”，应具有人格、操守方面的美德，“不受社会恶风所熏染，不为虚荣利禄所羁勒”，以独立之工作贡献于国民。21 记者如此，报社主编和编辑的工作同样如此。优秀新闻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乃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
应该说，尽管党专制体制建构的制度和精神枷锁对新闻从业人员造成了严重限制，但仍有一批当代中国新闻人没有背弃先贤的传统，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职责。《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等报纸数次被批评、被“整顿”却至今保持了直面社会、敢于就“敏感问题”发言的风格，就是明证。当然，也有不少新闻工作者为此付出了代价。
本报告认为，要推动中国自由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必须通过立法和其他制度手段，保护记者、编辑和作者，保护所有在报刊和其他媒体上发表严肃意见的公民。这应该是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一项基本要求。
● 保障记者采访自由
迄今为止，中国记者在本国领土上从事新闻采访还经常遇到各类公开的或隐秘的障碍。中央级新闻媒体在报道全国性事件时当然要遵守有关“纪律”；但这些媒体的记者由于“身份”特殊，地方不敢得罪，从事“下面”问题采访相对容易；地方媒体则必须接受本地政府指令，哪些部门可以采访、哪些问题可以“曝光”全由政府说了算，记者并无采访自由。记者异地采访、“接别人的短”更被视为“破坏规矩”之举，被采访单位可以理直气壮地加以拒绝。
境外记者从事采访活动则受到更多限制。在中国的大学、科研机构、政府机关甚至一般部门，未经单位同意接受境外记者的采访通常都被认为是违反了“外事纪律”。在这种情况下，外国记者事实上很难与中国公民进行自由的交流和沟通。
以上种种均与建设一个文明、法治、民主、开放国家的目标相悖。
本报告认为，必须通过立法，保障记者（包括境外记者）的自由采访权；任何一级政府都没有权利为记者的采访工作设置障碍；除经过科学界定的国家机密外，公民可以就任何问题接受记者（包括境外记者）的采访，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见解，而无须经过什么人、什么单位事先同意。
● 保障记者的工作权利和人身安全
在目前中国社会转型这个特殊时段，记者从事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往往会同不法权力和社会黑恶势力产生矛盾甚至尖锐的冲突，面临采访安全甚至人身安全方面的威胁。有些不法官员甚至动用公权力干涉新闻自由，打击实施正常舆论监督的媒体、记者。最近发生的辽宁西丰警察进京抓记者的事情就是此类恶行的最新一例。
本报告认为，新闻媒体履行社会公器职责神圣不可侵犯。各级政府均有责任保护媒体记者从事正常采访活动，尊重媒体职业尊严，保障记者的人身安全不受威胁，保障记者履行自己的职业责任。
党的宣传部门和有关政府机构不得对所谓“出现问题”的媒体施加压力；大胆揭露事实真相、从事客观新闻报道的记者、编辑应该受到鼓励、保护，而不是被批评、甚至被解雇。中国记者协会等行业组织和媒体机构均应该成为支持、保护记者和采编人员正常工作和他们的合法权益的勇敢的、强有力的后盾。
成为理性的、渐进的中国宪政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
不难发现， 中国今天的党控媒体存在着双重意义上的平庸：一方面是党专制刻意制造的政治平庸，另一方面是市场化和媚俗造成的精神平庸。后者民主国家的媒体也时有发生，前者则唯有专制社会才会存在。 在民主体制内，传媒业的悖论表现为公民社会职责与作为经济组织的媒体企业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在经典的极权主义党专制体制内并不存在，因为媒体是“党”和“国家”的，不是经济组织，也不承担公民社会职能。在威权主义党专制条件下，传媒业的牟利一面得到了畸形发展，但公民社会属性仍然缺失，这正是中国今天的现实。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更糟糕的事情。
无论极权主义还是威权主义，都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即由于严酷的新闻、舆论管制，一个民族最优秀的大脑产生的东西无法被公众所分享，也就无法变成整个民族的共同财富。当然，在历史意义上，这些伟大的创造终将被承认，但它却很难作为改变当下社会的现实力量来发挥作用，因为专制当权者总是千方百计地试图堵死让它们发挥作用的渠道。 从这个意义上说，突破党专制的樊篱是中国新闻制度改革的当务之急。事实上，这也是本报告讨论的重点和焦点。
但，我们也要看到另一种可能：当中国的宪政改革已经有了相当发展，民办传媒已经成为事实，到那时也许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即媒体可能成为投资者的私产，成为资本的附庸。 对于商业传媒来说，这种情形并不足惧，甚至是正常的；但对于公共传媒，这却十分危险，因为牟利冲动会动摇公共传媒的公民社会属性，影响它履行自己的公共使命。在极端场合，民营资本甚至可能垄断传媒业，让媒体只按照一个声音――大资本所需要的声音――来讲话，就如同党专制条件下媒体必须按照党的需要来讲话一样。这同样是可怕的。上个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改革进程中，曾经短暂地发生过类似的事情。22 虽然这种现象已经得到纠正，但它足以引起中国改革者的重视，当引为殷鉴。
还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希望中国的宪政改革遵循理性、渐进的原则进行，包括改革政策的推出、言论的放开等等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换言之，本报告并不主张无节制地一下“放开闸门”，在改革进行中应该防止由于言论的突然失控而导致的“乱局”。特别是在开放党禁后，中国的政党政治发展起来，各政党都会利用传媒宣传自己的主张，如何使这种宣传尽可能适度而抵制党专制年代“宣传”遗毒的影响，也将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事实上，即便是在今天，我们在那些揭露社会丑恶现象的报道中也间或见到此类影响，比如，把被批评的东西夸大，故意隐瞒某些事实或改变事实细节以突出报道要达到的效果，而全然丢弃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原则。这一切说明，要建立宪政民主时代新闻传媒的职业操守，与过去党专制年代的种种习惯、传统告别，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中国的宪政改革，需要有健康的舆论环境，这就必须建设一批成熟的、严肃的媒体。这些媒体肩负着推进中国改革事业的使命，它们本身也会在这个过程中成长、成熟起来。它们将成为理性的、渐进的中国宪政改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这个事业的最终成功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本文作于2007年12月18日～2008年1月20日，北京）
注释：
1、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新民丛报》第17期，1902年10月2日。
2、转引自蒋丽萍、林伟平《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页7。
3、参见单波《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42、44。
4、转引自《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页4。
5、参见《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页124～125。
6、同上，页126。
7、黄天鹏《中国新闻事业》，上海书店1930年版，页168～169。
8、邹韬奋《经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页82、134。
9、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
10、胡是这样论证这个问题的：“我们党的党性，主要就是人民性，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党报如果不千方百计办成人民的报纸，党报就没有人民性，也就没有党性，也就不配称为共产党的党报。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香港明镜出版社1997年版，页193）这种观点被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批评为新闻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11、钟沛璋“为新闻改革鼓与呼：在新闻局工作的四年”，载钟所著《与江泽民一席谈》，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年版，页95～109。
12、转引自单波《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页173。
13、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页120。
14、参见迈克尔•埃默里等著《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展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100。
15、此语出自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之口，亦参见《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页95。
16、事实上，这种对“导向”要求的“自觉”理解和运用，在我们的某些报刊编辑和领导者那里，已经发展为一套“工夫”。某民主党派办的一份刊物在一个经验交流文件中，就曾大谈“不断强化政治意识，牢牢把握舆论导向”的“体会”：核心是要“将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民主党派办刊“既要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时时注意正确的政治导向，又要体现知识界、科学界的理性思考”，而“要实践这两点，就必须树立高度的政治责任意识，保持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不断提高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总之，树立“三个意识”，把好关，把好度，绝非一句套话，而是办刊中时时都会遇到的具体问题。“‘关’的把握，是原则，是纪律，是责任；‘度’的把握，是水平，是能力，也是艺术”。可以想象，没有多年体制内摸爬滚打、甚至挨批挨整的痛苦经历，是总结不出如此经典的奴性自律语言的。呜呼！这就是就范于党专制体制的中国新闻人！
17、参见李景源、张晓明主编《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文化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页124～125。
18、何清涟“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一文，对禁载和审读制度有详细评述，见《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冬季号，页46～51。
19、一臂之距原则，即英文的“Arms’ Length Principle”，是英国在文化艺术管理方面率先采用的原则，其基本精神是政府不去直接管理那些大的文化艺术团体（组织或部门），而在政府和这些团体之间建立权威性的非政府、准自治的中介机构，后者一方面负责向政府提供文化政策建议和咨询，另一方面又接受政府委托，决定对被资助项目的财政拨款，并监督、评估拨款的使用效益。
20、这方面，美国人历史上的一些做法可以借鉴。1927年，美国国会通过《无线电法》，该法授权联邦政府控制所有无线电频道，同时成立联邦无线电委员会，对具体频道的使用颁发为期3年的执照。根据法律，只有在“有利于公众、方便于公众、或者出于公众的需要”的前提下“提供公正、有效、机会均等的服务”的电台才能获得执照。1934年，美国又通过《通讯法》，成立联邦通讯委员会，执照持有人经营电台必须有利于公众的义务也更加明确地规定下来。不过法律禁止委员会对节目进行任何审查，委员会无权命令任何电台播放或者取消任何特定节目。参见《美国新闻史》，页347。
21、参见邵飘萍《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页399。
22、关于这个问题，详见本系列研究报告的附件2《俄罗斯、东欧民主化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启示》之第四部分“苏（俄）民主化过程中的失误及教训”。
《中国公民常识读本》 李柏光 著
http://zyzg.us/thread-138112-1-1.html
第一章 人 权
一、 人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人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具有信仰，即人相信某种超越于个人和大自然的力量的存在，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就是神。通过相信神明的存在，人们进而相信了天堂和地狱的存在。天堂和地狱是人死后的不同归属。由这些意识构成的信仰在人的内心深处产生某种虔诚而深深的敬畏感，由这种敬畏感在人的头脑中生长出有关是非、善恶、好坏、美丑、爱恨等辨别意识，这种意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良知（又称良心）。良知（conscience）是把人从其他动物中超拨出来、使人成为高贵动物的一种强大而纯正的精神力量。良知是做人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和资格，是做人最低的人伦底线。作为一个人，无论在任何状态下都必须听从良知发出的召唤，必须按良知的召唤去行动，才能保持人的尊严，才能维护生命的价值。丧失了良知，也就丧失了做人的资格。这种丧失了良知的动物尽管在外表形态上还具有人的身体形状，但这种动物已不是人，而是成了其他野蛮动物。因此，良知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属性，是任何要想做人的动物无论在任何壮态下都不能丧失的底线伦理和做人的资格。
学识、矜持和正义，豪侠、高贵和优雅，这是使我们区别于野蛮人的标志。
二、 作为一个人，他天然地享有哪些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权利？
——作为一个人，他天然地享有下列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地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
生命权是与生俱来的最神圣的天赋权利；它是生命得以存在的载体和标志；它是一个人所拥有的一切权利的源泉。生命权不受任意的侮辱、损害、践踏和剥夺。非经正当法律程序，生命权不受任何限制。
财产权是实现包括生命权在内的其他一切权利的主要工具。财产权意味着人们有权采取经济行动以获得、利用和处置财产，它是人类谋求生存、发展、建立和拥有家园的权利，是生命权的延伸，是人类自由与尊严的保障。没有财产权，其他权利就不可能实现。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维持生命，如果没有占有和支配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利，也就丧失了维持生命的正当手段。生命权本身意味着每个人有权通过自己的劳动来维持自己的生存。
自由地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是由生命权所延伸出来的一系列自由权的总称。人类生命的独特性在于每个人都是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存在，每个人都应当享有除法律禁止以外能自由自在、不受任何约束地去追求自己认为能实现幸福人生的自由才行。这些
自由包括思想、言论、结社、迁徙、工作、信仰等的权利。只有当人们的这些权利获得了切实的保障，人们才能在生活中追求到幸福，生命权才会得到捍卫和促进。
因此，生命权、财产权与自由权一起构成人类生活中最基本的三项人权。
三、人权究竟是指谁的权利？
——人权是指每个具体的个人与生俱来的、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各种权利，而不是指什 么抽象的国家权利、集体权利或社会权利。
四、 什么是自由？
——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人们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不受任何限制，这就是自由。自由是只受法律制约、而不因某个人的行为或若干人的专断意志而受到某种方式的逮捕、拘禁、处死或虐待的权利；它是每个人表达意见、选择并从事某一职业、支配甚至滥用自己的财产的权利；是不必经过许可、不必说明动机或理由而迁徙的权利；它是每个人与其他个人结社的权利，结社的目的或许是讨论他们的利益，或许是信奉他们以及结社者所偏爱的宗教，甚至或许仅仅是以一种适合他们本性的方式或幻想的方式消磨几天或几小时；最后，自由是每个人通过选举全部或部分官员，或通过当权者或多或少不得不留意的代议制、申诉、要求等方式，对政府的行政施加某些影响的权利。
要让一个民族明白自由的好处，应该对它说些什么呢？没有自由，你会遭受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压迫；许多人会为一小撮人的野心作出牺牲；不公平的法律支持强者，欺凌弱者；你享受的只是不稳定的快乐，虎视眈眈的专横权力随时都可以把它夺走。你既不能对法律的制定、也不能对地方长官的选举发挥一份作用。有了自由，所有这些弊病都将消失，你的一切权利都将恢复。
五、 私有财产在捍卫人权的过程中有何作用？
——通过合法的辛勤劳动获得的私有财产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更是任何人获得独立、尊严和自由的物质基础，而独立和自由是人权得以安然无恙的关键条件。因此，私有财产在捍卫人权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只有财产能使人们具备行使政治权力的能力。只有在财产中才能找到制衡政治权力的力量。惟有财产能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统一的联系。财产能防止人们轻率地牺牲他人的
幸福与安宁，因为他们自己的幸福与安宁也会面临那种牺牲，因而他们要为自己考虑。所以说，蔑视人们的财产将迅速导致蔑视人们的安全与生命。
六、 什么是人权中最重要的权利？
——自由是安享人权的前提条件，才是人权中最重要的权利。只有当每个具体的个人享有自由以后，包括生存权在内的各种具体的人权才会得到保障，才会得到不断的改善和促进，人们才会活得有尊严。只有生活在这种状态下的动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没有自由，生存权就是一般的动物的吃、喝、拉、撒式的权利，根本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权利。即使让你吃山珍海味、让你住别墅洋房、让你有小车游艇，但如果不让你自由自在的按照自己的大脑和心灵去思考、去说话、去行动、去创造，那么，这种生存状态仍然是低级动物的生存状态，还不是人的生存状态。人和其它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是地球上最高贵的动物，人直立行走，昂首挺胸，眼神朝上，其它动物则是用四足爬行，眼神永远朝下；人渴望自由的发展和创造，渴望在公共领域表现自己的能力，渴望在社会生活中立言、立德、立功，表现为为了克服他短暂的生命，而立意要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去创造某种永恒的价值、去建立某种永恒的共同世界的决心和作为。而这一切，都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才能实现。因此，只有自由才是人权中最重要的权利。没有自由，包括生存权在内的人权非但得不到保障，反而会遭受破坏。
七、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人们在各行各业才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
——我们都看到过或者参加过各种体育比赛，我们发现其中的竞争是公平的竞争，所有的参赛选手也都决得自己获得了公平竞争的机会，尽管所有参赛的选手所获得的结果都不一样，但大家觉得比赛的结果是公平、正义的，都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这种结果。之所以能够出现这种结局，那是因为存在着一套公正的、被大家认可并得到大家遵守的比赛规则。也正是这套规则为所有的参赛者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这种公平竞争的机会确保了比赛结果的公正。同理，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如想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的话，那么，就必然要求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行各业都存在着一套公正的、被大家认可并得到大家执行和遵守的规则和程序，无论在政治、经济、司法诉讼等领域都需要这样。这种状态只有在法治社会里才会出现。因此，只有在法治社会里，人们在各行各业才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
八、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人们才享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机会？
——一个人活在世上，目的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而要获得幸福，首先就必须拥有能够自由自在地追求自己幸福生活的机会。这种能够自由自在地追求自己幸福生活的机会只有在民主社会才能提供。因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为生活于这种制度之下的人提供自由，而只有生活在自由社会中的人才会拥有各种能够发挥自己的天性、按照自己的能力去生活、去追求幸福生活的机会。
九、 什么是正义？
——正义就是让每个人得到它应该得到的东西。公共安全只存在于正义之中，正义只存在于法律之中，法律只存在于明确的程序中。即使是全体人民的意志也不能把非正义变成正义。把人民主权置于正义的限度之内，你不必害怕什么。
十、 什么是特权？它对社会生活有什么影响？
——特权就是不受法律制约、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殊权利。这种权利是非法的。特权是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在一个特权横行的社会里，人们不会拥有自由地追求幸福生活的机会，也不会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一句空话、笑话，其必然的后果是法律遭受践踏、破坏，道德遭受嘲笑、蔑视，民心遭受打击、强奸，整个社会机体迅速腐朽、溃烂，最终把这个特权横行的社会本身也埋葬掉。因此，特权是破坏公平竞争机制、破坏勤劳善良品质、瓦解和摧毁社会进步的祸害性力量。只有实行民主和法治的地方，特权才会消失，人们才会享有自由地追求幸福生活的机会，社会才会健康和进步。
十一、 如何看待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差别？
——在一个没有公平竞争机制的社会里，由特权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差别既是非法的，也是不道德的、罪恶的、不可接受和不可忍受的。这种不平等非但不会成为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动力，反而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相反，在一个由民主和法治保障下的自由社会里，人人在各个领域都享有公平竞争机会，在竞争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才能、个性、气质，由这种公平竞争的过程造成的不平等差别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人们能心平气和的接受，这种结果也是正义的。由公平竞争造成的不平等差别非但不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恰恰相反，它是社会进步的永恒动力，是保证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保证社会向前运动、发展的势能和动能。
十二、“人权因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不同的国情而不同。”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这种观点不正确。人权是普遍的、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每个社会个体所拥有的人
权是普世的，无论他生活在什么样的国家，他所享有的人权不因其性别、肤色、语言、种族、历史、传统、文化、国情的不同而不同。那种借口现实的因素来鼓吹人权多样性的观点，没有道理。
十三、主权与人权关系如何？
——不正确。正确的观点应该是：“人权高于主权”。人们组成社会建立国家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和促进每个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社会个体的自由和幸福。个体的自由和幸福是高于一切利益的价值。没有任何与个体的私人目标相对立的公共目标值得以牺牲个体的自由和幸福的代价去换取。相反，习以为常的原则应该是个体利益优先于无所不包的国家利益才对。如果由人民让渡出来的权利组建而成的国家主权不是为了捍卫和促进人权，而是高高在上，凌驾于人权之上，甚至迫害、摧残人权，那么，这是违法犯罪的行为，这种行为必须受到司法追究。人权是目的，主权是为人权服务的手段和工具，维护和促进人权是主权活动的归依，主权的活动限度是人权。因此，主权绝不能超越于人权之上，主权的行使绝不能侵害人权，侵害人权的主权必须受到
限制和惩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权要高于主权。
十四、在什么样的社会里，人权才会受到维护而不会遭到践踏？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已经表明：只有在实行立宪民主制度的社会里，人权才会受到维护而不会遭受践踏。因为立宪民主既防止了行政机关，也防止了立法机关对人权可能造成的各种侵害。还有，民主制下的司法独立、舆论自由也都成为捍卫人权的坚强屏障。
十五、如果政府执法人员非法地、粗暴野蛮地践踏与你素不相识的公民的人权，而你则不闻不问或冷漠地袖手旁观，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
——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表面看来是写在纸面上的东西，每个公民所享有的人权似乎是互不相干的东西，实际的情形并不是这样。全体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它象一个链条上一个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只要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链条就会出问题；它也象一座江河上的大坝，只要出现一个漏洞，大坝就迟早会崩溃，“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因此，无论执法者践踏哪一个具体的个人的人权，都是在践踏全体公民的人权，决不能冷漠地袖手旁观，必须起来战斗。否则，厄运也会马上降临到自己头上。海明威说：“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我们自己而鸣。无论他是谁，每个人的死亡都使我们受损。”“我知道我们作为个体的权利和自由依赖于人们要去捍卫它们的决心和勇气。那就是为什么我要尽我的本分帮助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去捍卫我们最基本的自由的原因。”（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盟词）
十六、孩子不听话，学生调皮捣蛋，父母或老师有权对孩子和学生进行惩罚性教育吗？
——无论孩子或学生是多么的不听话，多么的调皮捣蛋，多么的恶作剧和淘气，或者说，无论孩子做错了什么事，就是犯了罪，他的父母或他的老师，都绝对没有权力去骂他、打他或采取任何其他措施去侮辱他、惩罚他，以此来教育他。如果这样做，做父母和老师的就是在侵犯孩子或学生的人权，应当受到法律的追究。即使在上述情况下，做父母和老师的也只能采取心平气和、耐心地批评和教育的办法。
十七、在人们眼中被视为坏人的犯罪嫌疑人和已经被判刑的罪犯还能享受人权吗？
——无论是犯罪嫌疑人还是罪犯，除了被依法剥夺的某些权利（如政治权利）外，他们依然享有其他未被剥夺的人权，警察绝不能打他、骂他、侮辱他，决不能对他进行刑讯逼供，对他进行严刑拷打，否则，警察就是在犯罪，应当追究执法着的刑事责任。就是死刑犯，也还享有受到体面对待的人权，执法人员绝不能打他、骂他、侮辱他。只要是人，无论在任何状态下，他都享有某些不可剥夺的人权。
十八、 保障人权对个人幸福、社会进步有何作用？
——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靠社会生活中每个具体的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品质的创造和努力才取得的。在一个人权被剥夺或人权被践踏的社会里，人的创造性被扼杀，整个社会死水一潭。如果每个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的话，前提是他们必须拥有自由自在地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的权利才行。因此，确保每个人自由自在地追求自己的生活模式的人权是个人幸福的前提条件和决定性因素，更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和前提条件。故此，保障人权既是个人得以幸福的前提，也是社会得以发展进步的前提。
第二章 政 府
一、 为什么作为个体的人要过社会群体生活？
——一个人若想在地球上安全而又幸福地生活，单靠他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首先，他无法防止和抵御各种针对他个人的犯罪和侵害；其次，人生活在社会上，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单靠个人的力量无法满足的需求，这就要求无数单个的个人在发挥各自天赋和才能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共同生活的群体，分工创造，为社会生活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从而，每个个体都要过社会群体生活。
二、人类社会生活中为什么需要政府这种管理机构？
——
只要存在人类群体生活的地方，就必然会出现涉及群体中的每个人的公共事务。因为群体生活中的每个人的性格、旨趣、思想、利益都不同，但他们又不得不在一起生活，这就必然产生矛盾和冲突，这就需要有专门处理这种由群体生活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的机关。其次，社会生活中也经常会出现很多单靠个体的力量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防洪救灾、修建公共工程以方便人们的生活等事情。这就需要一种公共机构来提供上述服务。政府就是根据这种需要而产生的管理群体生活的公共事务的机关。
三、 政府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自从人类过上群体的社会生活以后，社会生活中就产生了政府这种旨在管理公共
事务的专门机关。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两种性质的政府：民主的政府和专制的政府。两种政府的产生方法是不同的：专制政府是使用野蛮的武力来控制社会从而建立政府这种管理机关，或使用野蛮的暴力推翻民主政府而建立专制政府。专制政府的建立根本就不需要考虑人民的意愿，也不需要获得人民的同意就以武力来统治人民。相反，民主政府则是由社会生活中的公民通过定期的、普遍而公正的自由选举所产生的领导人来负责建立，民主政府的产生方式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因而
是文明的。政府的性质是区分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被专制政府统治的社会也许还是一个野蛮或文明程度很低的社会；而由民主政府管理的社会则是一个文明、开化的社会。
四、 公民为什么要纳税？税收应当用于干什么？
——公民作为群体生活中的一分子，他通过纳税来提供建立和维持政府这种公共事务管理机构所需的各种物质条件并为政府提供从事管理活动所需的各种资源。公民纳税建立政府，其目的有二：一是为群体生活提供安宁与和平，从而保障人权；二是为社会生活提供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公共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是主人，政府是仆人。因为政府是人民花钱雇佣的服务机关。人民有权要求政府提供满意而优质的服务。
公民是否纳税、纳多少税应当由公民的代表所组成的代议机关来决定。税收也应当由公民的代表所组成的代议机关来控制并监督其开支。税收应当用于建立和维持政府运作所以及政府为社会生活提供公共服务所需，绝不能用于任何除此之外的其他目的之上。
五、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正当关系是怎样的？
——公民通过选举和纳税来提供建立和维系政府这种公共服务机关所需的各种物质条件，以便让政府为人民提供人民所需的各种服务。因此，人民是主人，政府是人民雇
佣的仆人，是人民花钱雇佣的服务机关，是人民养活了政府，而不是政府养活了人民。
政府有义务为人民提供优质的、令人民满意的服务，对达不到这种要求的政府，人民有权随时更换这样的政府。基于这个原理，即使在公有制国家，也不能说是政府养活了人民，不能说是政府出钱供人民的孩子读了书。因为即使是政府所掌管的公有财产也是来自每个公民的劳动所得。
六、好政府与坏政府的区别标准是什么？
——为公民提供和平与安宁，主持正义和公道，捍卫和促进人权的政府是好政府；制 造动乱，撒播仇恨，迫害公民，摧残人权，实行愚民教育、奴化教育的政府则是坏政府。
七、“打天下坐天下”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
——“打天下坐天下”是一种极端野蛮、落后的封建帝王把“天下”看作是满足个人一己之私欲的独裁专制思想。“天下”不是某个人或某些集团为满足私欲可以所得而私有的财产，而是要过群体生活的全体公民共同生活的社区，谁也无权仅仅依靠野蛮的暴力就非法地将全体公民及其生活的社区强行把他们转化为个人或小集团的财产。“天下”人人有份，它事关每个公民的命运，“天下”所涉及的一切事务皆应由全体公民通过和平、理性的途径协商决定，绝不可由某个人或少数人垄断全体公民的命运。
八、以军事暴力取得政权会对人民产生什么后果？
——以军事暴力取得政权是以武力消灭或压制别人从而建立少数人的暴力统治的一种野蛮的政权产生方法。以这种方式产生的政府必定是高压的、暴虐的，否则，它就随时面临着被它所强行压制的被统治者推翻的危险。以这种方式产生的政府根本不听人民的呼声和愿望，可以恣意妄为。它可以任意践踏、摧残人权，残酷剥夺人民，而
人民根本无力还击，根本找不到救济的途径。生活在这种军人政权下的人民，其命运必定是悲惨的。
九、每当社会上出现灾情、险情，政府出面消除这些情形后，老百姓发自内心地呼喊：“感谢党、感谢政府！”这种态度正确吗？
——这种态度不正确。前面讲了，政府是人民通过纳税来建立的、专门为人们提供各种公共服务的机构，政府是仆人，人民是主人，基于这个关系，因此，每当社会上出现灾情、险情，政府出面消除这些情形后，老百姓发自内心地呼喊：“感谢党、感谢政府！”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政府为人民服务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谈何要人民感谢？
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相反，人民应该思考的是政府的服务是否令人满意了没有，是否做到了最好的程度，根本无须感谢，这是政府应尽的职责。
十、 什么是政府的合法性？
——政府的合法性是指政府的建立、政府对社会的统治和管理是建立在被统治者的同意的基础之上，或者说，政府的建立不是通过野蛮的暴力而是经过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产生的这样一种事实。体现这一合法性的外在具体依据则是由人民或人民的代表所制定的宪法和选举法。这说明：民心或民意才是政府得以产生、存在和进行管理的基础和依据，才是政府权力的唯一来源。因此，凡是不经人民同意而产生的政府就是非法的政府，人民随时有权起来变更或废除这样的政府；只有经过人民同意而产生的政府才是合法的政府。人民的同意通过定期而公正的选举表现出来。
第三章 专制
一、什么样的社会是专制社会？
——所谓专制社会就是社会的命运掌握在一个人或少数人手中，普通大众对自己的命运没有什么发言权、也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社会。
二、一个专制政府是如何对待老百姓的人权的？
——专制政府由于掌握了不受任何限制的暴力工具，因此，它可以非法地恣意妄为。它可以不顾法律的规定，随意剥夺人的生命权和财产权，剥夺人们自由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可以任意践踏人权，视生命如草芥。生活在专制政府下的人们没有和平安宁可言，随时处于朝不保夕的危险之中。
三、在专制社会里，只存在两种“人”，这是什么样的两种“人”？
——在专制社会里，专制者是不受任何限制的“野蛮人”，而广大受压迫的民众则是“奴隶”。
四、 专制政府在执法和司法的过程中如何“阳奉阴违”？
——在专制制度下，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等大权集中掌握在专制者个人或专制集团手中，因此，专制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攫取最大的特权利益，往往表面上制定一些良好的法律和出台一些表面上看来是为人民利益着想的政策，以欺骗老百姓，减少老百姓的反抗意识。而在实际的执法和司法过程中，法律成了幌子和遮羞布，专制者本人及其专制工具几乎完全不按法律和政策办事，完全以一己之利为执法和司法的出发点和最终依归。更有甚者，最高专制者之下那千千万万的专制奴仆们为了攫取最大的专制利益，往往只是表面上听从上级的政策，而实际上则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阳奉阴违的做法，使法律、政策到了下面就形同虚设。
五、古代在专制与现代专制有什么区别？
——在高科技诞生以前的专制社会里，专制政府对人民的控制是极其有限的，例如，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和欧洲中世纪的某些专制社会里，人民享有的自由度还是挺大的，那时几乎没有户口制度、书报审查制度，没有遥控监视、窃听等技术，民间社会的空间还是挺大的。高科技诞生后，高科技与专制制度相结合，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现代专制恶魔——极权主义的专制。极权专制控制了社会生活的一切：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精神生产活动，它的监视鼻孔伸进了人们的卧室里，每个人的一举一动全部可以被它全息监控。极权专制对人的监控程度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它除了差一点还没有钻进我们的血液之中以外，你的一切全在它的监视之下（只要它愿意）。这是危胁人类文明的一大空前的灾难。可以这么说，在某种程度上，高科技成了现代专制的助虐器，极大地延续了现代专制的寿命。
六、专制制度对社会文化和道德会产生什么影响？
——通过专制制度而建立起来的专制政府是建立在人民的愚昧无知的基础上的。因此，专制政府为了维持专制统治，必然要进行奴化教育、愚民教育，在思想文化上压制人民，不允许人民有独立思考的权利。甚至强迫人们说假话。在这方面，古代专制和现代极权专制的区别在于：古代专制靠沉默的手段进行统治，并且它留给了人们沉默的权利；极权专制则强迫人们讲话，它一直追查到人的思想最隐秘的栖身之处，迫使他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从而剥夺了被压迫者最后这一点安慰。这样做的必然后果是：人们不仅被压迫、被奴役，而且还被剥夺了人的尊严，剥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征，使人堕落到一种非人的地步。此外，专制政府在文化、道德上出台一系列官方意识形态标准，让社会全体居民都以这个官方标准去行动，去生活，全体居民都象一个模子铸出来似的，毫无生机、活力和创造性，文化、道德领域死水一潭，假、大、空盛行，整个社会的文化、道德走向不可避免的衰败。
七、为什么说从长远的历史阶段来看，专制是一切社会走向贫穷、愚昧和动乱的根源？
——专制政府也许在短时期内会采取措施制造一种虚假的繁荣景象，但这是短暂的。专制政府在政治上的高压统治和不受任何制约地行使权力，会导致毁灭社会的全方位腐败，导致社会财富的全面浪费——财富被用于腐朽生活和不顾一切维护暴政统治，几乎没钱用于社会进步方面的投资。更为糟糕的是，专制政府在文化思想上的独裁压制，导致社会臣民全方位的无知愚昧，人的尊严、灵魂受到彻底的毁灭。正如一位法兰西哲人所说：“如果一个民族只是被征服而没有堕落，那么，它的处境还有改善的可能，幸运的机会一旦出现，它不会辜负这种机会，古代专制至少给人类留下了这种机会。腓力二世的统治和阿尔巴大公的绞架都没有使勇敢的荷兰人堕落；但极权政治在压迫一个民族的同时还要使它堕落。它使这个民族习惯于践踏自己过去尊敬的东西，奉承自己过去瞧不起的东西，它还使这个民族作践自己，而且，无论这种极权政治多么短命，它都会使所有的自由和所有的改良变得不可能——即使在它垮台之后。康茂德被推翻了，但罗马近卫军把帝国出卖了，而人民服从了买主。”总之，专制暴政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的长期祸害所积聚的矛盾和怨恨、仇恨，总有一天会象火山一样爆发。因此，专制的后果是使社会走向贫穷、愚昧和动乱。
第四章 民 主 （节选）
一、 什么是人民当家作主？
——所谓人民当家作主，就是社会生活中的每个具体的个人的命运由他自己把握、决定、处置，不受任何非法干涉。具体说来，包括两方面：一是在个体的私生活领域，每个人有权决定自己的一切事务，不受任何干涉；二是在公共生活领域，任何公共事务都必须由这项事务所涉及的全体公民本人（在人数较少的情况下）或公民授权的合法代表（在人数极其庞大而无法直接议政的情况下）来作出决定和处置，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未经公民授权的个人或团体都无权去决定和管理公共事务，否则，就是违法越权，人民有权更换这种以非法手段来操控公民命运的权利僭越者。只有在真正实行民主制度的地方才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二、 “为民做主”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
——“为民做主”是一个外表美丽、好听、特别容易迷惑人，而在实际生活中必然导致独裁专制的、象鸦片一样害人的思想。产生“为民做主”这种思想的前提是：让别人来为自己做主的人不愿意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不愿意或没有意识到拥有人的尊严、由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对自己的幸福是多么至关重要；让别人来为自己做主的人不相信自己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不管他是否受过教育、拥有学识），不愿或不会去为自己的命运作出选择、承当责任；让别人来为自己做主的人相信在世俗生活中存在英明的救世主，可以放心的让这个救世主来为自己的命运作出选择、安排并相信他能作出最好的安排。惨痛的历史记录和残酷的现实情况告诉我们：当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所谓的救世主或明君、清官去决定，而自己则等着幸福的降临，那么，这个人或民族将落入奴隶或比奴隶还不如的悲惨境地，而那个为民做主的人将从人们的救世主变为“好话说尽，坏事干绝”的专制恶魔。能够为所有人的命运“做主”的权力是一种能量巨大无比的魔棒，一个掌握了这种工具的人，无论他的愿望是多么美好，如果他的行为不受制约，即使他是天使，也很快就会变成恶魔。因此，我们应该相信的不是别人的愿望、心意，无论它多么善良、美好，而应该相信的是自己的思考、判断、能力，应该相信的是民主的制度。
三、 如果在一个国家实行民主，那么，其原则性的制度架构应该是怎样的？
——第一，这个国家各级行政机关的首脑必须由定期的、普遍的、自由而公正的选举产生；第二，这个国家的各级立法机关也必须由定期的、普遍的、自由而公正的选举产生，立法机关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关键权力有：制定法律；是否征税、征多少、税收征来以后怎样开销，由立法机关决定（这是宪政权的核心，更是立法机关的命根子）；罢免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和批准行政首长对各行政部门负责人的任命，审查和批准国家司法人员的任免；第三，司法独立，核心是法官个人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第四，舆论自由，不受任何干涉。这一切，都必须由宪法及其它法律以具体、明确、细致的程序来设计和规范，绝不能停留在抽象的概念、动人的口号和原则上。
四、 为什么说只有用民主的方法才能建成民主，舍此别无其他任何途径？
——从原始民主、古代民主到现代民主，一部人类民主发展的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不可易移的道理：只有用民主的方法才能建成民主，舍此别无其他任何途径。企图使用野蛮的暴力或武装政变去推翻或消灭一个政权去建立和建设民主政权，成功的先例还很少见。使用野蛮的暴力去处理问题，意味着对人的生命的蔑视、践踏，这与以尊重、珍惜人的生命价值为出发点和归属的民主是背道而弛的。使用野蛮的暴力所带来的仇恨和报复情结将毁掉建设民主所需的社会道义基础和心理基础并成为摧毁民主的炸弹。要在一个社会建成民主，无论是对广大公民还是民主制度的实践操作者，都需要以一种和平、理性、宽容、妥协的态度去对待各种分歧和冲突（无论是思想上的还是行动上的），用和平的方法加以解决。试想：从立宪、立法、选举、政府的运作，哪一个过程离开了民主的方法而能健康发展呢？使用非民主的办法来解决建设民主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其后果总是与原有的初衷相反。即使不用暴力，而是使用别的诸如金钱的方法，买卖选票，贿赂官员，民主也会被腐蚀而完蛋，这种例子很多。因此，那些立志要在自己的国家建设民主的先知先觉者们，你们一定要先把民主的精神落实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中，首先就应当学会以理性、宽容的态度去讨论、协商问题，学会以民主的方式去决策和处理问题。民主的原则和程序是所有渴望建立和建设民主的人们永远不能抛弃的底线，无论付出多大代价。
五、 为什么只有实行民主政治的社会才能保障社会个体的自由？
——只要法律不禁止的，人们都可以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去做，不受任何限制，这就是民主社会里的自由。而在专制社会里，凡是法律没有规定的，人们都不能去做，人们的自由度小得可怜。可见，自由是相对于被限制而言的。几千年的人类历史表明：对自由之重要的、频繁的威胁不是来自社会个体的行为，而是来自政府的行为。在专制社会里，即使人们有一点自由，那也是专制者个人在高兴时恩赐给人们的，他随时可以剥夺它、收回它或破坏它，无须说明任何理由。更要命的是，最高专制者之下那千千万万的专制奴仆更是以剥夺人们那点可怜的自由之各种害民残民行为来攫取最大的专制利益，人们的自由与权利毫无保障，是专制权力肆意践踏、剥夺、牟利和取乐的对象。只有在民主社会里，人们的自由才会得到切实可靠的保障。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实行民主政治的社会里，首先，对自由构成最大而又最频繁威胁的政治权力被分割成势均力敌的几个部分，相互制衡，减少了它们威胁自由的能量；第二，行使政治权力的负责人由人民定期更换或随时更换（如果他非法侵犯个人自由的话），这极大地减少了掌权者危害自由的可能性；第三，人民的代表通过制定各种具体、详细的程序法来设计和规范政治权力行使的方式、方法、途径、步骤、时空条件以及执法者侵犯个人自由时具体的救济途径，这样，就把危害个人自由的政治权力牢牢地置于了由法律程序所编织而成的监控的集中营里，极大地减少了掌权者在行使权力时危害自由的机会；第四，司法独立成为捍卫公民自由的坚固堡垒；第五，舆论自由成为捍卫公民自由的中坚力量。因此，只有在民主社会里，自由才得以安然无恙。
六、 为什么说自由而公正的、普遍的、定期的选举是民主的基石？
——民主意味着在涉及人民自身利益的各种公共事务上必须由人民自己或人民的代表来作出决定。而在现代国家，由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很多情况下，人民不可能事事都去亲自做主，只好委托自己信得过的代表去代理自己对公共事务进行决策和管理，而这种委托过程的合法途径及表现形式就是自由而公正的选举；第二，民主意味着否定终身制，即使是人民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也不能终身任职，无论他干得多好，也必须要被定期更换，以防被选举出来的代表演化成为腐败的压迫者；第三，民主意味着一切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才是权力的源泉，而体现这种性质的最佳方式就是普遍的选举；第四，民主意味着人民有权随时自己不满意的代表，而更换自己代表的最佳方式就是选举，这种方式也是代价最低、效果最好、也最安全的途径。以上四个方面构成了民主这个大厦的基石。
七、 定期的、自由而公正的选举会对政府官员的行为产生什么影响？
——定期的、自由而公正的选举将对政府官员的行为产生巨大影响：第一，这种选举让当选的官员真正发自内心地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自己是得到人民信任才被人民委托去行使这种权力的，一旦人民不再信任你的时候，人民将随时收回这种权力，寻找新的代表去履行这种职责。因此，当选官员将不得不随时考虑到这点，其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得不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更遑论做出害民残民的行为了；第二，这种选举给当选的官员的内心以巨大的震撼，在他的内心深处产生巨大的神圣感，让他时刻感到自己身上所背负的人民的委托之庄严、神圣和不可懈怠，使他时时刻刻、认认真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听取人民的呼声、检点自己的行为，最大限度地去捍卫和平、安全与正义；第三，这种选举让当选的官员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任期是有限的，如果他还想再干一任的话，他就必须在自己的任期内为人民多干实事、好事，否则，人民将用选票把他选下去。总之，民主制下的选举将彻底消除专制制度下那种官员由上级任命所造成的各种灾祸。
八、 为什么实行多党竞争执政会有助于政治的清明廉洁？
——竞争是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发展和进步的永恒法则。人类社会生活的任何领域缺少了竞争，这个领域必将走向衰败和死亡。如果在经济生活中不允许竞争，每一种商品哪怕是再坏，人们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听任其盘剥和害自己；如果在思想文化领域不允许竞争，那么，这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必将走向不可救药的衰败；同理，如果在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活中不允许多党竞争执政，那么，这个执政党、这个政府将迅速走向腐败，整个社会生活也将彻底腐烂。如果实行多党竞争执政，人们将享有多种选择的权利，可以定期把那些腐败的官员和腐败的政党选下去，清除政治生活中的毒素，保持政治生活的健康。政治生活中不允许竞争造成的祸害远远大于其它任何领域的不允许竞争所造成的祸害。政治是关乎每一个人的命运的大事，政治的腐败造成的后果，轻则毁掉个人的自由和幸福，重则毁掉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此，为了每个人的自由和幸福，为了社会的健康发展和进步，在政治生活中实行多党竞争执政是极其重要的法则。
九、 为什么只有在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人们才会主动去守法和护法？
——这是因为；在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制定法律的立法机关的成员是经过民主程序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这些来自人民的立法者能够反映人民的呼声和愿望，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因而他们制定的法律就能够成为维护人权、捍卫人民利益、维护公平正义的屏障。而且，在民主社会里，立法者定期选举、更换，随时能够反映社会和时代的呼声和要求。这样，就保证了法律的善良和正义。对这样的法律，人们会象维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去维护和捍卫它们，因为如果有人破坏它们，就意味着破坏社会和每个社会个体的和平、幸福与安宁，就意味着自己的权利和自由遭到践踏。
十、 专政与民主能共存吗？
——专政和民主二者无法共存。所谓专政，就是由一个人或一个集团或一两个阶级把持那决定社会命运的政权，他们有权任意决定别人的自由，主宰别人的命运，被主宰者还无缘置喙。这与民主是完全水火不相容的。因此，无论以什么主义、什么阶级的名义去实行专政，都是野蛮的、不文明的、不道德的丛林规则行为。实行专政的社会，其后果是，非法攫取了政权的一部分人是掌握了武装的、不受限制的强盗集团或阶级，被专政者则是悲惨的奴隶。专政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专制，而且，当代世界生活中出现的集团的或阶级的专政比过去的个人专政造成的后果要坏一万倍。专政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专政者容易走向家族化、流氓化、黑社会化。总之，专政就是政权的私有化，这与民主完全不能共存。
十一、在民主和专制之间为什么要选择民主？
——说实在的，从理想的角度来看，民主并不是我们最渴望拥有的管理公共事务的最好方法，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民主也还是有许多弊端的（如决策和施政效率相对于专制政府来说较低等），也造成过许多灾祸（如古希腊民主中苏格拉底的悲剧，20世纪30
年代德、意法西斯利用民主机制上台的惨剧等），而专制呢，也并不是完全一无是处，比如，专制政府的决策和行动效率较高，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等。但重要的是，民主的弊端可以被民主实践过程本身不断改进和克服，民主制度自身具有不断纠偏的机制和功能。就说决策慢吧。民主制下的决策尽管慢，但这种慢是为了充分地讨论、科学地论证，集思广益，事先考虑到各种可能性，以避免一旦执行起来造成不可挽回的灾难，即使出了差错，也能得到及时纠正；而专制呢，表面上看，决策效率很高，但这是什么样的高和快啊！那是制造灾难的高效率！因为决策完全是专制者拍拍脑袋的结果，根本无须也不允许讨论，执行这种决策，大多数时候引发的是灾难，且无法挽救，因为专制不具备及时纠偏的功能。此外，民主给人们提供的自由是专制根本无法提供的，而自由是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前提。而从长远的历史阶段来看，民主的益处要大于专制的益处，民主的弊端要小于专制的弊端，因此，在人类目前的智慧水平下，我们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不得不选择民主，因为我们还没能发明比民主更好的管理公共事务的方法。
十二、如果有人在选举过程中用金钱收买你的选票，而你因为贪图小利乐意出卖自己的选票，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
——在自由而普遍的选举中，候选人企图以金钱来收买选民手中的选票，这种行为表明：候选人竞选公职的目的不是为了通过从事公共服务活动来报效社会，而是为了通过掌握官职所赋予的权力来满足个人的野心和私欲。经验告诉我们：通过金钱收买选票上台的公职人员，一旦掌握了权力，其所造成的祸害，轻则搜刮、掠夺、盘剥他所治下的选民，由此造成的祸害，远远大于他买选票给选民支付的好处费；重则滥施淫威、践踏人权、打击报复，甚至给除了本选区以外的整个国家或民族带来深重灾难。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选民出卖选票的行为对个人和国家都是得不偿失、利大于弊，甚至是个人不幸和社会生活许多灾难的根源。相反，选民在选举中应当根据候选人的品格、才能和施政纲领来投票才是安全地托付自己权利的有效方法。
十三、 如何正确看待一个社会刚刚从专制转向民主之初所产生的不规范、不成熟或混乱的现象？
——当我们刚从娘胎里出来时，我们根本不会走路，而是后来经过磕磕绊绊、不断跌跤，甚至有时是弄得头破血流，我们是在付出了这些代价之后才学会了走路。其实，大自然和人类社会中又有哪一种事物在刚刚出现的时候就是成熟而又完美无缺的呢？没有。无论是植物、动物还是社会生活中的每一种新鲜事物，都有一个发芽、生根、生长、开花和结果的历程，都有一个从脆弱到坚强、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时往往会经历曲折、付出痛苦，有时甚至会出现灾难。在一个社会中建设民主制度更是这样。特别是在一个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国家，这一过程更是艰难、曲折，代价更大。首先是打破旧体制，然后是建立新体制，整个国家都在进行伤筋动骨的大手术，每个人的命运之路都得重新调整，在这种状态下，社会生活中出现混乱，甚至出现暂时的倒退，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决不能以此否定民主的价值，而退回到专制状态中去。须知，实行民主制度给人们带来的自由是无价的，而自由又是解决许多问题的“万灵药”！只要人们享有了自由，无论社会生活中存在多大的困难、痛苦、混乱甚至灾难，都会得到逐步的解决。这其中，需要人们付出耐心，付出承受一定困难和痛苦的意志力，愿意付出一定的代价。不付出代价，我们就绝对不可能享受到自由，我们愿意为自由付出的代价的大小与我们享受到的自由度的大小是成正比的。我们也不能因为无法容忍或看不惯实行民主制度之初所产生的许多负作用，就以牺牲我们已重新获得的自由为代价去换取在专制状态下那种朝不保夕的安全、稳定和面包。20世纪德国法西斯的上台就是是以自由去换取专制下的安全和面包的悲惨案例。失去了自由，以自由换得的东西也马上会失去；失去了自由，你将迅速失去包括生命在内的所有一切！
十四、“中国人太愚昧落后，不适合实行民主”，这种说法站得住脚吗？
——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当欧美国家在两三百年前实行民主的时候，它们在各方面比今天的中国不知要落后多少倍！然而它们都成功地实行了民主。今天，连蒙古、南非，以及很多比中国更落后的非洲国家都在进行民主实践，怎么能以中国人的愚昧落后为由拒绝实行民主呢？恰恰相反，正因为人们愚昧落后才需要立即实行民主，因为民主实践过程本身是最快地使人们摆脱愚昧落后、迈进文明生活的方法；民主实践过程本身也是最好的教育人们尽快懂得民主的唯一途径。我们不可能等到把每个人都教育成了大学生了以后才去实行民主，民主是人的天然要求，它与人的素质没有什么关系，相反，人的高素质是由实行民主所带来的自由熏陶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被倒果为因的宣传所欺骗。
十五、“中国人口太多，实行民主必将导致全国混乱”，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这种说法没有道理。印度的人口同中国差不多，其国土面积只是中国的三分之一，印度实行民主50 多年，也没有出现全国混乱。相反，没有实行民主的中国在50
年的时间里，出现了无数惨绝人寰的政治动乱。因此，只有实行民主才能解决人口多所产生的问题，只有实行民主才能消弭因人口多而导致的混乱。因此，实行民主与人口多少无关。
十六、“中国人长期受专制文化传统的熏陶，不适合实行民主”，这种说法对吗？
——这种说法不对。受中国专制文化传统熏陶的中国人（台湾人、香港人、蒙古人和海外华人）、韩国人和日本人都能实行民主，为什么中国人就不适合实行民主呢？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已经证明：民主制度适合在任何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实行，实行民主与否同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没有关系。
十七、“西方民主是大富豪们的游戏，平民百姓根本玩不起民主这种需要巨额财富的昂贵政治活动，因此，在西方民主是大富豪们的骗人把戏，政府由大富豪控制，平民百姓对政府没有什么影响。”事实果真如此吗？
——事实并非如此。在西方，竞选议员和总统以及各级行政长官是需要一定的金钱，但这并不意味着竞选公职的人就一定要是富豪才行。竞选者是富豪当然好，可以不花国家的公共选举基金。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情形更多的是竞选者都不是富豪，而是那些来自各阶层的公民，他们没有巨额财富，有的仅仅是品格、学识、才能、献身公共事务的决心和热情。以美国为例。林肯总统是一个连小学都没有念完的人，他当选总统前一点也不富有。目前的总统克林顿，当选为州长和总统之前是个普通大学教师，根本不是大富豪。在他出生之前，他父亲就因车祸离开了人世，从小他就是个孤儿，他完全凭自己的能力成为了总统，与财富没有什么关系。这些竞选者所需要的选举资金完全可以按照法律的规定去募集，根本无须等自己成了富豪才去竞选公职。所以说，西方民主是人人都能玩得起的游戏。
至于说大富豪控制政府，这也是不符合现实情形的。还是以美国为例。按照美国的法律，总统竞选人可以向社会募集选举资金。那么，竞选者是否就可以无限制地随便募集呢？不！美国的法律规定：个人一年向一位候选人提供的捐款，数额不得超过1000美元；向一个政治委员会提供的捐款不得超过5000美元；向一个政党提供
的捐款不得超过2万美元。这么点数额，肯定不够。不足的部分，由国会从国库里拨给最后被法律确认为正式竞选者的人，这些竞选者所得的公共选举基金数额相等。法律规定捐款的限额，目的是防止竞选者上台后对捐款太大的人怀抱感恩的考虑，而这会导致他在决策时制定有利于某个人或某个集团而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的政策。法律的这种规定，避免了富豪或大企业控制政府。
类似上述的制度设计，各民主国家都有，这里不一而足。
十八、“实行西方民主搞大规模选举太浪费国家财富，得不偿失，因此，不要搞西方式的民主选举”。这种观点正确吗？
——这种观点不正确。在民主制度下，在一些国家进行选举，可能会花费几百万、几千万或几亿或几十亿的资金（全国总计）。而在那些不实行民主选举的国家，因实行专制制度而导致的财富浪费和损失岂只是几十亿、几百亿，往往是上千亿、几千亿！那些指责民主国家搞选举浪费财富的人为什么不想想：民主国家定期搞选举浪费了那么多财富，可它们为什么还那么繁荣、富裕和强大；而那些从不浪费钱搞选举或只花一点钱搞骗人、蒙人的假选举的专制国家为什么都是贫穷、落后、衰败的呢？
的确，民主有弊端，然而，它的弊端同专制相比，是小巫见大巫而矣。那就让我们两害相权取其轻吧。因为目前我们还找不到比民主更好的制度。
第五章 宪 政
一、什么是宪法？它是干什么用的？
——象其他法律一样，宪法也是一种法律。宪法与其他法律的区别在于：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其他一切法律之母，是制定其他一切法律的依据；宪法是人类智慧那远见卓识和高瞻远瞩的产物，它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普遍而永恒原理的体现；它是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制度规则（就象一部机床的工作原理一样）。在一个国家，宪法之外的所有法律都是对宪法的内容及其精神的规范化、具体化，是为了把宪法落实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之实施宪法的努力。
宪法的使命：宪法是为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设计一种命运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包括两大主要内容：第一，设计一个国家的政权组织，即规定这一政权组织的指导原则、政权组织的性质、结构形式、产生方法及政权组织的权能规范；第二，保障人权，把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被文明世界所公认的人权的普遍原则、具体内容转化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规范，从而使人权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至于成为权力践踏的对象。
二、 为什么在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中会出现宪法这种现象？
——宪法这种东西并非历来就有，它是随着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出现才产生的。可以这么说，宪法是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没有民主政治的实践，就不会、也不需要宪法这种东西。那为什么只有民主政治才会产生宪法、才会需要宪法呢？
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的最大区别在于：在专制政治下，整个社会的命运被独裁专制者个人掌握和决定，普通大众都是他的奴仆，专制者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恣意妄为，法律对独裁者来说形同虚设，甚至独裁者个人的好恶、言词都成了法律。独裁者的行为具有无规则性和不可预测性。独裁者一死，整个政权体系大乱，为了争夺对政权的控制，往往伴随着流血冲突或战争，政权根本没法和平、有序地进行转移。在这种情形下，根本就不需要旨在限制掌权者、保障政权和平转移、捍卫人权的宪法了。
民主政治意味着每个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意味着保障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以一套明确而恒久的规范来设计一个民主的政权组织形式，防止权力的滥用，防止权力侵害人权，并把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人权转化为具体的法律规范，这些人权法律规范就象一把利剑悬挂在掌权者的头上，使之成为掌权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侵害的对象，否则，将遭到惩罚。此外，民主政治下掌权者的任期是有限的，掌权者必须定期更换，为了避免因掌权者的更迭而导致政权和社会的动荡，也需要一套明确的规范来设计一个使权力能和平、安全地转移的程序。民主政治的这些宗旨、原则和要求需要一套特殊的规则来把它们系统化、规范化，并把它们上升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规范系统，这种特殊的法律规范系统就是宪法。
因此，是民主政治催生了宪法，也只有民主政治才需要宪法。而宪法一旦确立以后，民主实践又把宪法内化为人们的坚定信念，使宪法成为捍卫和维护民主政治的坚固屏障和堡垒。
三、如何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存在着真正的宪法？
——本来，宪法作为捍卫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是只有在真正实行民主政治的社会里才会名副其实地存在，甚至可以这么说，宪法是民主政治的专利。但是，二十世纪以降，在全球民主大潮的冲击下，世界上许多专制国家的独裁者们为了逃脱迅速灭亡的厄运，这些野蛮的力量也不得不开始为自己的卑劣统治制造某些道义上的支持来粉饰冠冕。这时，宪法这种东西就成了独裁者用来欺骗、愚弄和麻痹人民、消解人民反抗独裁专制统治的最好麻醉药和遮羞布，在这种情形下，宪法非但不是捍卫人权的屏障，反而成了维护独裁专制的工具。宪法的神圣性遭到践踏和破坏。二十世纪在全球兴起的许多专制政权，哪一个不是打着宪法的遮羞布在进行着邪恶的统治呢？法西斯政权、共产主义政权以及其他形态的独裁政权都是在挂羊头卖狗肉——打着宪法这一象征着民主政治的旗号，
实际上却进行着与宪法的精神完全不相容的罪恶的专制统治。这种情形，容易使人们对宪法产生误解，破坏人们对宪法的信心和信任，因此，有必要让人们牢记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存在真正的宪法的标准。
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所宣布的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存在宪法的标准至今仍未过时：凡权力不分立和人权无保障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因为权力的分立才能防止权力被独裁者垄断，才能以权力制约权力，才能保障自由；而保障人权的目标只有在民主政治下才能实现。因此，只要权力分立和人权有保障的地方，就说明这个国家必定在实行着民主政治，而在民主政治下，则必然存在着名副其实的宪法。相反，凡是权力不分立（无论是三权分立还是五权分立）和人权无保障的社会，无论这个国家字面意义上的宪法是多么漂亮和完美，那这个国家在实际生活中也是不存在宪法的。
真正的宪法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文字，而是活在人们心中的信念，是体现在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政府行为和人民的生活方式。爱因斯坦说得好：真正的宪法是活在人们心中的神圣信念，宪法的生命和力量源于每个公民要捍卫它的决心和勇气。只有当每个公民都意识到他有义务为保卫宪法作出自己的贡献时，宪法上的权利才有保障，宪法才会存在。
四、什么是参与型民主和立宪主义的民主（即宪政民主）？
——自从地球上出现民主的实践活动以来，人类大致经历了原始民主、古代民主（古希腊、罗马的民主）和近现代民主。从性质上讲，原始民主和古代民主属于参与型民主，近现代民主属于立宪主义的民主（或宪政民主）。
古代的原始部落和古希腊、罗马的城邦国家都是一些面积狭小的共同体，古代人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公共生活，他们几乎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军事和公共服务之中，这种投入的回报是他们在共同体的政治活动中具有很大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的表现就是他们享有能积极地、直接地参与公共事务的辩论与决策的权利。因此，在古代民主下，分享主权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现实的制度。行使公民权力，直接参与社会团体事务几乎是古代人的唯一职业，也是他们生活中全部乐趣的渊源。这就是参与型民主的特征。
现代人与古代人过着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追求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由于商业的发展，疆域的扩大，现代人的生活比古代人更丰富、更复杂。在古代，政治是人们生活的中心，而在现代，政治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下降了。人们必须从事生产与交换，人们愈来愈从私人生活中获得个人价值的实现，人们在政治事务中的影响由于疆域的扩大而相对缩小。这样，在现代生活中，就出现了与古代人生活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形：第一，现代人愈来愈注重个人的生活领域，特别珍惜维持一个不受政治权力干预的私人空间，强调个人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个人的独立和自由是现代人的第一需求：因此，任何人决不能要求现代人作出任何牺牲，以实现政治自由。”第二，现代人愈来愈难以直接参与政治事务的讨论与决策，因而愈来愈诉诸代议制作为既保障个人对政治的影响力，又维护个人其他生活方面的手段。为了实现这两个目的，人们求助于立宪主义的手段，即设计一套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制度规范来建构一个民主的代议制政权，重点是制约政治权力，为政治权力划定限度，规定权力行使的方法和程序，防止权力滥用，从而保障人们的权利和自由。以这种方式建构的民主就是立宪主义的民主。
参与型民主和立宪主义的民主都是为了追求自由，但这两种类型的民主所追求的自由却是不一样的，按照法国思想家贡斯当的说法，参与型民主所追求的是古代人的自由，立宪主义的民主追求的是现代人的自由。古代人所理解的自由主要是一种公民资格，在古代人那里没有一个明确界定的私人领域，没有任何个人权利。古代人认为对共同体权威的完全服从是和追求自由并行不悖的。
“今天我们视为弥足珍贵的个人选择自己宗教信仰的自由，在古代人看来简直是犯罪和亵渎。社会的权威机构干预那些在我们看来最为有益的领域，阻碍个人的意志。……而且，公共权威还干预大多数家庭的内部关系。年轻的斯巴达人不能自由地看望他的新娘。在罗马，监察官密切地监视着家庭生活。法律管制习俗，而由于习俗涉及所有事物，因此，几乎没有哪一个领域不受法律的管制。”
“在古代人那里，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
作为公民，他可以决定战争与和平；作为个人，他的所有行动都受到限制、监视和压制；作为集体组织的成员，他可以对执政官或上司进行审判、解职、谴责、剥夺财产、流放或处以死刑……”
与此相反，在现代人中，个人在其私生活中是独立的，即使在最自由的国家中，他也仅仅是表面上的主权者。他的主权是有限的，而且几乎常常被中止。对现代人来说，自由首先意味着：
“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人们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不受任何限制，这就是自由。自由是只受法律制约、而不因某个人的行为或若干人的专断意志而受到某种方式的逮捕、拘禁、处死或虐待的权利；它是每个人表达意见、选择并从事某一职业、支配甚至滥用自己的财产的权利；是不必经过许可、不必说明动机或理由而迁徙的权利；它是每个人与其他个人结社的权利，结社的目的或许是讨论他们的利益，或许是信奉他们以及结社者所偏爱的宗教，甚至或许仅仅是以一种适合他们本性的方式或幻想的方式消磨几天或几小时；最后，自由是每个人通过选举全部或部分官员，或通过当权者或多或少不得不留意的代议制、申诉、要求等方式，对政府的行政施加某些影响的权利。”
现代人的这种自由就是立宪主义的民主所要实现的价值，也是产生立宪主义民主的原因所在。
五、为什么只有立宪主义的民主才能够尽可能地消除民主的弊端？
——通过考察参与型民主和立宪主义的民主这两种民主的区别，我们可以发现：参与型民主并不一定能保障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也不一定能够做到公正地对待少数派。例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就是因为坚持言论自由而被自封为代表主权的多数派以维护正义的名义进行处死的；在参与型民主下，少数派的权利往往得不到保障，多数派可以共同意志、主权、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等的名义任意剥夺少数派的权利和自由；在参与型民主下，多数派的统治往往容易演化为多数的暴政，这点，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早就论述过了。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初始阶段，参与型民主的存在是与当时的文明水平相适应的。
但是，当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到了必须以保障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作为前提条件的时候，或者说，当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成了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惟一动力的时候，那么，保障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就成了整个社会生活中至高无上的法则，这一法则就成为了任何社会力量无论以任何名义都不能损害和践踏的对象。把这一原则落实到政治生活中，那就必然要求对政治权力加以限制。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政治权力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必要的恶，即使通过民主方式来保证主权的绝对权力不侵害个人利益，也只能是一种幻想。抽象的权力也许可能是高尚的、公正的、无私的，而现世的权力必然是偏私的、压迫性的，或者说是罪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由人行使的权力都不应该是绝对的，“任何现世的权力都不应该是无限的，无论这种权力属于人民、属于人民代表、属于任何名义的人，还是属于法律。即使是人民的同意也不能使非正义变成正义、使不合法的事情变成合法的。”只有把权力置于正义的限度内，我们才不会害怕什么，人权才得以安然无恙。
对政治权力进行有效限制的措施来自这几方面：第一，来自宪法的限制。“宪法本身就是一种对权力不信任的行为：它为权威设定了限制。如果我们相信政府具有永远正确的禀赋且永远不会走极端，宪法便没有必要设定这些限制了。”第二，在政治权力内部设置分权与制衡的机制，实行以权力制约权力、以野心对抗野心的策略。第三，对政府权力实行明确的外部限制，那就是明确划定政府权限的范围以及个人在社会中不可侵犯的权利。对权力最根本的限制就是人民的独立的权利。“不管在任何地方，如果个人毫无价值，全体人民也就毫无价值。”“公民拥有个人权利，这种权利不依赖于任何社会与政治权威。任何权威若是侵犯这些权利都是不合法的。公民的权利包括个人自由、宗教自由、意见自由（包括公开表达的自由）、享受财产的自由，以及不受任何专断权力控制的保障。任何权力都不能质疑这些权利，否则，它就会摧毁自己的信誉。”（贡斯当语）
把上述对权力的限制和对人权的保障转换成一套明确的政治游戏规则，那就是宪法。以宪法来指导并以宪法为依归的民主实践，就是立宪主义的民主。历史和现实证明：只有立宪主义的民主才能尽可能地消除民主的弊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开创立宪主义民主的国家是美国。1783年付诸实施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是人类宪政民主史上的开山之作。200多年来，美国的民主实践证明了立宪主义民主所具有的伟大价值。
六、 什么是宪法法院？它的职责是什么？
——在参与型民主时代，是不存在宪法法院这一机构的。宪法法院是随着宪政民主时代的到来才出现，是宪政民主的实践所催生出来的产物。当然，也有些国家不叫宪法法院，而是称为宪法委员会，如法国。此外，即使在有些实行宪政民主的国家，也不一定就会设立这种专门的法院，例如，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就没有设立这一机构，而是把这一机构的职能由该国最高法院去行使。
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的职能一般是：对该国各级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对各级行政机关制定的政策及其行政行为是否符合宪法的内容和精神进行司法审查并作出裁决；对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的宪政冲突作出裁定；对有争议的选举的合法性作出裁决，等等。被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或最高法院宣布为违反宪法的法律、政策、行政行为或选举结果立即失效，不再具有约束力。
宪法法院或最高法院的这种职能被称为司法审查或违宪审查，它是捍卫宪法的卫士，也是捍卫人权的机构，更是维护宪政民主健康存在的保障机制。
第六章 法 治
一、 人性的本质是什么？
——人性的本质决不仅仅是性善或性恶的问题，人性与其他动物性的一个最大区别在于：人的欲望永远是一个变量，而其他动物的欲望则是一个基本不变的常量。也就是说，人这种动物的欲望或需求是不断变化，不断产生，它是一种永无止境的变量；而其他动物则是在它的某些基本欲望或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不再产生新的欲望。例如，一般的动物在吃饱喝足，完成吃喝拉撒睡和繁衍后代的生殖活动之后，就再也不会有别的什么需求了。但是人这种动物则不是这样。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是人类那无穷无尽、贪得无厌的野心和欲望塑造了一部充满了血与火的人类贪婪史。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拥有能不断满足其欲望和需求的条件，他就会利用这种条件去满足其不断产生的永无止境的各种各样的欲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是自己那无穷无尽的欲望和需求的奴隶。
二、 什么是政治权力？
——人们通过纳税及其他形式（如选举）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从而建立起军队、警察、法庭、监狱以及其他各种权力机关，这些权力可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统称为政治权力。政治权力是用于管理公共事务、为社会共同体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特殊工具。它是人世间一种能量巨大无比的工具，利用这种工具去做任何事情，几乎没有办不成的。可见，政治权力几乎是一种无所不能的力量。
三、 为什么人性与不受制约地行使政治权力的行为相结合就必然产生腐败？
——
一个拥有无穷无尽的欲望和需求的人，如果他是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那么，他只能在他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去满足自己的欲望，这种满足是有限的，因为他的能耐是有限的，因此，尽管他的欲望是无限的多，然而他只能满足其中较少的一部分欲望和需求。但是，同样是这样一个人，如果他经过某种途径掌握了政治权力，那么，就会出现这么两种后果：第一，这个人是在民主政治下掌权，他行使权力的行为受到各种具体、明确、有效的限制，那么，即使这个掌权者内心升腾着万般的欲望，这个掌权者也只能用权力去为公共利益服务，没法用权力去谋私，去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第二，这个掌权者行使权力的行为不受限制或没有受到有效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人类那贪婪的天性就会促使他不顾一切地利用手中掌握的能量巨大无比的政治权力这一工具去满足自己那无穷无尽的欲望和需求，把本来应该用于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权力非法地用于为个人的一己私利服务，这种现象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腐败。阿克顿说得好：“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伟大人物往往也都是一些坏人。当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时候是如此，而当他们掌握了权力行使权威的时候就更是如此。”掌权者的惯性是拼命行使权力，直到遇到障碍为止。
四、 怎样才能有效地把腐败遏止在最小限度？
——要想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彻底消除腐败，在人类目前的智慧水平下是不可能的，只能把它遏止在最小限度。把腐败遏止在最小限度的有效措施有：一，由人民定期地、自由而公正地选举各级行政长官，或罢免他们；二，实行权力分立（无论是三权分立还是五权分立），以权力制约权力，以野心对抗野心，相互制横；三，实行多党竞争，轮流执政，让在台上的掌权者诚惶诚恐；四，实行司法独立，使司法机关成为捍卫正义的堡垒；五，实行新闻舆论自由，让那无孔不入、如水银泻地般的传媒时刻盯着掌权者的一举一动，随时予以揭露。实行上述措施，有助于把腐败遏止在最小限度。
五、 为什么要实行三权分立？
——这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政治权力是一种能量巨大无比的力量，运用这种力量去办事，无论好事还是坏事，几乎无所不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政治权力也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这种力量一旦全部集中在某个人手中，那将对社会和每个社会个体的自由和生命造成致命的威胁和灾难，因此，必须想方设法对权力进行严格而仔细的限制，这是经验告诉我们的真理。在人类目前的智慧水平下，人类发明了将这种能量巨大无比的力量根据其功能划分为三大块的制衡机制，让这三种势均力敌的力量相互制衡，把权力的祸害减少到最低限度。迄今为止，我们还未找到比这更好的方法。第二，实行权力分立，也是为了防止权力垄断，防止社会的命运被某个人或某个集团所操纵，从而防止社会和个人失去自由。阿克顿说过，自由只存在于权力分立的社会里，专制则存在于权力集中的社会里，只有把权力放在监督的集中营里，自由才得以安然无恙，你才不必害怕什么。
六、 为什么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rule of law ）?
——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在文明状态下，人学会了服从理性的规则，因此，文明社会实行法治，而野蛮社会实行人治。“所谓法治，就是指政府和人民都服从、遵守法律，而被政府和人民所服从、遵守的法律则必须是善良和正义的（亚里斯多德的定义）。”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保证政府和人民都遵守法律并且这种法律又是善良和正义的呢？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怎样才能使政府和人民守法。要使人民遵守、服从国家的法律，这很容易，因为有强大的国家政权机关作为执法机关。国家执法机关的强大威力足以使任何公民自觉遵守法律，即使有不遵守法律的公民，他的违法犯罪行为也会立即受到执法机关的追究。因此，使人民守法无需什么条件。
怎样才能使政府也遵守、服从法律呢？一个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不受人民监督、也不向人民负责的政府完全可以置法律于不顾，我行我素，不遵守它自己制定的法律。在这种状态下，政府完全可以不服从遵守法律。只有在民主制度下，当政府官员由人民通过自由而公正的选举产生后，政府守法才有了保障。因为在民主制度下，政府官员由人民选举产生，他们要依法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对于违法犯罪的官员，人民除了依法罢免或弹劾外，这些官员还将受到司法追究。定期的、自由而公正的选举、独立的司法机关和时刻监督政府的新闻舆论，使得政府官员的违法防罪行为无处可逃，迫使执掌大权的政府执法人员也不得不服从并遵守法律，对法律、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这样，就确保了政府本身也服从、遵守法律。
其次，怎样才能确保被政府和人民所服从、遵守的法律是善良和正义的呢？法律的善良和正义是指法律的内容极其精神符合社会道德良知的要求，反映并体现人民的愿望和意志，维护人权，捍卫公民的正当权益等。在专制社会里，当法律是由专制者凭个人主观意愿制定的话，法律的内容和精神是不可能体现善良和正义的。只有在民主制度下，制定法律的立法机关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表所组成时，法律才会是善良和正义的。在民主制度下，人民定期选举那些能够体察民情、了解人民的呼声和愿望的代表组成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只有由这样产生的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才会反映道德良知的要求，体现人民的愿望，捍卫公民的人权，促进个体和社会的利益。这样的法律才会是善良和正义的。即使由人民选举产生的立法者制定了与维护人权的宪法不符的法律，民主制下的违宪审查机关也能及时纠正这种弊病，确保民主制下的法律是善良和正义。正是从上述意义上讲，只有在确立了民主制度并将其真正付诸实践的地方，才会真正出现法治状态。只有在法治社会里，人权才有保障，社会才能进步。因此，只有实行了民主，才会有法治。
七、 什么是司法独立？怎样才能使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指负责审判的司法机关不受任何限制、不受任何干涉地独立行使审判权，无论这种限制或干涉是来自立法机关、行政机关还是社会团体或是司法机关的上级机关，法官都应该置若罔闻，决不听从，法官只听从法律、正义和超越于正义之上的良心进行审判。司法独立的核心是负责审判的法官个人的独立，不受任何干涉地进行审判，即使是他的领导也不能干涉他的审判活动。
所有的国家都有司法机关，但并不是所有国家的司法机关都是独立的。所有专制国家的司法机关都是没有独立地位可言的，甚至是实行专制的工具和帮凶。要使司法机关获得真正的独立，必须采取这些有效措施：第一，在宪法上明确规定三权分立，相互制横，使司法权获得同立法权、行政权平等的地位；第二；司法机关的活动经费由议会拨款，而不是由行政机关拨款，这样就消除了来自行政机关对司法独立的威胁和压力；第三，禁止任何政党在司法机关内设立什么党的组织，防止司法机关成为偏私的政党工具；第四，法官履行职责的行为不受追究，法官无过错的话，终身任职；第五，实行新闻舆论自由，使舆论自由成为捍卫司法独立的一道坚强的屏障，因为自由的舆论会使任何干扰或威胁司法独立的企图都被及时揭露从而归于失败。
八、为什么说司法独立是捍卫人权与法治的重要保障机制？
——司法独立在捍卫人权方面的保障机制表现为：第一，如果是公民之间发生了侵害人权的行为，那么，独立的司法机关将会作出公正的裁决，从而维护人权；第二，如果是政府的行为侵害了人权，那么，独立的司法机关将按照行政诉讼法或其他法律作出裁决，对受害者实施救济，并责令行政机关撤消或重新作出新的行政行为，或撤消行政机关那侵犯人权的违宪违法的政令和具体行政行为，从而保障人权；第三，如果是立法机关制定了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法律，那么，独立的司法机关（最高法院或宪法法院）将行使司法审查（或违宪审查）职能，宣布违宪的法律无效，使执法机关不再执行这种无效的法律，从而捍卫了宪法的尊严，也就是捍卫了人权，因为宪法就是人权的保证书。
独立的司法机关在捍卫人权方面的上述保障机制，恰恰也是捍卫法治的保障机制。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所谓法治，就是指政府和人民都遵守法律，而被政府和人民所遵守的法律又是善良的。司法独立在捍卫人权方面的前两大作用，恰恰保证了政府和人民都守法，而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或违宪审查，则保证了被政府和人民所遵守的法律又是善良的。
九、什么是良法与恶法？
——所谓良法，就是捍卫人们的权利和自由，防止暴政，制裁犯罪，维护正义的法律。所谓恶法，就是维护独裁专制，侵害人权，剥夺人们的自由，损害正义的法律。
十、怎样才能使法律成为良法而不成为恶法？
——要使法律成为良法而不成为恶法，必须具备如下保障机制：一，立法机关的代表必须由人民定期地、自由而公正地普选产生，使立法者随时倾听人民的呼声和愿望，使法律真正反映人民的意志；二，设立宪法法院，由宪法法院或最高法院行使司法审查（违宪审查）的职能，对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或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是否违宪进行审查，对违宪者宣布无效，从而保证法律的善良；三，实行新闻舆论自由，这样，既可以让社会的真实情况顺畅地反馈到立法者，也可以把立法者的活动随时反馈给人民，让大家对法律的制定表达各种各样的意见，畅所欲言，这样可以避免法律的偏私。
一般说来，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保证法律的善良，才能出台良法。在专制政治下，法律是独裁者个人意志的体现，根本无法保证法律的善良，相反，法律往往是专制的工具或助虐器，是独裁者邪恶勾当的骗人外衣。
十一、为什么只有在法治社会里才能真正树立起法律的权威，使法律不至于成为权力任意践踏的对象？
——出现法治社会的前提是这个社会首先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只有在民主政治下，由人民选举产生制定法律的立法机关才能确保法律的善良和正义；只有在民主政治下，由
人民选举产生执行法律的行政机关，才能使执法的政府官员忠实地执行法律，而不至于执法犯法；只有在民主政治下，司法机关才能独立地进行审判活动，才能作出公正的判决，维护法律的尊严；只有在民主在政治下，司法机关才能行使司法审查或违宪审查的职能，监督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和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维护法律的尊严。由此可见，只有在实行了民主政治的法治社会里，才能真正树立法律的权威，使法律不再成为独裁者的工具，成为权力任意践踏的对象。
十二、为什么只有在法治社会里，法院的司法判决才能使诉讼双方当事人心服口服，主动执行法院判决而基本上不需要法院派人去强制执行？
——在法治社会里，由于实行民主政治，确保了法律的善良和正义，这种善良而正义的法律维护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因此，人们从内心深处认可并拥护这样的法律，因而也就会在行动中主动遵守这样的法律；其次，司法机关的神圣职责是捍卫正义，“正义必须实现，但必须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在法治社会里，司法机关行使独立的审判权，审判活动公开进行，有一整套明确而具体的程序法保证诉讼过程的每一步都是
公开的、公平的，诉讼双方的当事人都看在眼里，对自己认为不公正的举动和判决随时可以提出抗议并可以向上级法院上诉。法官作出判决所依据的实体法又是又是人们认可并拥护的法律，从这种程序法和实体法所保障的诉讼活动所做出的司法判决当然会使诉讼双方当事人心服口服，主动执行法院判决而基本上不需要法院派人去强制执行了。
第七章 经 济 （节选）
一、 为什么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私有财产，只要是它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的，那么，它就是人们辛勤劳动的产物，人们的劳动果实是人们安身立命的基础，是维持生命的物质手段。一个人不能享有自己的劳动果实，他的劳动果实可以被别人夺走，说明他的生命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就是别人的奴隶。由此可见，财产权是一个人生命权的基础和延伸，是实现生命权的物质手段。如果连生命都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还谈何去享受其他的权利呢？因此，私有财产是每个人能够享受自己的各种权利和自由的保证，是每个人自由与尊严的保障，是捍卫人权的有力手段。基于私有财产的这种重要作用，在民主国家，宪法里都明文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即使为了公共利益要征用私有财产，也必须征得财产主人的同意并获得同等的补偿才能征用，而绝不能象共产国家那样依靠野蛮的暴力随意剥夺作为人们劳动果实的私有财产，这既是不道德的，也是违法犯罪的行为。
二、 什么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它对经济生活有何作用？
——自由的市场经济是相对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而言的。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下，政府不介入经济生活，政府只负责制定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所需的各种游戏规则，并充当游戏规则的执法者和裁判者；经济生活中各种人力、物力等资源的配置都由市场本身自发地调节，人们在其中进行公平的竞争，生产者通过提供优质的服务来取胜，消费者可以买到自己满意的各种产品。
市场经济相对于计划经济的巨大优越性：第一，可以避免计划经济下那种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的巨大浪费，由市场来调节经济生活中的产、供、销，可以使社会资源得到最佳配置，发挥最大效用，极大地节约社会资源；第二，市场经济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为社会发展和文明的进步提供最大的动力；第三，市场经济所焕发出来的能量使一个国家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能经济繁荣，人民富裕，国家强大。
三、 为什么实行自由的市场经济有助于民主和法治观念的养成？
——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受政府干涉、由人民自己在法律所提供的和平、安宁的环境下，根据市场的供需关系进行自由的公平竞争的一种契约经济。在这种契约经济下，人们首先必须养成做一个自主的人（否则，就没法从事生产和交换），即养成自由地判断、自由地选择、自由地作出自己的决定并勇敢地承担自己决策后果的习惯，从而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并由此认识到自由那神圣而不可移易的价值，久而久之，就会使得他成为自由的捍卫者；第二，在市场经济下，无论是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活动，还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活动，都讲究平等和公正，市场经济中的这种平等和公正的竞争和交易活动，长此以往，就会慢慢地在人们头脑中养成平等和公正的观念意识，最后，内化为人们心中的信念；第三，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人们在生产和交易活动中的一举一动都必须主动遵守各种法律法规，履行自己签定的契约和各种承诺，否则，他将遭到相应的损失和惩罚。这样一来，人们又会慢慢地养成自觉自愿的守法意识，这种意识又会外化为人们的行动，进而成为人们的行为方式，自觉守法于是成为人们的习惯。
由此可见，自由的市场经济会熏陶出人们的自由、平等、公正、守法的意识。而自由、平等、公正、守法的意识又是民主和法治的基石。市场经济能生长出这些观念，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市场经济必须是自由的、健康的，而不受政府权力的任意干涉。
四、 如何看待市场经济的副作用？
——人世间从来就没有完美无缺、十全十美的事物。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更是这样。因此，当我们面临选择的时候，通常只能遵循“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大”的原则。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之所以选择市场经济，那是因为：从长远的历史阶段来看，两者相比，市场经济对社会和个人的益处要远远大于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的祸害则远远超越市场经济。的确，市场经济也有祸害，也有弊端，比如，市场经济有时也会出现垄断，损害消费者利益；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会导致有人失业，有人破产，甚至家破人亡，这是它的副作用。不能因为有这样的副作用，就否定市场经济对整个社会和个人所带来的益处，就想重新回到旧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铁饭碗”时代，经验已经证明那是死路一条。
五、 从1950年到1990年，中国和日本在经济发展上产生了什么差距？它说明了什么？
——在二战结束之初的1950年，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实力相差不大，当时中国比日本还强一点；但是，到了1980年，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日本的五分之一了；到了199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日本的六分之一了（据中国青年报）。这说明中国的经济虽然也在发展，但中国已经完全地、彻底地落后了，这也说明被共党吹嘘的新中国成就其实根本不存在。是的，你已经走了100步，可别人已经走了一万步了。
六、 1999年中国的国家财政收入是多少？被挪用浪费达多少？这些被浪费的财富能为中国办多少实事？
——1999年中国的国家财政收入是8000多亿人民币，其中被挪用浪费达4000多亿，这些钱如果不被浪费，可以往教育、军事、下岗失业工人各投放1500亿，可使中国教育、军事的经费增加一倍，使下岗失业工人的待业保险、医疗保险所需的钱都有了着落；这些钱不被浪费的话，可以用它建40个第一汽车制造厂，可以建400所大学，可以用它建四万公里铁路，……。
七、“大跃进”和“文革”使中国损失多少财富？这些财富能为中国办多少实事？
——“大跃进”和“文革”使中国损失的财富，据估计达8000亿元人民币，这还是
当时的价格。可以用它建80个第一汽车制造厂，可以建800所大学，几乎相当于目前中国大学的总数，可以用它建八万公里铁路，比目前中国的铁路总里程还多二万公里，……。
八、从1978年到1999年，从中国大陆流失到海外的财富有多少？能为中国办多少实事？
——据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期刊的报道和2000年北京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从1978年到1994年，从中国大陆流失到海外的财富达2400亿美元；从1997年到1999年，从中国大陆流失到海外的财富将近1000亿美元。二者相加，达3400亿美元。相当于3万亿人民币。这笔钱在海外办了实体，购置了豪华别墅、汽车、游艇及房地产。这些钱可以为中国建300个第一汽车制造厂；可以建300座城市；可以建3000所大学，相当于目前美国大学的总数；可以用它建30万公里铁路，相当于目前美国铁路的总里程数，……
九、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多少损失？这些损失赔偿给中国的话，能为中国办多少实事？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是6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是3000亿美元，总共是3600亿美元。换成人民币是3万亿人民币。这些钱可以为中国建300个第一汽车制造厂；可以建300座城市；可以建3000所大学，相当于目前美国大学的总数；可以用它建30万公里铁路，相当于目前美国铁路的总里程数，……这笔钱应该要求日本赔偿。
第八章 公共舆论
一、 什么是公共舆论？
——公共舆论是指由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的现实情形、人民的呼声和愿望，以及大学和各种研究机构里所存在的丰富多彩的思想和精神资源。由这些东西汇聚而成的信息大潮，就是公共舆论。
二、 什么是舆论自由？
——舆论自由是指除了法律禁止报道和讨论的事情以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媒体可以自由自在地报道任何事情，自由自在地讨论任何事情，而学校和研究机构则可以自由自在地发表自己的任何思想或观点，不受任何限制。公民个人同样可以享受上述各种权利。舆论自由包括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三、 为什么说新闻自由是舆论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
——美国的建国之父托马斯·杰佛逊说过：“如果要我在有政府而没有报纸和有报纸而没有政府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这是十八世纪的精神领袖对新闻自由的看法。今天，以报纸、期刊、电视台、电脑网络所构成的新闻舆论更是在这个信息化的社会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新闻自由之所以是舆论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这是因为新闻自由是捍卫人权与法治的精神战士；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有效手段；是塑造社会良好的认知结构、维系社会的良心和道德的精神训练场；是揭露腐败、遏止腐败的“防腐剂”；是引导民主实践健康发展的引路人；新闻自由是专制主义最可怕的敌人，是废除专制走向民主的催化剂。
四、 为什么说舆论自由是其他一切自由的前提和保障？
——人所享有的自由和其他动物所享有的自由是不一样的。其他动物能自由地走动，能满足吃喝拉撒就心满意足，不会有别的想法了。但人不是这样。人是一种精神性的动物。人在满足了生命的基本需求以外，人还会思想，还会追求精神的创造性活动，更渴望按照自己的所思所想去自由自在地进行活动。因此，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特别是公开地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是人的天然要求，也是人要享受其他权利和自由的前提。因为权利和自由的本质就是表达自我、实现自我。试想一下：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社会，特别是没有公开表达自由的社会，人们怎么能够去行使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呢？
同样，只要人们拥有了舆论自由，人们也就牢牢地掌握了行使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的可靠保证。只要舆论自由存在一天，人们行使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就安全、可靠地存在一天；只要舆论自由不再存在，人们的权利和自由也就岌岌可危，甚至走向消亡。
舆论自由是社会的精神血液，一旦它患了“贫血症”或“败血症”，那么，这个社会的整个精神状态将走向枯萎，回归野蛮和落后。因此，任何专制政府都是从控制和扼杀舆论自由开始，以整个社会成为野蛮落后的人间地狱来结束。
五、 舆论自由对于捍卫人权和法治有何作用？
——舆论自由在捍卫人权方面的作用表现在：它可以随时地、不断地揭露各种侵犯人权的行为，为受害者进行呼喊，使这些行为受到追究，使人权得到保护。舆论自由在捍卫法治方面的作用表现为：在国家的各种立法活动中，通过各种途径向立法者反映人民的呼声和愿望，反映社会和时代的要求，确保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善良的；通过对各级行政机关执法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进行揭露，监督政府活动的合法性，从而捍卫法律的尊严；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通过报道和探讨诉讼活动，使诉讼活动在公开、透明、合法的状态下进行，这既有助于维护司法公正，也有助于熏陶人民的法治精神。
六、 舆论自由对于民主实践的健康发展有什么作用？
——无论在任何国家，实行民主的前提是首先要有舆论自由。没有舆论自由，是不可能在一个国家进行民主实践的。实行民主的前提是允许社会上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进行沟通、交流、相互竞争，允许人们公开地、自由自在地发表自己的观点，没有舆论自由，人们就不可能拥有这样做的权利。民主制度确立后，无论是各级公职的竞选，还是立法、行政、司法等活动，都离不开舆论自由这个最有效的工具：监督政府，教育人民，随时把民主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不足和缺陷反馈给社会，便于不断改进民主。因此，舆论自由可说是民主实践健康发展的“保姆”。
七、 舆论自由在塑造社会良好的认知结构方面有何作用？
——在一个专制国家里，是不存在舆论自由的，人民长期受到独裁者控制的媒体的欺骗性宣传，久而久之，人民慢慢地变得不明是非、不辩善恶、不分美丑与好坏了。无论在思维上、思想上，还是在认识上，不但社会个体，而且整个社会都变得愚昧、野蛮、武断、极端，缺乏谦恭、宽容、敬畏和进行平等地沟通、交流、协商的精神和气质了。从此，他们喜欢动不动就按照官方灌输给他们的“真理”标准去思考，去判断。只有在舆论自由的社会里，人们的思想、观点才会得到较为畅通的流露，人们才会获得与别人进行和平、平等地沟通交流的健康经验，学会尊重别人的意见，养成谦恭、宽容、心平气和地思考、说话、与人交流协商的精神气质，这会使整个社会的认知结构朝良好的方向发展。
八、 舆论自由在维系社会的良心和道德方面有何作用？
——在专制社会里，由于缺乏舆论自由，人们都只不过是一些沉默的奴隶，由于不允许人们自由发表自己的言论，久而久之，人们丧失了是非、善恶、好坏、美丑等意识，变成了冷漠的动物。只有在舆论自由的社会里，让人们自由自在公开地表达和交流自己的思想，批评别人，也被别人批评，对美好的事物发出自己的赞美，对邪恶的事物做出自己的批判，这样可以激发一个人内心深处的良心意识，不断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平。
九、 舆论自由对于维护司法公正有何作用？
——在司法活动中，只要舆论对司法活动的整个过程进行仔细的报道和讨论，那么，司法活动就会被至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整个诉讼过程就象一曲公开表演的、受到许多人观看的戏剧，一切都是透明的了，各种干扰司法公正的努力就会知难而退，腐败就难以侵蚀司法这堵正义之最后的防护墙，在全社会的监督下，司法公正就会有保障。
十、 舆论自由对于防止腐败有何作用？
——众所周知，“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在社会生活中，无论是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对于各种形式的腐败，舆论自由都是最好的“防腐剂”。几乎在所有的国家，掌握权力的人最害怕的东西就是新闻舆论。政客们的各种腐败，只要被新闻媒体一曝光，他们几乎就难逃法网的追究。这种例证太多，美国的总统尼克松被迫下台就是一个最好例证。
十一、 舆论自由在废除专制走向民主的过程中有何作用？
——人类近现代史的经验表明：在废除专制走向民主的过程中，舆论自由往往充当了急先锋的作用。没有舆论自由，就不可能把人们从被专制统治的麻木状态中唤醒过来，进而意识到废除专制的必要性；没有舆论自由的启蒙，人们就不可能意识到人的尊严，意识到人权的宝贵，就不可能在内心深处产生追求自由的动力和勇气；没有舆论自由，就不可能在关键时刻拥有号召人们、团结人们去一起战斗、去推翻专制统治的强有力的工具。正是从这个意义讲，舆论自由是革命的发动机，是推翻专制走向民主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唤醒民众的催化剂。
第九章 教育与信仰 （节选）
一、为什么实行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实行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是现代各国政府普遍承担的法律责任。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知识信息大爆炸的文明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的人，如果不具备起码的现代文明的知识的话，他几乎就很难生存下去，即使能生存下去，他的一生也是永远身处劣势，因为他不具备起码的现代生活所需的技能。而一个人若能接受九年制的免费义务教育的话，那他就基本上具备了在现代社会中生活的素质和技能。因此，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成了现代人都应该享受的权利。
那为什么到了大学就不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呢？大学教育应该收费，这是因为：在一个国家，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够上大学，纳税人的钱，不能用来那些善于考试的学生享受免费的职业培训，而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的薪水和未来的前途，要远远好于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如果大学实行免费教育，那是不公平的。
二、 自由而健康的公共教育对一个民族的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深远影响？对民主制度的实 践有什么作用？
——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曾说过，当农民也受到教育的时候，就是她倒台的时候。可见教育的巨大作用。德国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也说过：“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学识、开明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利害攸关的力量所在。”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越来越取决于教育的质量。这里我们要区分两种性质的教育：一种是前面讲的奴化教育、愚民教育；一种是自由而健康的教育。只有自由而健康的教育才会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前途起决定性的、积极的作用，产生美好而深远的影响。一个愚昧、落后、没有信仰，受到奴化教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只能走向衰落、灭亡。
自由而健康的公共教育包括这么一些特征：一，政府不能垄断办学，不能垄断教育原则、教学内容；二，各种社会力量和私人团体有权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举办各级各类学校，按照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要求，有权自行决定教学原则和教学内容；三，各级各类学校都对学生进行文明素质教育，从小就普及有关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公民常识，培养热爱自由，尊重人权，大脑和心灵都健康的公民；五，不但在学校，而且在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媒体上，各种思想价值观念都可以互相竞争，禁止对思想的垄断。自由而健康的公共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公民热爱自由，尊重自己和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他们具有宽容、妥协的精神，具有与人合作的良好习性，而这些良好的品性，恰恰是民主制度的实践者应该具有的素养。具有这样素养的公民去从事民主制度的实践，能使民主制度的建设少走弯路，能更快地在一个国家建成民主。
三、 什么是信仰自由？在什么样的社会里，人们才会享有信仰自由的权利？
——公民常识第一辑的第一个问题就讲了：人和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具有信仰，而其他动物则没有。所谓信仰，就是我们人相信存在着某种超越于我们自身力量之上的神明或上帝，或相信、信奉某种主义、某种意识形态；一旦我们信仰了它，我们就彻底地信靠它、依归它，时刻听从我们的信仰从内心深处向我们发出的召唤，并愿意为它而舍己。一个有信仰的人是真诚的、有原则的人。
而所谓信仰自由，就是人们有信仰某种事物的自由，也有不信仰某种事物的自由。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团体，都无权干涉个人信仰什么内容的权利，少数人的看法决不能屈从于多数人的看法，因为没有一个看法能由社会契约来决定，否则，就是侵犯人权的犯罪行为。从信仰自由的构成要件来看，只有在实行民主政治的社会里，人们才会享有信仰自由的权利。
四、 宗教信仰在社会个体的生活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
——“宗教信仰是一切正义、爱情、自由和仁慈观念的共同核心，它在我们朝生暮死的世界中构成了人类的尊严，使人类不受时间左右、不为邪恶控制地团结在一起。了人类它是一切美好、伟大、善良的事物得以摆脱时代的堕落与不义的永恒条件，是用自己的语言昭示美德的不朽声音，是从现在走向未来、从尘世走向天堂的吁求，是一切被压迫者在任何情况下的神圣后盾，是受害的无辜者和被践踏的弱者的最后希望。”（贡斯当）宗教信仰的圣殿就是人类的良心。而良心是人类唯一不能对社会习俗作出牺牲的官能。
五、 为什么我们人类需要宗教信仰？
——对于这个问题，法国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贡斯当以非常美妙的语言完满地回答了它：“我们受苦受难的原因数不胜数。权力可能使我们失去法律保护，谎言可能对我们造谣中伤。我们我们可能受到一个完全人为的社会的禁锢之害，无法改变的自然会打击我们最为珍爱的一切。我们将会衰老，这是一个黑暗而肃穆的时刻，这时，目标变得朦朦胧胧，似乎要远离我们而去，一张令人心寒的而窒息的幕布正在笼罩我们周围的一切。
面对如此之多的悲哀，我们到处寻找安慰，而我们所有经久不衰的安慰都是来自宗教。当人们迫害我们的时候，我们为自己创造了一个避难所——我不知道除此之外人类害能找到哪一种避难所。当我们看到最可贵的希望、正义、自由以及我们的国家突然消失的时候，我们就会幻想在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位上帝，如果我们心地虔诚，不管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他都会向我们报以正义、自由和我们的国家。当我们哀悼一位爱人时，我们就是在架设一座跨越深渊的桥梁，并带着我们的思想穿过这座桥梁。最后，假如生活抛弃了我们，我们就会开始另一种生活。宗教信仰本质上就是那些不幸者的忠诚伙伴，是足智多谋而又不屈不饶的朋友。”
（当然）我不想主张每个缺乏宗教情感的人就意味着缺乏道德观念。有些人只受自己理智的统治，只有看到证据才会投降。这些人通常会专注于深奥的沉思，依靠研究的乐趣和思考的习惯抵制堕落的诱惑，因而他们能够具备一种严谨的道德观念。但是，缺乏宗教情感的芸芸众生却没有这样的机缘，他们经常展露的只是一颗无聊的心、一种轻浮的精神、斤斤计较蝇头小利的灵魂，以及极其贫乏的想象力。……因此，一个没有宗教情感能力的民族，在我看来它就是丧失了一种宝贵的天赋，丧失了与生俱来的权利。假如有人指责我未能给宗教情感提供一个足够精确的定义，那么，我要问，我们怎样才能精确地定义这种含糊而又深奥的道德感呢？它哪独特的性质使所有的语言都无能为力。你将怎样定义对深夜的印象、对古老森林的印象、对呜咽的风穿越废墟或坟茔的印象、对超出我们视野的海洋的印象？你将怎样定义对死亡的冥想？你将怎样定义狂想——那是灵魂深处的颤抖，它把全部感知力和想象力汇集到一起并迷失在神秘的混乱之中？归根结底，宗教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凡是美好、深沉、高贵的事物，无不具有宗教的性质。”
六、 宗教信仰对社会个体的良心和道德会产生什么影响？
——“作为我们苦难的安慰者，宗教信仰同时也是我们最自然的情感。我们所有的自然感觉，我们所有的道德情感，都会不知不觉地在我们心中觉醒。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一切都将没有限制，都将引起浩瀚的感觉——天国的奇观，黑夜的寂静，大海的辽阔——全都引导我们走向温柔或走向热情——
一种善行的意识，一种慷慨牺牲的意识，一种勇敢面对危难的意识，一种对其他需要帮助或安慰的人所受痛苦的意识；凡是能在我们灵魂深处激发我们的基本天性——蔑视邪恶，仇恨暴政——的一切，都会养育我们的宗教情感。”
宗教情感“……有利于道德观的发展，它会激励人们跳出自身利益的狭隘天地。它会使受到日常生活习惯和琐碎物质利益窒息的灵魂，重新恢复那种开朗、那种雅致、那种高尚。”（贡斯当）
宗教信仰净化我们的灵魂，培养我们的敬畏感，使我们敬畏生命、热爱生命；宗教信仰培养我们的谦恭、温和、宽容、仁爱的品格；也许我们都有与生俱来的朴素的良知，但这种朴素的良知若没有后天的宗教信仰的熏陶，在我们面临人生的许多考验（如生死名利）和艰难险阻的时候，它就会因为太脆弱而消失。只有信仰能够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塑造一个良知的堡垒，使得我们经得起各种考验；只有宗教信仰能培养我们听从良知的召唤，使我们坚定地追求自由；只有宗教信仰才能构筑社会秩序和社会信用的灵魂基础，整个社会的良知和道德才有根基。
第十章 军 事 （节选）
一、 国家军队的性质和正当使命是什么？
——一个国家的军队正如一个国家的政府一样，也是该国公民通过纳税所提供的资源而建立起来的公共服务组织，只不过这是一种特殊的公共服务组织：它是一种具有强大威力的武装力量，是一种暴力组织。人们建立这种组织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别的国家来侵犯本国，危害人民，以保障本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宁。因此，一个国家军队的正当使命是防止外来侵略，决不能用来镇压和迫害本国人民，对于镇压和迫害本国人民的军队，人民有权解散它并追究它的刑事责任。
基于上述道理，军队应该以捍卫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原则，因为军队是人民花钱建立起来的为人民服务的工具。军队不属于任何人所有。如果军队不幸落入了独裁专制者的手中，当独裁者命令军队去镇压人民时，军队应该勇敢地拒绝执行命令，坚决拒绝介入任何国内政治纠纷。
二、什么是军队国家化？
——所谓军队国家化是指一个国家的军队不属于、不听命于任何政党、任何社会团体及其领导人；军队不介入国内的政治生活，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军队只听命于由人民选举产生的、由法律所规定的武装部队总司令。
三、怎样才能使军队国家化？
——要使军队国家化，必须做到：第一，由法律明文禁止任何政党和社会团体在国家军队中建立任何隶属于这些政党和团体的组织；第二，由法律规定：武装部队的司令，如国防部长，必须由文职人员出任，这看似象征性的规定，实际上表明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原则：文明战胜野蛮，理性支配暴力。第三，即使偶尔要由军人出身的人担任国防部长，也应该由法律规定担任此职的军人必须在退役多少年后才能担任此职。如美国规定军人出身的人必在退役10年后方可担任国防部长。
总之，一个国家军队国家化的前提条件是该国政治上的民主化，没有政治上的民主 化，军队根本不可能国家化。另一方面，军队国家化为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四、什么是军队职业化？
——军队职业化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对军队服役的人员不再实行无报酬的义务兵役制，而是象各行各业一样实行有报酬的雇佣制；第二，军队不去从事那些本职工作以外的社会活动，如修路、修桥，从事公共建设活动，只一心一意专注于本职业的训练和建设。此外，军队职业化还有其它一些内容，如军队内部非战斗人员的文职化、实行军衔制等。
五、为什么说军队国家化是一个国家废除专制后确保民主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专制制度之所以能存在的两大社会支柱为：一是人民的愚昧、无知和冷漠；二是独裁者垄断着作为暴力工具的国家军队。在关键时刻，独裁者之所以垮台，往往是失去了军队的支持。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军队干预政治被视为野蛮和倒退，因此，在那些实行民主的国家里，都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军队国家化，禁止军队干预政治。许多实行民主的国家偶尔也会发生军事政变，推翻民主政府，中断国家的民主进程，使国家从民主倒退到独裁统治时代，这是由于军队未能保持中立的缘故。因此，军队严格保持中立，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介入国家的政治生活，不受任何政党或派别的控制，这是一个国家在废除专制后确保民主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一旦军队被控制在一个人或某个派别手里，他就会控制整个社会的命运，被他所统治的每个人都讲失去自由。民主的健康发展同军队的国家化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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