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在使用的各种教材中，对六四事件的介绍少之又少，青年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十分有限。在一版中国高校使用的历史教材中，对六四事件的原因是这样分析的（原文）：
导致这场风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正像邓小平后来指出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注：这段话摘自
5月19日赵紫阳于凌晨4时50分前往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发表了感情激动的谈话：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第七天的情况下，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都忧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
总之，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意。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同时说一说我们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么，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么样。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希望你们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
说到这里，赵紫阳向在广场的学生们鞠躬，学生们热烈鼓掌，一些学生哭了。赵紫阳讲话结束后，广场上的学生纷纷请赵紫阳签字。这是赵紫阳离开政坛前的最后一次向公众亮相。
后记
本书作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是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1913年 生于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在克拉克大学获文科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现在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教授、西北大学的荣誉教授和行为 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斯塔夫里阿诺斯博士曾因杰出的学术成就而荣获古根海姆奖、福特天赋奖和洛克菲勒基金奖。他的著作甚多，主要有《1815－1914年的巴尔于各国》、《巴尔干联盟：现代巴尔干统一运动史》、《1453年以来的巴尔干各国》、《现代人的史诗》、《人类的全球史》、《希腊：美国的困境和机会》、《奥斯曼帝国：它是欧洲的病人吗？》、《即将来到的黑暗时代的前途》、《全球历史：人类的过去和现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充分发展》等。
本书是作者近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分为《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1500年 以来的世界》两册。由于作者在本书中采用全新的史学观点和方法，即将整个世界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体，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从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 角度来考察世界各地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把研究重点放在对人类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诸历史运动、诸历史事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上，努力反 映局部与整体的对抗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本书一经问世，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甚广，影响很大。
本书原文厚达一千余页，上起人类的起源，下迄本世纪7O年 代多极世界相待时期，上下数十万年，一气呵成。本书材料新，范围广，除了政治、经济外，还涉及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科学技术、人口、移民、种族关系、 道德风尚、思想意识等各个方面。本书吸收了近二十年来肚界历史学研究诸领域的新成就，并以较大篇幅叙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历史，故全书读来颇觉新 颖爽朗，有强烈的现实感。从文字内容来看，作者对庞杂的史料取舍恰当，对各种历史事件着笔简要，边叙边议，文字生动；从编写技巧来看，每章前冠以简明提 要，承上启下，便于掌握线索，每章末附有选读书目，便于进一步研究（全书各章后所附选读书目，我们没有翻译，仍以原文排印，以方便读者查阅和研究），全书 条理清晰，结构完整，可与一部小型的世界史百科全书相媲美。
本书的译校和出版，得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张广勇同志的具体关心和大力帮助。他还为这一中译本撰写了导言，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书是分头译出的。前十章和地图部分为吴象婴所译，余下的后半部分和插图说明为梁赤民所译。第十一章前四节曾由许企平初泽，在此谨致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难免有舛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1987年7月29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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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心学苑 收集整理
后记：我们的黄金时代吗？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个天神！
莎士比亚，《哈姆莱特》
有时候，在恐怖时刻，我总要怀疑是否有理由希望人这样的动物继续生存下去。
伯特兰特·罗素
当今世界实质上是欧洲的扩张和全球霸权的产物，也是这种扩张和霸权所激起的反应的产物。影响和反应已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情况，引起了众多的问题，也产生了许多希望。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当今世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实际上都在经历变革。确切地说，每个时代都是一个过渡期。但今天，变化的过程在速度、广度和深度方面却是空前的。这必然导致混乱和不幸，但也展现了新的前景，揭示了新的机会。本章首先考察各种问题，然后讨论种种希望，最后探讨决算表根据调查人类过去500年历史后得出的观点深讨未来的前途。
一、二十世纪的问题
种族冲突 欧洲扩张的一个明显的但却常被忽视的结果是人类各种族的混合（见图“世界的种族分布”）。1500年以前，黑人集中在非洲；蒙古种人集中在中亚、北亚、东亚和南北美洲；高加索种人集中在欧洲、北非、中东和印度。1500年以后，由于自愿的和被迫的大规模迁移，这种种族隔离的状况逐渐有了改变。今天，在南北美洲存在着很大程度的种族混合，在非洲、中亚和西伯利亚也有较小程度的种族混合（见第九章第二节）。
有种族混合的地方自然远比几乎没有种族接触的地方更有可能发生种族冲突。英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战前，英国几乎没有种族纠纷。但战后，除不少黑人从英属西印度群岛迁入英国外，还有相当多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阿拉伯人移居英国。英国的某些城市中心首次出现了很大的有色人种的居住区。英国第一次经历了突然发生的种族暴力行动。
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世界种族地图上的变化使种族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事。的确，引起冲突的是欧洲扩张的环境——即这样一个事实：由于欧洲人享有技术和军事优势，他们能占领人烟较稀少的西伯利亚、澳大利亚和南北美洲，能将数百万非洲人运到新大陆的奴隶种植园；能征服非洲和亚洲的巨大殖民地；然后，能编造出种族优越的神话，以使他们的最高领主和最高统治者的权位合理化。罗得斯公开宣布：“我认为我们是世界上最优等的种族，我们在世界上占据的地区越多，对人类越有利。”这种自命不凡的样子可能比经济剥削更激起有色人种的愤怒——近几十年来尤其如此，因为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几乎一致认为，没有一个种族在智力上优于其他任何种族。
目前的种族关系因国家的不同而迥然相异。处于一个极端的是夏威夷和巴西，在那里，种族混合十分广泛，而且正在继续进行，因此，种族歧视较少。处于另一极端的是南非，南非实施严格的种族隔离政策，这一政策不仅正在迅速地使北面的黑非洲开始持敌对态度，而且很快遭到了全世界舆论的反对。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美国，在美国，黑人的地位近几十年来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各种因素的结合现已引起一场规模空前的民权运动。这种黑人运动的高涨十分明显，它打破了美国社会传统的自满情绪，引起了国际上广泛的关注。
种族冲突的一个新特点是，它现已成为一个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全球性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种族纠纷被认为纯粹是有关国家的事情，但今天，情况已不再如此。各种事件，无论是发生在南非矿山、美国校园还是英国工业城镇里，都立即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有关种族歧视或暴力行动的报道在非西方地区的人民大众中激起了强烈的反感。在马来亚，美国边远落后地区的黑人将他们的黑人聚居区看作是受剥削的殖民地，将他们自己看作是受压迫的殖民地居民。苏联人在进行多年的反西方“种族主义的帝国主义者”的刺耳宣传后，现在自己也在经历亚非学生在苏联城市中举行的示威游行，这些学生打着诸如“莫斯科是第二个亚拉巴马”之类的标语，抗议苏联的种族主义。现在的危险是世界范围的反殖民主义将越来越带有反对白人的特色，产生无法预料的影响。英国著名的权威人土巴巴拉·沃德说：
目前，大多数西方人认为种族问题主要是这样一个问题：非洲血统的男子和妇女在非洲或美国能否获得完全平等的地位。但是，这种意法可能已过时。现在的问题不再是非洲人能否获得平等，而是变成一个更大的疑问：白种人的男子和妇女是否将失去平等。人类在经过300年的白人统治之后是否将平安进入种族平等的社会，这一点还无法确定。
富国和穷国 近代以前，西欧并不是一个发达地区，而是一个不发达地区。11世纪，中国生产的铁是164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合在一起生产的铁的两倍半。到12世纪时，中国几大城市各拥有人口1300万左右，相当于当时整个英格兰的人口。1203年，当西欧人开始围攻君士坦丁堡时，他们对“那些高大的城墙和巨大的塔楼……那些富丽的宫殿和高耸的教堂”充满敬畏之心，“这类建筑如此之多，若非亲眼看见，真教人难以置信。”
在近代，这一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来自海外贸易和海外殖民地的刺激作用和利润以及对整块整块大陆的拓居和开发。因此今天，世界工业总产量的90%来自欧洲和由欧洲民族占据的地区。世界上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平均年收入约200美元，而其余三分之一的人平均年收入高达2400美元，如美国的情况就是这样。由于占多数的穷人大部分生活在北纬30度以南地区，这一全球的经济上的划分是纬度方向上的。这种以经济方式作出的全球的南北划分在许多方面比根据国界或意识形态集团作出的传统划分更有意义。
世界不仅分成了富裕的北方和贫穷的南方，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人均年收入在200美元以下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每年大约仅为2%左右，而较富裕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通常为前者的两倍甚至两倍以上。
造成全球收入分配中的这一差异的一个原因是出生率的不同。一般地说，穷国的出生率高，富国的出生率低。经济增长率2%而出生率2—3%意味着生活水平的停滞不变或下降，经济增长率4%而出生率约1%则意味着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
造成全球收入分配中的这一差异的另一原因是文盲率为60%或60%以上的不发达国家缺乏受过专门培养的人才，而培养出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技术工人、工程师和专业人员比扫盲更难。最后，全球的不平衡还起因于歧视不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协定。不发达国家生产的粮食和原料的价格趋于下降，而它们购买的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却趋于上涨。这损害了不发达国家的购买力，因此，它们今天以一定数量的原料换得的工业品比10年前大约少三分之一。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两次会议分别于1964年和1968年召开，但是，用出席1968年会议的巴西代表的话来说，这两次会议的给果仅仅是“含糊的许诺和友好的表白。……因此，我们几乎还处在4年前所处的状况中，我们中的有些人可能还认为我们实际上已远远落后于我们1964年时所处的状况。”因此，如表1所表明的那样，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巨大差距继续存在，伦敦《经济学家》警告说，最终结果也许是“白人的1789年”。
表1 世界的不平衡：富国和穷国——1970年（表中数位表示世界总数的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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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同中的民族主义 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已声明；“几内亚宁愿要贫穷中的自由，也不要卑屈中的富裕。”这一口号清楚地表明了当今时代的一个矛盾和问题——民族主义正在一个在其他方面均日趋统一的世界中迅速发展。这个问题也可直接归因于欧洲的影响，因为民族主义起源于欧洲，并随着欧洲的扩张而传播到全世界。
事实上，民族的团结和好战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欧洲人能成功地建立起他们对全球的统治。征服者的专城努力和冷酷无情使他们能轻易地在美洲大陆取得胜利，这种专诚努力和冷酷无情与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招致毁灭的不团结和软弱无力的抵抗形成了鲜明对照。一小撮英国人之所以能征服印度次大陆，与其说是因为他们在技术上占优势，不如说是因为印度当时缺乏一种把所有印度人团结在一起的民族主义，不能结成反对西方入侵者的统一战线。如果印度人当时受到民族意识的激励，情况就会完全不同，相反，如果少数印度冒险家出现在英国，而不是少数英国冒险家出现在印度，其反应也会完全不同。在中国，情况同样如此，孙中山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抱怨说，他的同胞“只有家庭和家族的团结；没有民族精神”，因此。他们“只是一盘散沙”，他们的国家是“世界上最穷、最弱的国家”。
然而，正如拿破仑的征服刺激了欧洲的民族主义那样，欧洲的征服也刺激了海外的民族主义。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爆发了殖民地起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历史性的大动乱。但是，帝国统治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新的海外民族主义已得到满足，也不意味着政治稳定已得到保障。相反，民族主义似乎又繁殖了民族主义。英国统治的结束导致了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塞浦路斯的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之间、锡兰的僧加罗人和泰米尔人之间的冲突。同样，肯尼亚总理乔莫·肯雅塔于1964年宣布，他的政府“决不答应作任何止步，决不答应交出一寸领土”给邻近的索马利亚。衣索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对索马利亚对他的欧加登省提出的主权要求作了同样的答复。于是，非洲诸新国家准备为保护各自的边界不受侵犯而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虽然这些边界是人为的、是19世纪欧洲南国主义者在几乎不考虑当地民族和资源的情况下划定的。
与此同时，老民族国正牢牢抓住各自的国家主权不放。的确，由于这些国家的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痛苦早已过去，它们这时能对民族主义情绪的种种热烈的表现进行诋毁和采取一种傲慢的态度。的确，在欧洲，共同市场需要成员国在有限的范围内放弃某些国家特权，但是，共同市场决不在重大的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地方证明自己的存在。因此，苏伊士危机和古巴危机揭示出，在发生关系重大的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时，大国总是准备不与盟国或联合国商量就单方面地采取行动。这些危机的过稷清楚地表明了在原子时代中这种不受限制的国家主权的实质。
科学的潘多拉盒子 1962年7月9日夜晚，美国在太平洋中部的约翰斯顿岛上引爆了一颗氢弹，其爆炸力相当于200万吨梯恩梯炸药。整个天空都亮了起来，红色、紫色、桔黄色和白色的光芒交织在一起，象令人眼花缘乱的万花筒，持续了15分钟。2000哩以外的美属萨摩亚群岛上的土著都惊慌地冲进家里或教堂里去祈祷。当他们得知这种可怕的空中景观的起因时，纷纷说道：“疯狂的白人。”
比这些萨摩亚岛人老练的其他目击者大体上作出了同样的反应。这次爆炸同前前后后的其他爆炸一起提出了有关科学及其前景的根本问题。科学无疑是人类智慧的一个伟大成就。但现在，它不是已成为潘多拉盒子了吗？不是已代表对人类的一种无法控制的威胁吗？
这个问题的实质远不仅仅是核爆炸。在整个历史上，技术的变革已对人类的文化——人类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处事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农业革命使人类的人口大大增加，并迫使人类适应定居的生活方式，最终信奉新的上帝，逐渐建立起具有新形式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同样，工业革命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率，而且带来了与工厂和新的工业城镇有关的种种问题。今天，随着核力量、电脑、自动化技术和航太科学的出现，我们正在经历实际上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这场革命最终至少产生与第一次革命同样深远的影响。
此外，应该注意到，技术进步的速度正在何等迅速地加快。人类大约经过了100万年才达到农业革命，但是，仅仅再过10000年便达到第一次工业革命，仅仅再过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就达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我们不知道还将从这里到达何处，但的确知道我们将很快到达那里。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们为促进科学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过去出生的科学家中，有90%的人如今仍在世并在工作。1970年这一年，美国花在科研上的费用比从美国革命到1945年这整个时期内所花的费用还要多。无疑，科学是当今时代的标志。如果金字塔是古埃及的象征，如果巴黎圣母院是中世纪西方的象征，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相应的象征便是高能加速器和强力流研究反应器，以及伴随而来的技术象征如自动化工厂和太空船。
科学技术的这种高速发展首次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能否柔顺到足以适应一种他们正在如此迅速地改变、并在许多情况下予以污染的环境。人类能改变自己传统的习惯和制度以妥善处理作为科学技术有害的副产品而源源不断地产生的大量难以对付的问题吗？以下是若干例子：
自然界的失去平衡 现代技术正在创造无数的产品，这些产品除了在自然环境中，还在人类组织中结合起来，引起目前几乎还不甚了然的种种反应。辐射是一个已受到关心的主要原因，但它只是许多原因中的一个。在城市里，有来自工厂和汽车的废气，在农村，则有施进田里、然后溶进河溪里的灭草剂和杀虫剂。生态学，即研究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科学，已成为世界各地许多人越来越关心的一门学科。
人口爆炸 在整个历史上，阻止人口下降一直是人类的一个问题。今天，由于医学的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这个问题变成完全相反的问题——如何控制正在阻止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给富裕国家造成严重问题的人口爆炸。
城市化的问题 整个世界，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不发达国家，人们正在离开农村，涌进城市。这种迁移的规模远远超过了19世纪的海外迁移。由此产生的混乱和紧张局势——失业、令人难以忍受的贫民窟、交通拥挤、传统生活习惯的中断、由不断增长的希望和停滞不前的经济之间的差距引起的日趋严重的社会紧张局势——同样令人吃惊。
可怕的开端 科学家正开始创造人造生命，期望最终能人为地培育出有才智的动物。现在，科学家还懂得了那些为制造自动检修的机器和自动再生产的机器提供根据的一般原理，因此，有些科学家认为，他们最终能制造出这种比人更聪明、更能干的机器。除这些人工创造物外，人类还越来越能够通过精液冷冻库和操纵脱氧核额核酸分子来控制人类自己的遗传特性。精液冷冻库开辟了让不仅为空间、而且为时间所分隔的双亲生育后代的可能性，而操纵脱氧核糖核酸分子则提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例如，对人类遗传特性的控制是否应系统地进行？如果应系统地进行，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蘑菇状云 自广岛、长崎事件以来，全世界的人一直在担心会爆发大规模的核战争，由于氢弹的威力超过了最初的原子弹，这种担心已大得教人无法想象。现在，核武器的储备已达到这样的程度：据估计，美国能用过多的核力量摧毁苏联1250次，苏联能用过多的核力量摧毁美国145次。与核战争的幽灵同样折磨人的是不少国家将多得骇人的人力物力用于战争目的。在美国，大约国民总产值的10%、全部劳动力的9%、联邦预算的50%、科学家和工程师的60%被直接或间接地用在国防方面。美苏两国的军费合在一起相当于人均年收入在100美元或100美元以下的所有不发达国家的人民的年度总收入。如果一位观察家在月亮上观察地球，他很可能会下结论说，这是一个有着满满的军火库、空空的食品室、到处布满恐怖的古怪星球。
综上所述，可以断定，科学技术的传播已为人类创造了一个新环境，引起了一系列新问题。早先的人类必须面对自然环境，但主要是作为个人——农夫、猎人或渔民——来对付大自然。今天，新环境和新问题使个人的行动和解决办法无济于事；它们需要人类采取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与较早的几个时期大不相同，现在需要的是社会调节和社会控制。这立刻引起了与管辖相对的自由的问题，即以人身自由和个人主动权为一方面、以社会组织和纪律为另一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已是现代社会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很可能在将来导致更紧张的局势。
二、二十世纪的希望
全球的责任 人类今天的危险状况反映在对当代问题的上述分析之中，其实，当代问题的数量还可以大大地予以增加。不过，对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来说，也都存在着一个希望——一个如果得到承认和鼓励便有可能给未来留下印记的希望。例如，汤因比曾说道：“人们将记住我们这个时代，这主要不是因为它的令人恐怖的罪恶，也不是因为它的令人惊讶的发明，而是因为它是自大约五、六千年以前文明起始以来的第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人们敢于认为让文明的益处为整个人类所利用是行得通的。”
这种由全球意识和全球责任组成的观念的确存在，应该同诸如种族冲突和引起分裂的民族主义之类的趋势一起得到承认。这种观念是从人们承认对本国较不幸的公民的福利负有责任开始的。迟至1839年，英国议会还只为全国的学校拨款15万美元，而为照料维多利亚女王的马匹拨款35万美元。赞成大众教育制度的改革者们被指责为危及社会基础的幻想家。但今天，这同一个英国却已成为一个福利国家，它承担了照顾其公民“毕生”福利的责任。
近几十年中，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已被扩大到不仅包括本国公民，而且包括全人类。这种全球责任已时常得到重申和履行，因此，现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它的新奇和意义也被忽视了。但在本世纪初，几乎没有人能预见发达国家会每年对外援助几十亿美元。即便这种援助决不是完全利他主义的，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利他主义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就是证明，它要求人身的自由权和安全权、迁移和居住的自由权、财产所有权、思想和宗教的自由权、教育权、工作权和适当的生活标准。
贫困的终止 今天，不仅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全球责任感，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还存在着履行这种责任的方法。如前所述，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是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不过，这个问题也有一个希望：消除这一差距的方法的确存在，正有待于利用。由于科学的进步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一目标首次有可能在不损害先进国家的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得到实现。现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大约是4．3%，即400亿美元左右。如此大的年增长率使美国除能进行国内的社会改革外，还有可能拨出大笔大笔的款项支援穷国的发展。由于其他富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具有相似的增长率，今天，改善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有史以来已第一次成为一个可实现的目标。
这并不是否认世界上还有一半的人是文盲，每晚仍饿着肚子睡觉。但即便如此，也完全不同于14世纪中叶，当时，欧洲总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被黑死病夺去了生命。这也不同于1846年和1876年；1846年，100万爱尔兰人死于饥饿，1876年，500万印度人饿死。瘟疫和饥荒的这些牺牲品不可能得救，因为人类当时极度缺乏必要的医学和农业知识。今天，仍有数目多得使人悲哀的牺牲品，但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因为政治和体制方面的种种障碍。生产能力巨大的、不断加快的增长正在使人类至少能在可预见的将来摆脱有史以来一直在折磨人类的种种灾难。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可与农业的发展或文明的到来相媲美。
人类的觉醒 当前全世界各民族的觉醒同样重要，因为这种觉醒是有效地利用技术潜力的先决条件。这种大规模的动荡有许多历史的根源，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西方思想意识的传播、现代运输工具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以及表明贫穷和苦难不是人类天意注定的命运的富裕社会的影响。因此，爆发了抱有越来越大的希望的革命，或者更准确地说，爆发了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的革命。这种革命解释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63个国家赢得独立这种惊人的景况。种种“变革之风”确已在史无前例的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吹了起来。现在，它们仍在以几乎没有衰减的力量不停地吹，每天有关暴动和革命的重要新闻报道可表明这一点。
一些怀念过去当主人、做老爷的美好时光的人对所有这些骚动和动乱深表遗憾，另一些担心偏执的、易引起分裂的新民族主义在日益扩散的人也对所有这些骚动和动乱深表遗憾。但是，这种觉醒所意味的远不仅仅是民族主义的极度表现。它还代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行动方式和观察生活的方式。它承认社会变革是合乎需要的、不可避免的。它认为个人能够并应该参与和促成这种变革。它希望得到新的必需品和物质享受，确信苦难不是天灾。最后，它坚信所有公民都应该有机会学习和提高自己，这种机会不是取决于他们的钱财或社会等级，而是取决于他们的能力和努力。
科学的神灯 这所以是一个有希望的时代，还因为人类的认识——对人类本身和人类过去的认识，对人类周围的物质世界的认识——在迅速发展。在上个世纪中，由于人类学、考古学、生理学和其他许多学科的进步，人们得到了有关人类本身的可靠资料。同样，在上个世纪中，人们还收集到了相当多的有关人类过去的资料。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在所具备的历史知识的范围和关心历史的程度上是独一无二的。亚洲、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明就它们的观点而言基本上是非历史的。总的来说，它们的作家对过去如同对将来一样几乎不感兴趣：古代历史学家中最无偏见的修昔底的在开始叙述伯罗奔尼撒战争时说道，在他所处的时代之前，没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令人惊讶但又不可否认的是，对希腊人、罗马人、埃及人、中国人和印度人的早期历史，我们远比这些民族自己了解得还多。
比对过去的新认识更引人注目的是对物质世界的新的认识和掌握。哥白尼的工作和爱因斯坦的工作相隔不到400年，即大约6个正常生命期。然而，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内，科学已从少数热心之士的一种秘密的业余爱好发展成文明的支配力量。而且，科学和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正在对人文主义研究和人文学科作出重要的贡献。碳-14年代测定法大大地帮助了考古学家的工作：X射线荧光光谱法证实了辟尔唐人的颅骨和颚骨是伪造的；电脑已能解释玛雅人的象形文字，而且现在正开始用来翻译各种外语。
尽管有这些成就，科学仍常常被看作是带来威胁的、无法控制的潘多拉盒子。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科学已把人类引入以上所述的可怕的开端。但是，又存在着希望：这些开端除了因它们所引起的新危险而使人畏怯外，还因它们所展示的新前景而令人敬畏。原子能可摧毁人类，但又能改变全球的生活环境。火箭可用于洲际战争，但也能用来载人绕地球飞行和飞往其他星球。遗传特性的控制提出了一些令人惊恐的问题，但又产生了种种令人兴奋的可能性。更准确地说，科学家现在期望在以后几十年中使以下所述的成为事实：
自动导向汽车和原子能火车
通过无线电将原动能传送给飞机
横贯寒冷的海洋、改变世界气候的气候坝
将浅海改变成海上农场
勘探地壳深处的自动采矿机
生产在价格上有竞争力的淡水的脱盐法
产生无限能量的核聚变
在登月后进行广泛的宇宙空间探索
因此，科学既能成为潘多拉盆子，又能成为神灯。1984年可以是一个坏年份，也可以是一个好年份。选择权掌握在人类手中，因为科学是中立的。
三、我们的黄金时代吗？
可以断定，这是一个有着重大问题和重大机会的时代，也是一个有着巨大危险和巨大潜力的时代。这不是一种使人安宁和舒适的形势，而是一种令人不安和不舒适的形势。但是，这是过去所有伟大时代的特征。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与现在所赞颂和怀恋的过去那些“黄金”时代极为相似。每个黄金时代都有紧张、危险和恐惧这类成分。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文艺复兴时代的义大利和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的情况就是如此。
例如，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曾面临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十分相似的许多危险。首先，当时存在着接连不断的战争威胁或战争现实。英国人不得不勇敢地对付欧洲头号军事强国——对英国构成威胁的西班牙，不得不为保护他们的特权而进行冷战和热战。
这也是一个经济和社会混乱的时代，这种混乱是由从传统的自然农业向大规模的畜牧业和羊毛生产的转变引起的。由此产生的圈地迫使成千成万的自耕农流落大路旁，在那里，他们被当作游民抓起来。这些“乞丐”的苦境可从下面这首儿歌中看出来：
听！听！听！狗儿叫；乞丐们进城了。
有人给他们白面包，有人给他们黑面包，
有人用马鞭使劲拍，把他们赶出城外了。
伊丽莎白黄金时代也有可与今天相比的“宇宙空间探索”。哥伦布和达·伽马开辟了新大陆和新海洋，哥白尼和伽利略使地球离开了宇宙的中心。这种视界的开阔要求对传统的定论和假设进行通常是令人不安的修正。约翰·多恩象现代诗人一样表达了他的忧虑，他写道：
一切都破碎了，一切都失调了；
到处都在提供机会，一切都互相关联。
最后，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还生活在经常破坏伦敦和其他城市的鼠疫的阴影厂。诗人和说教者者在翻来覆去地说死亡已迫在眉睫，它会立刻把“你漂亮的面孔、美丽的鼻子、明亮的眼睛、雪白的手、优美的身材”变成“泥土、灰末、尘埃和蠕虫的食物。”当今世界的确在担心会发生一场热核大屠杀。但是，这种情况也许可与部铎时代的英国相比；在都铎时代的英国，用一位权威人士的话说，“几乎每一种想象都带有一种恋尸癖的色彩。”
因此，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并非与今天过于不同的时代。他们经历了冷战和热战、经济混乱和社会混乱、令人不安的智力挑战和一再发生的鼠疫。如果他们当初放弃希望、陷于绝望，那是可以理解的。回顾过去，很清楚，如果当初出现这样的反应，那是无益的、会带来灾难的。
20世纪后半世纪这一时期的情况也是如此。将来的历史学家也完全有可能认为这个时期是又一个黄金时代，不过它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黄金时代。现在对将来抱有更大的希望，今天的历史舞台已不是地中海上的一个半岛，也不是北海中的一座岛屿，而是整个地球本身——不久以后将更大。既然人类已离开其无数代的祖先爬行过的这一地球的表面，登上了地球以外的其他天也人类就已到达其生涯中的一个新舞台。正如哥伦布、达·伽马和其他探险者的发现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世界观一样，现在的宇宙空间探索也必然产生相应的影响。探索中会发现什么、这些发现会带来什么影响，目前尚不能预知，正如没有人能预见到1492年8月3日哥伦布从西班牙帕格斯起程远航的结果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人类现在正在取得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人类在即将到来的几十年中所能取得的成就几乎是出乎意料的。
其实，人类是否将实现这一令人眼花绦乱的希望完全是另一回事。因为这既是一个有希望的时代，又是一个有空前危险的时代。本章标题后的问号是完全有道理的。原子时代之父爱因斯坦留下了一句令人清醒的话：“原子释放出来的能量已改变了除我们的思想方式以外的一切，因此，我们正走向空前的灾难。”
历史对我们今天的意义
从世界历史看人类的前景
天外来客将会发现我们的星球首先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星球。例如：1985年，谷物产量可以为全世界每个人提供3000卡路里的热量，或提供远远足够有余的营养。然而，那年营养不良或忍饥挨饿的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全世界每年有3500万人死于与饥饿有关的疾病，而另外有7亿人营养不良。再如：1985年7月历日出版的《纽约时报》报道说，现已研制出一种药物可以治愈“处于死亡边缘”的那些非洲嗜眠症患者。但是，同期的这份报纸又报道说，“各种新的核武器正在高速设计、研制和试爆”，其中包括各种钴弹、中子弹、X射线弹头、低残留炸弹、反卫星武器、X射线雷射器、电磁脉冲炸弹（EMP）、微波武器、粒子束武器、γ射线雷射器、反物质炸弹以及“自动制导炸弹”。
为什么我们生活在如此触目惊心和危机四伏的自相矛盾之中呢？一个基本的原因在于，我们没能适应为第二次产业革命所迅速改变的世界。对于人类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的困境。至今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连续不断的技术革命的历史，技术革命要求进行相应的社会革命，而同时代人则不愿进行这样的革命。多少世纪以来的根本问题是，技术革命一直受人欢迎，因为它促使了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但是，世界历史上所有的技术革命——无论是一万年以前的农业革命，还是二百年以前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抑或是今天的第二次产业革命——都导致社会分裂，这种分裂要求在制度、思维方式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实行变革。然而，这种社会变革总是遭到人们的拼命抵制，其激烈程度一如人们之热烈欢迎技术变革。正是由于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之间所产生的时间滞差，才造成了几千年以来世界历史上众多的苦难和暴行。
为什么这种时间滞差持续如此之久呢？归根结底，人类的显著特征在于其大脑，尤其是大脑皮层的前部，这一部分的容量在过去几百万年增长了一倍。正是大脑皮层赋予了人类特有的判断能力，预见其行为后果和按照目的支配其行为的能力，这赋予人类以巨大的生存优势，并使人类战胜其他数千种与其竞争的物种，尽管其体质虚弱。
从理论上说，人类这种判断能力不仅可促进人类擅长的技术变革，而且也可促进其迟滞不前的社会变革。但是，现存的体制和习惯总是受到历史传统、启蒙教育以及社会秩序的维护。因此，对社会现状提出挑战总要遇到排斥、恐吓甚至迫害，很少有人能够或者愿意忍受这些。另外还存在既得利益集团的作用，这种集团顾名思义必然会因社会变革而丧失既得利益，因而通常总是反对变革。他们的反对通常总能成功，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具有雄厚的财力和良好的组织，而且因为他们利用人们对于社会革新的普遍厌恶态度。因此离经叛道者就被轻易地孤立起来，并且身上被打上亵读神圣、颠覆或者在其他情况下对社会构成危险的烙印。
社会变革迟滞性这一不利影响在过去之所以被人们所承受，是因为技术革命并非迅猛到势不可挡的地步。然而这种情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混过去的传统策略已经过时。首先，现在的技术变革象一股汹涌的急流，不仅新发明的数量急遍增加，而且从发明、应用到市场销售的整个过程大大缩短。其次，当今的技术变革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而不是象过去那样仅局限于西欧。再次，最新的科学发现，如核能、电脑以及遗传工程的动力和破坏性远远超过两个世纪以前英国发明的纺纱机和织布机。因此，1969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出警告说，立即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是当务之急。他说：“我并不想耸人听闻，但从我在联合国秘书长这个职位上所能获得的资讯来看，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联合国各成员国还剩下大约十年时间来缓和他们各自之间由来已久的争端。开展全球合作以控制军备竞赛，改善人类环境，防止人口爆炸以及提供各种发展专案所必需的经费。如果这样的全球合作在下一个十年里还没有迅速开展的活，那么恐怕我所提及的这些问题将会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以至于超出我们的控制能力。”
吴丹宽限的十年期早已过去，而他所警告的环境问题、人口问题以及军备竞赛问题从那时起已变得十分严重。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地球不仅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星球，而且是一个发发可危的星球。
未来的前景如何呢？历史学家象气象学家一样，面前只有一个变幻莫测的水晶球。尽管未来的特定事件无法预见，但是，倘若对世界历史具有正确的认识和解释，我们就能根据各种历史模式来洞察未来的一般趋势。所以，倘若同意吴丹提出的警告并接受他提出的适度的目标，我们就能得出关于2O世纪末人类前景的若干结论。
首先，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正受到第二次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冲击，前者以不断加快的速度正在改变着社会，而后者正在唤醒和激励人们去把握自己的生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两种革命将成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最重要的力量。
其次，这两种革命都明确反映了西方的胜利，因为它们都是近代早期科学革命、产业革命、政治革命的继续和扩大。但同样清楚的是，这两种革命也造成了西方的衰落，因为西方所创造的这种新世界已不再显示其在全球军事和经济事务中的优势地位。就在数年前，报纸上还充斥着关于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大标题新闻，而今日的电视萤幕已尽是关于那些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还不存在的国家的革命、饥荒和财政危机等情况的报道。
第三，在全球的大动荡中诞生的新世界将因其多重政治格局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纵览世界历史，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而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统治下的和平至多也不过持续了25年。粗看起来，跟着到来的似乎是美苏两极对立的时代，但是这种局面原来更为短命。随着中国形成对苏联的挑战，美国在越南的挫败，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复兴，以及正为第三世界其他地区所重演的伊朗、津巴布韦和尼加拉瓜的动乱，美苏两极对立业已烟消云散。取代全球霸权或全球两极对立格局的，正如周恩来总理一语破的所指出，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空前大混乱状态”。这种混乱状态遍及一切方面，包括北南矛盾（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对立）、西西矛盾（美国和正在蓬勃发展的西欧与日本之间的经济竞争）、东东矛盾（苏联和中国，苏联和东欧诸国以及中国和越南之间公开和非公开的冲突）以及东西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尽的第一次冷战以及80年代的第二次冷战）。
第四，初生的新世界的特征不仅表现为政治格局的多重性，而且表现为文化发展的多元性。世界历史表明，西方文明在19世纪实际上已成为全球社会的典范。即使是那些倡导反对西方统治的殖民地领导人，他们都要求用以欧洲母国为典范建立起来的独立国家来取代西方的殖民统治。然而今天，再也不能断定只存在一条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也许要加上第二条苏联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人们已不再同意诸如延续持久的家族结构、庇护关系、氏族和部落忠诚以及象中东地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那样土生土长的宗教运动之类的“传统”制度注定是历史的糟粕的观点。1980年伊朗人质危机时，墨西哥外交家来小说家富恩特斯（C·Fuentes）针对当时情况所说的一段话反映了这种文化发展地区自主的坚定态度，他说：“我了解今天的伊朗，并且我能够了解1915年的墨西哥。我们有潘乔·维拉、查巴塔以及拉戈斯·查萨罗。当时是一片混乱，并且经过数年才得以安定下来，但是却得到了某些教益……如果有什么事在今天世界上正在发展的话，那就是人民决定不再简单接受两种进步发展必由之路的模式——西方的资本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而是寻找能将技术力量与他们自身传统的活力结合起来的发展道路。”
地区自主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一个聚居着50亿毛泽东主义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和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新教徒的世界，必定还有许多有待完善之处。幸运的是，世界历史的趋势是向全球多样化发展而不是走向同一化。当前的各种问题困扰着所有的社会，已经到了非进行改革不可的时候了。纵览当今世界，无论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从美国到瑞典，再到日本，还是在共产主义世界内部，从苏联到阿尔巴尼亚，再到北朝鲜，抑或是在第三世界内部，从秘鲁到坦桑尼亚，再到印度尼西亚，都广泛存在着差异。在这样一个活跃多变的世界里，任何地方所取得的任何创造性成就都可能成为大家共同的知识财富，人们加以讨论、学习、采用或予以抛弃。最终结果将是全球范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交融。生物学领域中杂交优势的法则在文化领域中也会起作用。
然而，当前对人类未来的思索更多地集中于核毁灭的危险，而不是杂交优势的期望。因此，诸多战略的推行都是为了避免危险而实现希望。从全体人类的观点而不是某一民族或某种意识形态的观点出发来考察这些战略，它们可以归纳为两种截然对立的哲学。倘将这两种哲学简化到标语的程度，则分别可称之为“大体尚好”哲学和“悬崖勒马”哲学。将前一种哲学的乐观派对当前趋势一般表示满意，持后一种哲学的悲观派则认为当前人类发展趋势会走向自我毁灭，因而必须悬崖勒马以避免全球大灾难。这两种哲学的直接对立明显地表现在对待两大基本问题，即生态环境恶化和核威胁问题的态度上。
关于生态环境，乐观派坚持认为技术造就了现代文明，并且可以依赖技术来解决当前和未来的各种问题。
与此针锋相对的那些持“悬崖勒马”哲学的斗士们认为，技术确实有作用，但是它不能单独承担生产和消费的无限增长。发达国家的公民现在能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财富和舒适，但他们这样的生活并不仅仅是得益于技术事业。同样不可缺少的是，他们不但利用了过去已贮藏几百万年的有限矿物能源，而且以矿石、表土和地下水的形式支用了未来的资源。我们今天之所以生活得很好，是因为我们不久前学会转化和消费过去和未来的资源。然而在这样做时，我们便在生态账户上不断地赊账，这生态环境是自古以来大自然对我们的恩赐，但是未来我们不能继续无限土地亨受这种恩泽。甘地曾表述过这种观点，他说大自然能满足人类的所有需求，但不能满足人类的所有欲望，尤其是在漫无节制的消费主义恶性膨胀的时候。。《致总统（吉米·卡特）的2000年全球报告》在对本世纪末的世界情况作如下的预测时也表述了这种观点：“如果目前的发展趋势持续下去，2000年时世界的人口拥挤、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以及社会混乱将比现在更为严重。……如果要避免日益严重的贫困和人类的痛苦，防止环境的恶化，缓解国际紧张关系和冲突，那么就必须具有新的充满活力的、坚定不移的主动创业精神。而这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
乐观派和悲观派的直接冲突不仅表现在生态环境问题上，而且反映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在这里，乐观波同样赞成“维持原状”，而这种看法意味着遵循古老的遗训，即“维护和平、防止战争”。广岛和长崎的创伤曾使某些人一时犹豫不决，但冷战又迅速恢复了他们备战的信心。两个超级大国很快发现他们都已陷于行动——反应的恶性循环中。当一方研制出一种新的武器系统，另一方则尽可能快地研制出一种类似的武器系统加以回击——其结果是，由于军备竞赛，今天全球武库中已积聚了5万件核武器。
原子弹：美国1945年，苏联1949年。
洲际轰炸机：美国1948年，苏联1955年。
热核炸弹：美国1952年，苏联1953年。
洲际弹道导弹（ICBM）：苏联1957年，美国1958年。
人造卫星：苏联1957年，美国1958年。
照相侦察卫星：美国1959年，苏联1962年。
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SLBM）：美国1960年，苏联1968年。
多弹头导弹（MRV）：美国1966年，苏联1968年。
反弹道导弹（ABM）：苏联1968年，美国1972年。
多弹头分导式导弹（MIRV）：美国1970年，苏联1975年。
远端巡航导弹：美国1982年，苏联1984年。
新型战略轰炸机：美国1985年，苏联1987年。
自动升级军备竞赛的最新进展是发起战略防御或称“星球大战”计划。这代表了最终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一种旨在抵消迄今为止的所有核武器的新型武器系统。1983年雷根总统宣布：“我要求我国科学界提供使所有这些核武器变为无效和过时的方法。”但是，正如甲的恐怖分子对乙来说是自由战士一样，因此，乙的战略防御武器对甲来说则是战略进攻武器。苏联科学家宣称，星球大战武器系统刚一建立，他们就已掌握“一种有效对抗手段”的技术。
这种狂热的、自动升级的战争准备在“悬崖勒马”哲学倡导者看来，并不是和平的序曲而是核毁灭的前奏。这一结论是基于他们与技术乐观源看法根本不同的对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的分析。这种分析的基本主张首先是，在现代，人类已经从“零和关系”发展到“非零和全球关系”。也就是说，以往人类始终生活在短缺世界中。由于技术的落后，所有工业化之前的文明社会需要有四分之三的劳动力用于粮食生产，而只剩很少的劳力从事其他劳作或应急。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导致个人之间和国家之间为了生存而进行损人利己的争夺。它造成了一个“零和关系”的世界，即一国胜利，另一国就失败。在这种世界中，战争准备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战争本身就是国家政策的一种合理工具，因为战胜国通常能够依靠成功的战争而崛起成为强国。所以，德国在打败法国（1870-1871年）及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之后，美国在打败墨西哥（1816-1845年）及吞并德克萨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之后，便都自然成为强国。
相比较而言，20世纪的世界则完全不同，因为它已成为一个“非零和关系”的世界。在这种世界中，大家不是都赢就是全输。之所以发生这种转变，是因为有两项重大的事态发展。首先，早期的产业革命及其节省劳力的技术，当前的产业革命及其替代劳力的技术，已使世界能够生产足够的农业和工业产品以满足所有人类的需求，尽管还不能满足所有人类的欲望。其次，发动战争将使胜利者和失败者同归于尽，因为其前景是一场核毁灭。在这种根本变化的新形势下，“悬崖勒马”哲学的倡导者坚持认为，倘人类停留在从1945年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到未来可能爆发的星球大战的升级过程中，就不啻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族灭绝升级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全体灭绝。
爱因斯坦早在1916年5月的公众演讲中就曾这样认为：“原子释放出来的能量已改变除我们思维方式之外的一切事物，因此，我们将日渐走向空前未有的大灾难。”为了制止人类这种发展趋势，爱因斯坦在其晚年除了撰写科学论著，还撰写了大量关于伦理道德和社会问题的文章。他这样写道：“光有知识和技能并不能使人类过上幸福而优裕的生活，人类有充分理由把对高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的赞美置于对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人类从象佛陀、摩西以及耶稣这样的伟人身上得到的教益，就我来说要出所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设性的见解更为重要。”
这位原子时代之父的观点是众所周知的。而不为众人所周知的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Q·Bradley）将军提出的相同的观点，1918年11月10日，他在波士顿商会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午餐会上的演讲中指出：“我们有无数科学家却没有什么宗教家。我们掌握了原子的奥密，但却屏弃了耶稣的训喻。人类一边在精神的黑暗中盲目地蹒跚而行，一边却在玩弄着生命和死亡的危险的秘密。这个世界有光辉而无智慧，有强权而无良知。我们的世界是核子巨人、道德侏儒的世界。我们精通战争远甚于和平，熟谙杀戮远甚于生存。”
这就是今天全体人类面临的困境和前景。这种困境和前景令人不安而不是令人快慰，使人感到焦虑而不是使人感到安然。但世界历史上所有伟大时代的情况无不如此，并且必然如此。因为伟大的时代顾名思义就是转折的时代。这是急剧变革的时代，其时旧观念和旧制度迟迟不愿退出历史舞台．而新观念和新制度则逐渐而痛苦地成长起来。世界历史上所有的黄金时代都是紧张和恐惧的时代，伯里克利的雅典，文艺复兴的义大利，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无不如此。
当今时代同样如此，虽然存在两个重大区别：一是当今时代的变革不仅仅影响象英国这样的小岛，以及象希腊或义大利这样的狭小半岛，而是影响整个地球及其所有的居民；二是当今时代的希望和危险远远超过世界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人类还从未看到展现在他们面前如此灿烂夺目的前景，但人类同样也从未见识过潜伏在这种景象后面的蘑菇云。
柏杨，原名郭衣洞，笔名柏杨。1920年生于河南省开封市。东北大学毕业后，曾任东北《青年日报》社社长、沈阳辽东学院教师。他自1949年去台后，先后从事过政治活动，任过大学教授、报纸副总编，曾在反共救国团任职，后在成功中学、省立成功大学、国立艺专等地从事教育工作。
1966年他在平原出版社任社长。他的妻子倪明华（诗人）主编《中华日报》家庭版，他负责该版《大力水手漫画》专栏。1968年1月13日，因刊出一张漫画，内容是父子两人购买一个小岛，岛上只有他们父子两人，建立一个王国，并由父子两人竞选总统。这幅漫画触怒了台湾当局，定以“侮辱元首”、“通匪”等罪名，于3月4日逮捕了他。这就是震惊当时台湾的“大力水手事件”。柏杨身居囹圄长达9年零26天，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的意志并不消沈，在狱中坚持完成了《中国人史纲》、《中国历代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中国历史年表》三部书稿。1978 年出狱后,台湾当局勒令他约法三章：不准他提往事，不许旧调重弹，不许暴露台湾社会的黑暗，才准他为《中国时报》写专栏。出狱后和女诗人张香华结婚。1979年，韩国邀请柏杨和张香华出席诗人大会，但台湾当局以政治犯不能出境为理由拒绝。
柏杨主要写小说、杂文，笔触痛快淋漓，文字刻薄尖锐，特别是他的杂文，直指中国人种种的劣根性，和中国文化的弱质。有着五四时期著名作家鲁迅的影子，曾被列为台湾十大畅销作家之一。他的杂文集主要有《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你受了甚么的诅咒》及《中国人史纲》，《玉雕集》、《倚梦闲话》（10集）、《西窗随笔》（10集）、《牵肠挂肚集》、《云游记》等。
柏杨也写了不少小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反共”小说，主要有《辩的天花》、《天疆》、《异域》等；第二类是爱情小说，如《旷野》、《秘密》、《莎罗冷》等；第三类是反映现实的小说，如《怒航》、《挣扎》等，这类小说文笔犀利，深刻揭露台湾社会“人吃人”的本质。
根据柏杨在一九四九年到台湾后的经历，大概可分为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牢狱。而在十年牢狱之后，则是五年专栏，五年专栏之后，便是十年通鉴。所以，柏杨的《柏杨版资治通鉴》可说是他写作生涯的里程碑。他曾自言，《资治通鉴》是中国最好的两部史书之一，但因历史文化变迁关系，现在的读者已很少愿意和有能力看懂这部全由古文写作的著作，柏杨愿意把这部古书翻译成现代人用的白话，某程度上是蕴含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点心愿。
柏杨传略
1920 柏杨出生
1931 时年十二岁，进入河南省立第四小学读二年级，入学后不久便发生「九一八事变」
1933 因不见容于继母，被父亲送往辉县县立小学，遇到恩师克非，引发阅读兴趣
1937 「七七事变」，投考河南省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
1939 与艾绍荷结婚，同年父亲病逝于开封
1943 与崔秀英发生感情，共赋同居
1948 与友人徐天祥、孙建章在沈阳筹设《大东日报》
1949 在上海遇见恩师吴文义，并随其到台湾；同年，进入屏东农业职业学校当人事员
1953 与齐永培结婚，平生首篇散文在《自由谈》上刊出，次年，在救国团任职
1957 在国立成功大学担任教识，其后因认识就读静宜英语专科学校的倪明华，与其相恋和结婚，被逼辞去所有工作
1960 开始以笔名「柏杨」在《自立晚报》撰写专栏「倚梦闲话」
1961 开始在《自立晚报》发表小说《异域》
1967 负责为《中华日报》连载的美国漫画「大力水手」翻译
1968 因在二月一日所刊出的一篇中将「fellows」译为「全国军民同胞们」，被调查局以「共产党间谍」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入狱
1969 倪明华提出离婚要求，柏杨在狱中绝食二十一天
1972-1976 囚禁于绿岛感训监狱
1977 获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聘书，在《中国时报》开辟「柏杨专栏」，次年与女诗人张香华结婚
1979 狱中著作《中国人史纲》出版
1982 与夫人张香华访问泰北金三角地区
1985 八月，出版《丑陋的中国人》；《柏杨版资治通鉴》当选为台湾最有价值和最畅销的一部书，至于《中国人史纲》则列为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
1988 至中国西安探望女儿毛毛
1993 《柏杨版资治通鉴》全部完成，平装72册，精装36册
1995 《柏杨回忆录》完成，时年七十六岁
序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距前集杂文之出版，已四阅月矣。四阅月中，世界上花样百出，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天气，当我为前集写序时，天正严寒，一袭老棉袍在身，冻得发抖，巴不得去偷点银子，装上洋式暖气。现在为本集写序，天已盛暑了矣，双手挥扇，都木法度，既驱不走热，也驱不走蚊。天气尚且如此，人何以堪？最近每每对镜自照，一代英雄，迎面出现，只不过白发苍苍，真是老啦。可是，老啦虽然老啦，毛病仍然如初。
毛病是啥?盖正人君子闻善言则拜，柏杨先生闻善言则□。正人君子闻过则喜，柏杨先生闻过则怒。正人君子有学有术，柏杨先生则不学有术。君如不信，不妨说两句善言教我听听，或指出我一点过失试试，恐怕有你吃不了兜着走的镜头。柏杨先生与别人不同的是，我宁可被舒服的话埋葬，也不肯被逆耳之言拯救。天生如此英明，万人称赞，你有啥办法哉？为志此盛，特将在台北自立晚报上的专栏，剪贴出书。
是为序。甲辰年五月于台北市柏府
酱缸国医生和病人(代序)
话说，从前，有个酱缸国，酱缸国每天最大的事就是辩论他们是不是酱缸国。而最热闹的事就是医生和病人的争执，结果当然是医生大败，大概情形是这样的：
病人：我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大摆筵席，你可要赏光驾临，作我的上宾。我的病化验的结果如何？
医生：对不起…我恐怕要报告你一个坏消息：化验的结果就在这里，恐怕是三期肺病：第一个是咳嗽......
病人：怪了，你说我咳嗽：你刚才还不是咳嗽，为什么不是肺病？
医生：我的咳嗽跟你的不一样。
病人：有什么不一样？你有钱、有学问，上过大学堂，喝过亚马逊河的水，血统高人一等，是不是？
医生：不能这么说，还有半夜发烧......
病人：不能这么说，要怎么说才能称你的心、如你的意？半夜发烧，我家那个电扇，用到半夜能把手烫出泡，难道它也得了三期肺病！
医生（委屈解释）：吐血也是症候之一。
病人：我家隔璧是个牙医，去看牙的人都被他搞得吐血，难道他们也都得了三期肺病！
医生：那当然不是，而是综合起来……
病人：好吧，退一万步说，即令是肺病，又是七八期肺病，又有什么关系？值得你大呼小叫！外国人还不照样得肺病？为什么你单指着鼻子说我。我下个月结婚，谁不知道，难道你不能说些鼓励的话，为什么要打击我？我跟你有什么怨？有什么仇？你要拆散我们?
医生：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只是说……
病人：我一点也不误会，我一眼就看穿了你的肺腑，你幼年丧母，没有家庭温暖，中年又因强奸案和某财害命，生了大牢，对公平的法律制裁，充满了仇恨，所以看不得别人幸福，看不得国家民族享有荣耀。
医生：我们应该就事论事……
病人：我正是在就事论事，坦白告诉你你当初杀人时，是怎么下得手的，何况那老太太又有恩于你。
医土（有点恐慌）：诊断书根据你血液、唾液的化验，我不是平空说话。
病人：你当然不是平空说话，就等于你当初妁刀子，不会平空插到那老太太胸膛上一样。你对进步爱国人士的侮辱已经够了，你一心一意恨你的同胞，说他们都得了三期肺病，你不觉得可耻?
医生：老哥，我只是爱你，希望你早日康复，才直言提醒，并没有恶意。
病人（冷笑兼咳嗽）：你是一个血淋淋的刽子手，有良心的爱国人士会联和起来，阻止你在「爱」的障眼法下进行对祖国的谋杀。
医生：我根据的都是化验报告，像唾液，那是天竺国大学化验......
病人：崇洋媚外、崇洋媚外，你这个丧失民族自尊心的下流胚、贱骨头，我严肃的警告你，你要付出崇洋媚外的代价。
医生（胆大起来）：不要乱扯、不要躲避，不要用斗臭代替说理，我过去的事和主题有什么关系？我们的主题是：「你有没有肺病」？
病人：看你这个「丑陋的中国人」模样，嗓门这么大，从你的历史背景可看出你的恶毒心肠，怎么说没有关系？中国就坏在你们这种人手上，使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全害了三期肺病，因而看不起我们。对你这种吃里扒外的头号汉奸，天理不容，锦衣卫（努力咳嗽），拿下！
当然不一定非锦衣卫拿下不可（柏杨先生就被拿下过一次），有时侯是乱棒打出，有时候是口诛笔伐。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台北
中国人与酱缸
本文是柏杨于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六日在美国纽约华府孔子大厦讲辞。《北美日报》记者记录。
刚才主席讲。今天我能和各位见面，是「松社」的荣幸，实际上，却是我的荣幸。非常感谢他们，使我离开祖国这么远的地方，和各位见面，请各位指教。本来主席和《新士杂志》社长陈宪中先生告诉找，这是一个座谈会，所以我非常高兴愿意出席。直到昨天从波士顿回来，才发现这是一个演讲会，使我惶恐。因为纽约是世界第一大都市，藏龙卧虎。我仅仅将个人感受到的，以及我自己的意见，报告出来。这只是发表我自己的意见。而不是一种结论。请各位指教，并且交换我们的看法。今天主席给我的题目是「中国人与酱缸」，如果这是一个学术讨论会，我们就要先提出来，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酱缸？我想我不再提出来了，因为这是一个画蛇添足的事情。世界上往往有一种现象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如果把它加一个定义的话，这事的内容和形式却模糊了，反而不容易了解真相，在这种情况之下，讨论不容易开始。
记得一个故事，一个人问一位得道的高僧--佛教认为人是有轮回转生的，说：「我现在的生命既是上辈子的转生，我能不能知道我上辈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既是下辈子又要转生。能不能告诉我下辈子又会转生什么样的人？」这位得道高僧告诉他四句话：「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做者是。」假定你这辈子过的是很快乐的生活，你前辈子一定是个正直宽厚的人。假定你这辈子有无穷的灾难，这说明你上辈子一定做了恶事。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在座的先生小姐，如果是佛教徒的话，一定很容易接受，如果不是佛教徒的话，当然不认为有前生后世，但请你在哲理上观察这段答问。
我的意思是，这故事使我们连想到中国文化。在座各位，不管是哪一个国籍的人。大多数都有中国血统，这个血统不是任何方法可以改变的。不高兴是如此，高兴也是如此。我们所指的中国人是广义的。并不是指某一个特定地区，而只指血统。
中国人近两百年来，一直有个盼望，盼望我们的国家强大。盼望我们的民族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但是，多少年以来，我们一直衰弱，我们一直受到外人的歧视，原因在什么地方？当然我们自己要负责任。但是，从文化上追寻的话，就会想到刚才所说的那个故事，为什么我们到今天，国家还不强大？人民还受这么多灾难？从无权无势的小民，到有权有势的权贵，大家方向都是一样的，都有相同的深切盼望，也有相同的深切沮丧。
我记得小时候，老师向我们说：「国家的希望在你们身上。」但是我们现在呢？轮到向青年一代说了：「你们是国家未来的希望。」这样一代一代把责任推下去，推到什么时候？海外的中国人，对这个问题更加敏感，也盼望得更为殷勤。今天我们国家遭到这样的苦难，除了我们自己未能尽到责任以外，传统文化给我们的包袱是很沉重的，这正是所谓前生因，今世果。
前天我在波士顿博物馆。看到里面陈列着我们祖母时代的缠足的鞋子。我亲身的经验是“像我这样年纪的妇女，在她们那时侯都是缠足的，现在你们年轻人听来筒直难以想象。为什么我们文化之中，会产生这种残酷的东西？竟有半数的中国人受到这种迫害，把双脚裹成残废，甚至骨折，皮肉腐烂，不能行动。而在我们历史上，竟长达一千年之久。我们文化之中，竟有这种野蛮部份，而更允许它保留这么长的时间，没有人说它违背自然，有害健康！反而大多数男人还认为缠小脚是值得赞美的。而对男人的迫害呢？就是宦官。根据历史记截，宋王朝以前，但凡有钱有权人家，都可自己阉割奴仆。这种事情一直到十一世纪，也就是宋朝开始后，才被禁止。这种情形。正说明我们文化里有许多不合理性的成份。而在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合理性的成份，已到了不能控制的程度。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的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沈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沈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
说到酱缸：也许年轻朋友不能了解。我是生长在北方的，我们家乡就有很多这种东西，我不能确切知道它是用什么原料做的，但各位在中国饭馆吃烤鸭的那种作料就是酱。酱是不畅通的，不像黄河之水天上来那样澎湃。由于死水不畅，再加上蒸发，使沈淀的浓度加重加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所谓前生因，就是这样。
中国文化中最能代表这种特色的是「官场」。过去知识份子读书的目的，就在做官。这个看不见摸不到的「场」，是由科举制度形成，一旦读书人进入官场之后，就与民间成为对立状态。那个制度之下的读书人，唯一的追求标的，就是做官，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可以做官，做了官就有美女和金饯。从前人说：行行出状元。其实除了读书人里有状元，其他人仍是不值一文的工匠。那时候对其他阶层的人，有很多限制，不能穿某种衣服，不能乘某种车子。封建社会一切都以做官的人的利益为前提。封建社会控制中国这么久，发生这么大的影响和力量，在经济上的变化比较小，在政治上却使我们长期处在酱缸文化之中，特征之一就是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因而变成一种一却标的指向「政治挂帅」。使我们的酱缸文化更加深、更加浓。
在这种长期酱在缸底的情形下，使我们中国人变得自私、猜忌。我虽然来美国只是短期旅行，但就我所看到的现象，觉得美国人比较友善，比较快乐，经常有笑容。我曾在中国朋友家里看到他们的孩子，虽然很快乐，却很少笑，是不是我们中国人面部肌肉构造不一样？还是我们这个民族太阴沈？
由于民族的缺乏朝气，我们有没有想到，造成这样的性格，我们自己应该负起责任？中国人的人际之间，互相倾轧，绝不合作。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日本侦探长训练他的探员，要求他属下看到每一个人，都要怀疑他是不是盗贼？这种心理状态用于训练刑事警察是好的。但是中国人心里却普遍有这种类似情况：对方是不是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形成彼此间的疑惧。这种疑惧使中国人变成一盘散沙。
我们是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有资源，有人口，八亿或者十亿，能够同心协力的话，我们在亚洲的情况，那里会不及日本？
由于长期的专制封建社会制度的丧，中国人在这个酱缸裹酱得太久，我们的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酱缸的污染，跳不出酱缸的范围，年代久远下来，使我们多数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的勇气，一切事情只凭情绪和直觉反应，而再不能思考。一切行为价值，都以酱缸里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为标准。因此，没有是非曲直，没有对错黑白。在这样的环境里，对事物的认识，很少会进一步的了解分析。在长久的因循敷衍下，终于来了一次总的报应，那就是「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外来文化横的切入，对中国人来说，固然是一次「国耻纪念」。但从另一角度看，也未尝不是一次大的觉醒。日本对一些事情的观察，跟我们似乎不同。十八世纪时，美国曾经击沈了日本两条船：使日本打开门户，日本人认为这件事给他们很大的益处。他们把一种耻辱当做，一种精神的激发，
事实上，我们应该感谢鸦片战争，如果没有鸦片战争，现在会是一种什么情况？至少在座的各位，说不定头上还留看一根辫子，女人还缠着小脚，大家还穿看长袍马褂。陆上坐两人小轿。水上乘小舢板。如果鸦片战争提早二百年前发生，也许中国改变得更早一些，再往前推到一千年前发生的话，整个历史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认为这个「国耻纪念」，实际上是对我们酱缸文化的强大冲击，没有这一次冲击，中国人还一直深深地酱在酱缸底层。最后可能将窒息而死。
鸦片战争是一个外来文化横的切入，这使我们想到，在中国历史上，清王朝是个最好的时代，如果鸦片战争发生在明王朝的话，中国会承受不住，情形将大不一样。西方现代化的文明，对古老的中国来说，应该是越早切入越好。这个大的冲击，无疑是对历史和文化的严厉挑战，它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物质文明，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精神文明。
所谓物质文明，像西方现代化的飞机、大炮、汽车、地下铁等等。我们中国人忽然看到外面有这样的新世界，有那么多东西和我们不一样，使我们对物质文明重新有一种认识。再说到精神文明，西方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也给我们许多新的观念和启示。过去我们不知道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一切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产品。
以前中国人虽有一句话。说「人命关天」，其实，人命关不关天，看发生在谁身上。如果说发生在我身上，我要打死一个人的话，当然关天。但如果凶手是有权势的人，人命又算得什么？所以还是要看这关系到谁的问题。古圣人还有一句话，说：「民为贵。君为轻」，这不过是一种理想，在中国从没有实现过。以前的封建时代，一个王朝完了，换另一个王朝，制度并没有改变。把前朝推翻，建立了新朝，唯一表示他不同于旧王朝的，就是烧房子，把前朝盖的皇宫宝殿烧掉，自己再造新的，以示和前朝不同。他们烧前朝房子的理由，是说前朝行的是暴政，自己行的是仁政，所以「仁政」要烧「暴政」的房子。如此一代一代下来。并不能在政治思想上有任何新的建树。而只以烧房子来表示不同。这使我们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几千年竟没有留下来几栋古老建筑。
中国政治思想体系中，也有一些理想的东西，是接近西方的，例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样的话，但这也不过只是一种希望和幻想罢了。事实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王子犯法绝对不会和庶民同罪的，中国人向来不知道民主、自由、法治这同事，虽然以前有人说，我们也有自由，可以骂皇帝，但我们的自由极为有限，在统治者所允许的范围内，有那么一点点自由。人民或许可以骂皇帝，但得偷偷地背地裹骂。自由的范围很狭小，当然可以有胡思乱想的自由，但是民主、法治等等观念。却完全没有。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当然，我们在感情上也不得不这样认为，否则就难以活下去了。但世界上还有另一个伟大的民族，就是盎格鲁撤克逊。这个民族为世界文明建立了钢架，像他们的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和司法独立、司法陪审制度等等，为人类社会，建立了一个良好结构，这是它对文明所做出的最大贡献，也是西方社会能够在政治上走向合理公平的原因之一。无论如何，再浪费的选举，总比杀人如山、血流成河要好。对于西方一些好的东西，我们必须有接受的勇气。有人说西方的选举不是选举人才，是在选举钱，而这种钱不是一般人所可以负担得起的，即使这样，浪费金钱，也比浪费人头要好。
一切好的东西，都要靠我们自己争取，不会像上帝伊甸园一样，什么都已经安排好了。中国人因为长期生活在酱缸之中，日子久了，自然产生一种苟且心理，一面是自大炫耀，另一面又是自卑自私。记得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忘记了影片的名字，一个贵妇人，她某一面是美丽、华贵、被人崇拜，另一面却是荒淫、无耻、下流，她不能把这双重人格统一起来，后来心理医生终于使她面对现实，她只好自杀。我们检讨自己病历的时候，是不是敢面对现实？用健康的心理，来处理我们自己的毛病？
我们应该学会反省，中国人往往不习惯于理智反省，而习惯于情绪的反省。例如夫妻吵架，丈夫对太太说：你对我不好。太太把菜往桌上一掼。说：「我怎么对你不好，我对你不好，还做菜给你吃？」这动作就是一种不友善的表示，这样的反省，还不如不反省。
自从西方文化切入以后，中国在政治思想上固然起了变化。在道德观念上也起了变化。以前，丈夫打老婆是家常便饭，现在你要打一下，试试看！年轻朋友很幸运的是。传统之中一些堕落的文化，已被淘汰了不少，不但在政治上道德上如此。在所有文化领域中。如艺术、诗歌，文学、戏剧、舞蹈，都起了变化和受到影响。
一说起西洋文化、西洋文明，准有人扣帽子，说「崇洋媚外」。我认为崇洋有什么不可以？人家的礼义确实好过我们的粗野，人家的枪炮确实好过我们的弓箭。如果朋友之中，学问道德种种比自己好，为什么不可以崇拜他？中国人没有赞美别人的勇气，却有打击别人的勇气。由于我们的酱缸文化博大精深，遂使中国人「橘越淮则枳」。橘子在原来的地方种，生长出来，又大又甜，但移植到另一个地方去，却变成又小又酸了，这是水土不服。我有一位朋友，他就是在我坐牢的十年中，一直营救我的孙观汉先生。他曾将山东省大白菜种子。带到璧斯堡来种，但种由来的菜，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
可是日本人就有一种本事，学什么，像什么，而中国人学什么，不像什么。日本人这种精神了不起。他可以学人家的优点，学得一模一样。中国人兄台找出借口，用「不合国情」做挡箭牌，使我们有很好的拒绝理由。甲午战前，曰本人到中国海军参观，看见我们的士兵把衣服晒在大炮上面，就确定这种军队不能作战。我们根本不打算建立现代化观念，把一切我们不想做的事，包括把晒在大炮上的衣服拿开，也都推说「不合国情」。
像台北的交通问题，原是最简单不过的事，多少年来，却一直解决不了。我想如果对违规的人施以「重罚」，几次下来也就好了。但有人提出来应该要教导他们「礼让」，认为礼才适合我们国情。我们已经礼让得太久了。被坑得太深了，还要再礼让到什么时候？我们设了一个行人穿越马路时的「斑马线」，「斑马线」本来是保护行人的，结果很多人葬身在「斑马线」上。我有个朋友在台北开车时横冲直闯，到美国来后常常接到罚单，罚得他头昏眼花，不得不提高注意。就像交通规则。这么简单的事，中国也有，可是立刻扭曲。一说起别国的长处，就有人号叫说「崇洋媚外」。事实上，美国、法国、英国、日本，他们有好的，我们就应该学。他们不好的，就不应该学，就是这么简单明了！
有位美国人写过一本书[日本能？为什么我们不能？]并没有人说这位教授崇洋媚外。由此可知，酱缸文化太深太浓，已使中国人丧失了消化吸收的能力，只一味沈湎在自己的情绪之中。一位朋友开车时往往突然地按一下喇叭，我问他为什什么？他开玩笑说：「表示我不忘本呀！」我们希望我们有充足的智慧认清我们的缺点，产生思考的一代，能够有判断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才能使我们的酱缸变淡，变薄，甚至变成一坛清水，或一片汪洋。
中国人非常情绪化。主观理念很强，对事情的认识总是以我们所看见的表像做为判断标准。我们要养成看事情全面的、整体的概念。很多事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发掘，就比从一个角度探讨要完全。两点之间的直线最短，这是物理学上的。在人生历程上，最短距离往往是曲线的。所以成为一个够格的鉴赏家，应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有鉴赏能力的社会，才能提高人们对事物好坏的分辨。以前我曾看见过老戏剧家姜妙香的表演，他已经六十多岁了，脸上皱纹纵横，简直不堪人目。可是，这对他艺术的成就，没有影响。当他唱「小放牛」的时候，你完全忘了他苍老的形象。大家有鉴赏分辨的能力之后，邪恶才会敛迹。好像我柏杨的画和梵谷的画放在一起，没有人能够分别，反而说：「柏杨的画和梵谷的画一样！」那么，真正的艺术家会受到很大的打击,社会上也就永远没有够水准的艺术作品。
中国虽然是个大国，但中国人包容的胸襟不够，心眼很小。前天我在甘乃迪机场搭飞机，在机上小睡了一个钟头，醒来后飞机仍没有开，打听之下，才知道他们在闹罢工。我惊异的发现，旅客秩序很好，大家谈笑自如。这如果发生在我们国家。情形可能就不一样了。旅客准跑去争吵：「怎么还不起飞？怎么样？难道吃不饱？闹什么罢工？罢工你还卖票？」他们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我是领航员。说不定我也参加罢工。从这裹面也可以看见所谓大国民的气度，美国这个国家的包容性很大，它不但包容这么多肤色和种族，还包容了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风俗习惯，甚至包容了我们中国人的粗野。
这种风度说明一个大国的包容性：像雷根和卡特在电视上辩论的时候，彼此之间各人发表政见：并没有做出粗野攻击。雷根并没说，你做了几年总统，只知道任用私人。卡特也没有说。你没有从政经验，这个国家你治理得好呀？双方都表现了极好的风度。这就是高度的民主品质。
我对政治没有兴趣。也不特别鼓励大家都参与政治，但如果有兴趣参与，就应该参与，因为政治是太重要了。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一条法律颁布下来，不但金钱没有保障，连自由、生命也没有保障。
但我们不必人人参与，只要有鉴赏的能力，也是一样。这种鉴赏，不但在政治、文学、艺术上，即便是绘画吧。鉴赏的水准也决定一切。那些不够格的，像我柏杨，就得藏拙，只敢偷偷地画，不敢拿出来。否则别人一眼看出来高下，会说：「你这是画什么玩意儿？怎么还敢教人看？」有了真正鉴赏的能力，社会上才有好坏标准，才不至于什么事都可打个马虎眼儿，大家胡混，酱在那裹，清浊不分，高下不分，阻碍我们的发展和进步。
我的这些意见，是我个人的感想，提出来和大家讨论，还请各位指教，并且非常感谢各位。
起敬起畏的哲学
以权势崇拜为基石的五千年传统文化，使人与人之间，只有“起敬起畏”的感情，而很少“爱”的感情。写到这里，准有人嚎曰：“我们有‘仁’呀”提到“仁”，话就得分两方面说，一方面是，有“仁”固然有“仁”，但也只是书上有“仁”，行为上“仁”的成份实在稀薄，所以我们动不动就拉出来亮相的“仁”，只能在书上找，很难在行为上找。另一方面， “仁”似乎并不是“爱”’ “爱”也似乎并不是“仁”，“仁”是当权派对小民的一种体恤和同情，乃施舍的焉，赐予的焉，表示慷慨大度的焉，幼稚圆教习对小孩子的焉。事实上是，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恭敬”和“恐惧”。有些是由敬生惧，象孩子对父亲。有些是由惧生敬，象娼妓对嫖客，象大臣对皇帝，象小民对官吏，象囚犯对狱吏。君不见朱全忠先生当了皇帝后大宴群臣的节目乎，他哥哥朱昱先生骂曰： “老三，你这样造反，不怕灭族呀？”弄得不欢而散，史书上立刻称赞他哥哥是大大的忠臣，其实他哥哥只是恐惧“灭族”而已。正史上这种节目多的是，任何一件事情，如果剔除了恐惧的成份，剩下的感情，就不堪闻问矣。 《红楼梦》上，贾宝玉先生对林黛玉女士曰： “我心里除了俺祖母、俺爹、俺娘外，就只有你啦。”我老人家一直疑心这话的真实性，说贾宝玉先生爱他的祖母，爱他的娘，一点不假，如果说他也爱他爹，恐伯问题重重。全书中就是用显微镜找，恐怕都找不出一星点爱老爹的迹象，而全是恐惧。一听爸爸叫他，就如同五雷轰顶，一个孩子对父亲竟是这种感情，在潜意识里，他恐怕巴不得老头早死。
起敬起畏的哲学使皇帝和臣民之间，官吏与小民之间的距离，一天一天拉大，皇帝的尊严真要“升到三十三天堂，为玉皇大帝盖瓦。”臣民的自卑，也真要：“死至十八层地狱，替阎王老爷挖煤。”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也是中国必然要倒楣的一种气质。
缺少敢讲敢想的灵性
不知道哪个家伙，大概是被称为周公的姬旦先生吧，竞发明了宦官这门学问。男人虽是男人，生殖器却是割掉了的，该一类朋友，有男人的用场，而没有男人的危险，真是绝大的贡献。故当皇帝的一宜乐此不疲，为中国五千年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呜呼，“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我想活生生把男人的生殖器割掉，恐怕不算是仁，也不算是义。可是这种割掉生殖器的宫廷制度，五千年来，包括所谓圣人朱嘉先生和王阳明先生在内，却没有一个人觉得它不对劲，真是怪哉怪哉。以中国圣人之多，道貌岸然之众，又专门喜欢责人无已时，而对皇帝割人的生殖器，竞视若无睹，教人大惑不解。我想不外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虽然有人觉得不对劲，但因该事和皇帝的绿帽有关，便不得不自动自发，闭口无言。如果皇帝听了他的建议，废除宦官，找一批年轻力壮小伙子代他看守美女如云，恐怕绿帽缤纷，杀气四起，届时真得服巴拉松了断。历史上任何一个吃冷猪肉的朋友，虽名震天下，可是遇到皇帝割生殖器，就只好假装没看见。
第二个原因是，五千年来，君焉臣焉，贝焉圣焉，都在浑浑噩噩混日子，可能根本没有一个人想到活生生割掉生殖器是不道德的。中国文化中缺少的似乎就是这种敢想敢讲的灵性。皇帝有权杀人，他就是“是”，不要说割掉几个男人生殖器没啥了不起，就是杀掉千人万人的脑袋,也理所当然。积威之下，人味全失，而奴性入骨，只要你给我官做，你于啥我都赞成。
对事不对人
托尔斯泰先生有一次向一个乞丐施舍，朋友告诉他，该乞丐不值得施舍，因他品格之坏，固闻名莫斯科者也。托先生曰：“我不是施舍给他那个人，我是施舍给人道。”
呜呼，我们对一个奄奄一息的乞丐施舍时，不能先去调查调查他的品格是甲等或是丁等，如果是甲等，就把掏出的一块钱掷过去，如果是丁等，就把掏出的一块钱重新装回口袋。盖这是人道问题，不是训导主任打分数问题。
台北名鸨何秀子女士服毒自杀，新闻轰动，遇救后在她的寓所招待记者，控诉非管区的警员和组长对她的骚扰。这一控诉出了麻烦，第一个严重的反应是警察局长，表示非取缔她不可。古之时也，“为政不得罪巨室”，今之时也，“开妓院不得罪警察”。现在把三作牌的脸撕破，再想继续下去，前途不卜可知。第二个严重的反应是，有两位专栏作家在报上提出义正词严的攻击，主要的意思是：一个开妓院的竟敢堂堂皇皇的招待记者，成什么话？
关于前者，对一个开妓院的名鸨，一直等到脸被抓破之后，才咆哮如雷，我们除了遗憾外，还有啥可说的，一说就说到红包上，柏杨先生能吃得消? 那么，对于后者，也就是对于那些学问很大，而又道貌岸然，有地盘可以写方块文章的衮衮圣崽，不得不请他们听一听托尔斯泰先生的言论。
何秀子女士当鸨儿是一回事，人权又是一回事，中国宪法是不是规定妓女不准招待记者?一个妓女受了委屈，是不是不准呻吟，一呻吟就“成了什么世界”? 只有蒙古帝国的征服者才把中国人分为四等十极，“南人”最差，难道中国人自己也将妓女划成一个最低阶层，不受法律和人道的保护?
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现在政府一再申令警察不得刑讯犯人，不管做到做不到，立脚点固站在这个观念上。一个人犯了法，当然应该判罪，但如果大家都认为他不是东西，走上去拳打脚踢，甚至把鼻子耳朵都割掉，还不准他哼哼，“哼哼啥？你偷了人家一百块钱，还有人格呀？还敢乱叫呀!”这应是吃人的野蛮部落的事，而不应是现代化中国的事。
福禄泰耳先生曰：“尽管我反对你所说的话，但我仍拼命为你争取说话的自由。”而一些自命为民主的人士，却用他们的大笔，封杀一个可怜女人的嘴，真使人如丧考妣。
“只我例外”
吴祖谦先生一阵阵串炮，把读者老爷打得胡乱点头，对历史上那些因进谏而被杀被辱的忠臣义士，不但没有丝毫敬意，反而把他们讥嘲诋毁得一钱不值。这副心肠，婊子心肠也。呜呼，当司马迁先生进谏刘彻先生时，他是怀着如何的忠诚，结果被绑到暖气的房子里，受尽苦刑，最后还饶不了他，割掉生殖器，稍微有点人性的朋友，即令不同情他，又何至辱骂他乎？杨继盛先生进谏朱由校先生时，在砚台上写曰：“鸡三鸣，更五点，此时拜疏击大阉，事成策汝功，事败同汝贬。”这又是何等的沈痛，稍微有点人性的朋友，即令不同情他，也又何至辱骂他乎？
皇帝纳谏不纳谏，明明是皇帝的责任，而不是小民的责任，可是酱缸蛆用三棱镜的眼睛一瞧，事情就恰恰翻过来啦，成了皇帝没有责任，小民有责任啦。好像三作牌劝人不要开快车，那人非开快车不可，结果把路人撞了个半死，他倒没有责任，而三作牌的责任却大啦，这算啥逻辑哉？
柏杨先生家乡门口，有棵古老槐树，据说槐树上住着一位狐仙先生，呼风呼雨，本领奇大，树上挂着一匾，有字曰：“诚则灵。”有一次我老人家屁股上长了一个英明的大疮，不知道向该槐树兼狐仙磕了多少响头，又不知道吃了多少香灰，结果该大疮仍然英明地往外流脓，我去找神棍论理，神棍曰：“你看那匾啦没有？诚则灵，这不是孤仙不灵，是你不诚。”想当年义和团之役，也有这种节目，大师兄交下咒语，只要那么一念，人人都成了金锺罩，洋枪洋炮打到胸脯上好像打到城墙上。等到后来尸伏如山，血流成河，找大师兄算帐时，大师兄也理直气壮曰：“怎能怪我，只能怪你不诚呀。”
呜呼，“诚则灵”，这是神棍、大师兄的堵嘴手段，酱缸蛆把这种手段用到政治上，皇帝老爷遂有百是而无一非，小民则有百非而无一是矣。不管皇帝老爷灵不灵，只管小民诚不诚。皇帝老爷所以不灵，只因小民不诚。吕祖谦先生把那些“不可与言而与言”的可怜烈士，大笔一抹曰：“未善也。”问题是，即令“善”啦，理也说明白啦，辞也达意啦，心也平气也和啦，行为也受到尊重，言论也受到信任啦，而皇帝老爷仍照样顽强如初，该怎么办？
——不过，圈子似乎仍可以兜回到原处，原处仍是“诚则灵”，酱缸蛆的意思显然是，只要“善”啦，皇帝老爷一定会听，如果不听，就一定是不“善”。看起来好像政治性辩论法，辩来辩去，有权势的朋友有理，没权势的朋友没理，嗟夫，刘彻先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别的学说都一脚踢掉，而独欣赏儒术，真是聪明绝顶。君看过《金瓶梅》乎？西门庆先生为啥不喜欢吴月娘，而偏喜欢吾友潘金莲？实在是潘金莲女士有她的几套。其中一套是，每当天寒地冻，她就不让西门庆先生从热烘烘的被窝里爬起来去厕所，而自动自发地让他把尿撒到她嘴里（柏杨先生引用这种古典音乐作例子，实在不好意思）。其嗲其诌，其降志辱身，怎不使臭男人舒服哉。不要说别的，仅只吕祖谦先生这种诚则灵的喝尿理论，就不亚于潘金莲女士，坐在金銮殿上的西门庆先生，怎不喜欢他？
不过努力喝尿只能解决“诚”的问题，不能解决“灵”的问题。潘金莲女士虽然喝了尿，西门庆先生该乱搞仍然乱搞，到处跟女人睡觉。吕祖谦先生喝尿的结果，皇帝老爷仍不能行仁政，又该如之何耶？潘金莲女士还可大哭大闹，偷书童，偷女婿，给西门庆先生也戴戴绿帽子。儒家既没有这种手段，也没有这种机会，唯一的办法就是台北市公共汽车屁股后写的：“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善”的意义乃变了质，这又回到前面说的那种极端的自私上啦，盖“与愚人画策，其死宜也。”对付愚人最“善”的办法，莫过于沈默寡言，只求自己无灾无难到公卿，国家事管他娘。说老实话固然“未善也”，就是多说话也是“未善也”。最“善”的妙着莫过跟屎壳郎一要，紧抱着臭屎球不放，天塌啦把大家全砸死都没关系，只要别碰它那块臭屎球。而这臭屎球，在我们这种走错路的文化里滚来滚去，滚得又坚又硬，连原子弹都轰不垮。
——民主政治的精义是“我不例外”：大家都不准闯红灯，我自己也不能闯；大家都不准随地吐痰，我自己就绝不吐一口；人人赞成法制，我就不能要求特权。既然建立了制度，我就不破坏它。可是这玩艺一到了中国，就成了“只我例外”：我反对闯红灯，只是反对别人闯，我自己却可以闯那么一闯；我反对随地吐痰，只是反对别人吐，我自己却可以想怎么吐就怎么吐；我赞成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我自己却不能跟别人平等；我赞成建立制度，但只希望你们遵守制度，我自己聪明才智要高明得多，不能受那种拘束也。盖我阁下如果不能例外，岂不有失面子，活着还有啥劲？
——夫“面子”是啥？洋大人怎么研究都研究不懂。有人解释为“面皮”，言其只顾外表一层，不管实际内容。有人解释为“尊严”，言其虚荣第一，实质第二也。我老人家想，面子也者，大概是神经衰弱和牢不可破的自私的一种产品。因精神衰弱，做贼心虚，所以处处必须用骄傲来弥补自卑。因牢不可破的自私，惟恐不能沾便宜，所以才处处都要“只我例外”也。
自私心人皆有之，未可厚非，但这种自私心一旦超过了某种限度，成了臭屎球，就只好抬到了太平间门口，等着断气。呜呼，一个计划也好，一个办法也好，一个会议也好，一个决策也好，甚至一件官司也好，参与其事的家伙第一个念头是：“俺可以在里面弄多少好处？”那就是说，俺可以弄多少钱？享多少权？少负多少责任？一字一句，一举一动，都在这上兜圈圈，上也如此，下也如此，你如此，我也如此，大家抱着臭屎球死也不放，你说，怎不教人柔肠寸断乎？
谋利有啥不对
在表面镇静而心里奇痒的状态之下，儒家朋友对商人充满了轻视、嫉妒、愤怒。一提起商人，就是“奸商”。奸商当然多的是，但公务员中也有坏蛋，却从没有听说过有“奸官”的（不过，“赃官”一词倒层出不穷）。夫商人以正当而合法的手段赚了钱，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就有人眼红。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却他妈的高贵得不得了，人人翘起大拇指称赞他“有办法”。李国鼎先生怎不感叹旧观念，袁晴晖先生怎不觉得文化走到错路上乎？
一位中国文化学院夜间的学生，向柏杨先生谈到他的教习傅宗橄先生。傅先生讲课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不仅口才好，而且有深度，日前他在该院这学期最后一节课时，曾对儒家的那种“正其谊不谋其利”学说，誓死反对。傅先生鼓励学生用正当合法的手段赚钱，“谋利”不是一种耻辱，谈钱谈利也不是一种耻辱。恰恰相反地，那是一种光荣。儒家那种口不言利、口不言钱，但心里却塞满了钱和利的畸形观念，必须纠正过来，社会民主，才能蒸蒸日上。
那位学生转述这段话时，对傅先生充满了尊敬。柏杨先生听这段话时，对傅先生也充满了尊敬。盖中国人心中那块隐藏的保留地，必须取消，这保留地一天不取消，自私心牢不可破也。也有一种现象不知道读者老爷注意到没有，中国人便一天牢不可破。袁先生引用“哀莫大于心死”。呜呼，必死者，自私心牢不可破也。也有一种现象不知道读者老爷注意到没有，中国人讲仁义说道德的嗓门是天下嗓门中最高的，聪明才智和判断力，也是天下第一流的，可是千万不能碰到心里那块保留地，只要碰到那块保留地，就立刻糊涂成一罐浆糊，什么原则，什么逻辑，都会女大十八变。
吾友吴佩率先生驻洛阳时，“八方风云全九州”，不可一世，当时一位先生（偶忘其名矣）写了一篇呈文，说的是军纪的重要，并建议凡是奸淫烧杀的家伙，都应军法从事，洋洋洒洒，凡数万言。当大头目的，哪有时间看完，吴佩率先生看了一半，就用大笔一挥曰：“照准。”盖对这些仁义道德，岂有不照准的？第二天，秘书长拿着该公文，面色苍白，跑了进来，曰：“大帅，这件事情恐怕得研究研究吧。”原来该呈文后半段是控告某将领（也忘其名矣）如何如何王八蛋，要求执行枪决的也。吴佩孚先生一瞧，连忙在“照准”上加一个“不”字，成了“不照准”，险哉，老命。
这个例子说明，中国人的仁义道德和聪明才干，随时随地都可以转弯改道，由“照准”到“不照准”，只不过是“说不准学”。如果该家伙跟自己漠不相关，你瞧他公正廉明吧；可是该家伙一旦跟自己有恩有怨，有利有害，就必然说不准。南梁帝国候景先生造反时，王伟先生帮他写宣言、写通电，结果被萧绎先生捉住，爱他的才华，本来要释他的，后来有人打他的小报告说，王伟先生骂你独眼龙呀，萧绎先生最恨人骂他独眼龙，这一下虚火上冲，就把王伟先生的舌头钉到柱子，再剜空他的尊肚。呜呼，要王伟先生活，出于自私；要王伟先生死，也出于自私。萧绎先生的结局也很惨，被人用土包压到胸脯上，活活压死。自私心太过于牢不可破，眼睛就成了三棱镜，一切东西都走了样。用三棱镜去观察万物，判断万物，不但误了自己，也误尽天下苍生。
儒家学说的“施仁政”，恐怕没有一个人反对，盖谁愿意老板大人“施暴政”乎哉？这个“仁”字的学问大啦，有些人一辈子都在靠研究它吃饭，有些人则好像得了口角疯，动不动就祭了出来。夫“仁”者，不外乎，“孝梯”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焉，“爱人”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焉。对于这种种诠释，我们都五体投地。但有点却是疑问重重，“施仁政”固然感恩戴德，妙不可言，可是该皇帝老爷如果不施仁政，而偏偏暴政，该怎么办吧？孔丘先生没说啥，孟轲先生也没说啥，是他们没有柏杨先生这一套，没想到这个问题？抑虽想到啦却拿不出办法？或不敢拿出来办法？我们统统不知道，但我们却知道他们对暴政简直束手无策。唯一的策就是“王老五拉胡琴——自顾自”。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能溜就溜，溜不掉就缩脖子。呜呼，全部儒家的治术，是建立在皇帝老爷“施仁政”上的，这个大前提未免冒险过度。
儒家对“暴政”的另一个对策是“进谏”，皇帝老爷对仁政没兴趣，对暴政却心向往之，溜又不肯溜，那么也只有“讲谏”这一条路，而这一条路却危机四伏。险恶丛生，遇到择恶固执、一浑到底的头目，认为凡是“进谏”的话全是反调，存心跟他捣乱，就砸了锅矣。万般无奈中，潘金莲哲学就往外冒，跟朱熹先生同一个瓦罐里的酱缸蛆吴祖谦先生，曾搬出一套，这一套见于《东莱博议》，文曰：
人里之忧，在于谏之未善，不在于君之未从。谏之道难矣哉：诚之不至，未善也；理之不明，未善也；辞之不达，朱善也；气之不平，未善也；行之不足以取重于君，未善也；言之不足以取信于君，未善也。其所忧者惟恐吾未尽谏之道，亦何暇尤其从否乎？不忧术之未精，而徒忧病之难治，天下之拙医也。不尤算之不多，而徒忧敌之难胜，天下之庸将也。
这一段话译成白话，就是——
“当小民忧虑的，只在于规劝得法不得法，不在于皇帝老爷听从不听从。规劝这玩艺太难啦：诚心不够，不行；没把理说清楚，不行；辞不达意，不行；不能心平气和，不行；行为不能使皇帝老爷尊重，不行；言论不能使皇帝老爷信任不行。我们所忧虑的应是我们没有规劝的技巧，而不应，皇帝老爷采纳不采纳。——好像，不忧虑手术不高明，而忧虑病难治，那是拙医。不忧虑自己没有计谋，而只忧虑；人强大，那是庸将。”
这是一段很有力的雄辩，像连珠炮一样打出来，打得人连思考的机会都没有，除了点头赞叹之外，啥话都说不出口。
沉重的感慨
在中国社会上，侠义情操已被酱成了“管闲事”，对之没有一丝敬意，更没有一丝爱意，而只有讥嘲和忌猜。或尊之为“傻子”，或尊之为“好事之徒”，成为千古以来最大的笑柄，和千古以来最大的殷鉴。年轻人血气方刚，可能考虑不到这些，即令考虑到这些，也可能不在乎。而柏杨先生早巳老奸巨滑，我岂能惹这种无聊的麻烦？这正是我老人家聪明之处，世人不可不知。盖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聪明过度，中国社会正是由这种无数聪明过度组合而成。而聪明过度是吝啬同情心的，这不能怪谁，同情心一丰富，就聪明不起来。
中国人同情心的贫乏，使狄仁华先生有沉重的感慨，一团沸腾的灵性被酱成一条麻木的酱缸蛆，要它活泼起来，恐怕非一时之工所可收效。
第一是保护自己
圣人曰：“知而不行，不为真知。”仅知道合作的重要，而不能在行为上合作，就不算是真知道。仅了解团结就是力量，而不能在行为上团结，就不算真了解。毛病似乎不出在中国人本性，而出自大家吃儒家学派的药太多啦，吃得跟柏杨先生尊肚一样，害了消化不良之疾。盖儒家在原则上只是提倡个体主义而不提倡群体主义的也。孔丘先生对那些“有教无类的二级圣人”，教来教去，固然也涉及到群体行为，但涉及的分量却比蚌壳里的珍珠，还要稀而且少，大多数言论都是训练个体的焉。儒家最高的理想境界，似乎只有两个专案：一个专案是教小民如何地藏头缩尾，国家事管他娘，而只去维护自己的身家财产——用一句成语，那就是“明哲保身”、“识时务者为俊杰”，鼓励中国人向社会上抵抗力最弱的方向走，另一个专案则是求当权派手下留情，垂怜小民无依无靠，用御脚乱踩的时候，稍微轻一点——其成语曰“行仁政”。
孔丘先生有一段话，是躲祸消灾的最高准则，其话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翻译成白话，就更明白啦。
“危险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危险的社会，千万不要住。天下如果太平，就出来弄个官。天下如果不太平，就赶紧保持距离，能溜就溜。国家大治，而你却没有弄个官，丢人；国家大乱，你却弄了个官，也同样丢人。”
这段“圣人教训”充满了聪明伶俐和见风转舵，人人变成了滑不溜漱的琉璃蛋。别人把天下打太平啦，他就当官，等需要大家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他却脚底抹油，便宜事教他一个人占尽啦——把儿子女儿送到美国“传种”的老头老太婆，大概就是儒家的正统，可当孔孟学会理事矣。在势利眼里，只有努力适应，努力使自己安全，“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知识份子连稍高一点的地方都不敢去，则对政治的腐败、小民的疾苦，事不干己，看见啦就假装没看见。盖看见啦难免生气，生气啦难免要嚷嚷，嚷嚷啦就难免有祸事。呜呼，儒家的全部教训中，很少激发灵性，很少提到权利义务，很少鼓励竞争，而只一味要他的徒子徒孙，安于现状，踌躇满志。啥都可干，就是不可冒任何危险。所以孔丘先生谁都不赞成，只把穷得叮叮当当的颜回先生，当成活宝，努力赞扬他的安贫气质，却不敢进一步研究使这位二级圣人穷成这个样子的社会责任，更没有想到应如何去改造这个群体的社会，而只是瞎着眼教人“穷也要快乐呀”，一旦每个中国人都这么快乐，国家民族就堕落到原始社会矣。
国立台湾大学堂“一读者”先生派人专差，送来一封简单的信，问曰：“请赐释个体是什么，个人是什么。二者似应为一。如分，如何分？”跟此信先后来信的还有十几位“一先生”和一位李云先生。但愿台湾大学堂的一先生只不过借用台湾大学堂的信纸信封，而不是真的大学生，不幸而真的是大学生，也千万别是政治系的，不幸又是政治系的，甚至霉运当头，更是政治系的教习老爷，那就是糟啦。
柏杨先生晕晕忽忽，说个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不同，简直有点林语堂先生那种“大胆求证”的作风，未免嗓门太尖。盖近代中国人一旦搞点学院派的玩艺必须有大批洋字出笼，像尾巴夹在门缝里一样，夹在句子当中，以表“字字有来历”，而示学问大得可怕。至于该洋字是辛辛苦苦查字典查出来的，或是向别人结结巴巴打听出来的，或是照着别人大作上比葫芦画瓢画下来的，恐怕连他自己都弄不清。只不过现在是猪八戒时代啦，非抛出洋字，不足以唬有识之徒。而有些人也偏偏吃这一套，一见洋字就好像柏杨先生见了银子，浑身都会服帖。至于该洋字引用得对不对，注解得错不错，则顾不得矣，只要一楞一楞被唬住就行。如果有位朋友写了半天还没有抛出洋字，那才真是“纵有西江水，难洗满面羞”，比头顶绿帽，还要无颜见江东父老。
所以，不谈个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则已，要谈就得在每个主义下猛夹洋字，才能教读者老爷心服口服。可惜我老人家埋头苦查了半天英汉字典，都没查出来名堂，也曾向两位在大学堂教英文的教习打过电话，一位元曰：“老哥，你真是天才儿童，越来越聪明，乱发明主义起来啦。啥叫个体主义？没听说过。”另一位倒仿佛听说过，告诉了一个很长的孑孑文，我当时写到一张纸条上，以备“顺手拈来”，不料被小孙女擦了屁股，再打电话时，他阁下已出了国，所以想充充壳壳了都充不成。希望读者老爷千万别用西崽眼乱瞅，认为我老人家露了原形，并没两斧头。等该教习阁下回国之后，我的洋字可多啦。
既然无法“洋已有之”，我老人家只好自己动手，发明来历，夫个人主义似乎是民主政治思想和民主政治实践上最小单位，这单位就是自然人。所以凡是硫磺虫，对个人主义，往往不共戴天。个体主义似乎是伦理思想和伦理实践的单位，这单位可能是一个自然人，也可是一小撮有血缘关系的自然人（家），更扩大到可能是一小撮有经济利害关系的自然人（族）。世界上好像只有中国有“灭门”以及“灭三族”、“灭九族”的残酷刑法，但这种刑法却有它的理论根据，那就是，表面上看起来血流成河，杀了几千几万，实际上不过杀了一个个体。
尿入骨髓
不认真，不敬业，悠悠忽忽，吊儿郎当的“混”，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特征。它在人性上形成的畸形心理，令人流泪满面。盖不认真不敬业的结果，必然产生强大的文字魔术诈欺。磋夫，“真”在历史文件中没有地位，中国的历史文件就跟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样，也不得不走错方向。在这种走错了方向的脚步声中，中国同胞遂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去追求“美”，追求“善”。独对“真”提都不提，一提“真”就摇头，要想他不摇头也可以，那就得打马虎眼。上上下下，大大小小，一致认为文字的力量可以封杀或曲解真实的事实，可以把白的染成黑的，把黑的漂成白的，把二加二证明等于八，把月亮证明四四方方。玩文字魔术的知识份子，十分有把握的认为：天下小民全是狗屎，而大批酱缸蛆也偏偏心甘情愿的——而且用一种潘金莲喝尿的精神，来坚信自己并没有受骗。怪不得苏西坡先生叹日：“尿入骨髓，化作酱缸泪”，该泪流到今天，都没流完。
洋人进一步·中国人退一步
祖先崇拜在本质上是充满了灵性的，可是再优秀的细胞都可能堕落成致命的癌，灵性有时候也难免堕落成僵尸。祖先祟拜遂一步栽下楼梯，成了对僵尸的迷恋。孔丘先生是驱使祖先崇拜跟政治结合的第一人，那就是有名的“托古改制”。“古”跟“祖先”化合为一，这是降临到中华民族头上最早最先的灾祸。孙观汉先生曾在《菜园里的心痕》中对此生出很大的困惑，盖外国人遇事都是进一步想的，中国人遇事却退一步想。呜呼，“退一步”，达正是儒家那种对权势绝对驯服的明哲保身哲学。其实，“退一步”只不过是果实而已，在孔丘先生当时，这种思想已经十分浓厚，他阁下对社会的不平，政治的黑暗，人民的疾苦，都有深切同情，而且也有其解决的方法，不过他的解决方法不是努力“向前看”，不是提出一个新的时代方案，而是努力“向后看”、“向古看”、“向祖先看”、“向僵尸看”，看三皇、看五帝、看尧舜、看周文王。他的本意可能只是画一张蓝图挂到祖先的尊脸上，以便当权派有个最高榜样。但这种本意被时间冲淡，也被酱缸蛆曲解。于是，“古”也者，就成了黄水直流的香港脚，无论干啥，如果不捏捏该脚，就不算搔到痒处。必须捏得呲牙咧嘴，又唉又哼又哎哟，才是真本领，才算舒服得没啥可说。死祖先进而化成活僵尸，不但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成了万能的百事通。而且还忠勇俱备，品学并臻，道德高涨时，一辈子连女人都不看一眼，每天呆坐如木瓜，啥都不敢想，要想也只是想“道”。(好象听哪个酱缸蛆说过，孔丘先生到死都是个童身，真是守身如玉，可为万世法者也。)
对僵尸迷恋的第一个现象是：“古时候啥都有。”凡是现代的东西，古时候都有，原子弹有，辐射线有，飞机大炮有，汽车有，民主有，共和政治有，砍杀尔有，拉稀屎有，人造卫星有，公鸡下蛋有，脱裤子放屁有，西服革履有，阿哥哥舞有，迷你裙有，等等等等，反正啥都“古已有之”，无往而不“有”。只要你能出一个题，酱缸蛆都能写出一大串古时候都“有”的典故。既然啥都有啦，潜移默化，中华民族遂成了一个肤浅和虚骄的民族，益你那些玩艺部是俺老祖宗搞过的，有啥了不起？自己抱块大石头挡住自己的去路，只好在自己的太虚幻境里，闭着尊眼，猛想美女如云。
——闭着尊眼猛想美女如云，是一种“意淫”，说这话还是“直八哲学”，如果说老实话，对僵尸的迷恋简直是一种他妈的手淫，更要斫丧元气。
第二个现象比第一个现象还要使人怒发冲冠，那就是，“古时候啥都好。”仅只啥都“有”不稀奇，必须啥都“好”，才算够水准。这种畸形观念，大概秦王朝统一中国时就很严重，惹得皇帝老爷赢政先生一肚子火，再加上宰相李斯先生直打小报告，于是徒起杀机。呜呼，柏杨先生可不是拍巴掌赞成焚书坑儒，而只是说“古时候啥都好”的毛病也是“古已有之”，并不是最近才抬头的新兴势力。两千年来，不要说是一种思想，象硝镪水一样浸蚀着灵性，就是一天只滴一滴水，也能把喜马拉雅山滴出窟窿。
所谓“好”，似乎不是指东西好，大概再伟大的酱缸蛆，都不好意思说穿草鞋比穿皮鞋好，用丈八蛇矛比用机关枪好，骑牛骑驴比开汽车坐飞机好。所以，古时候啥都好者，可能限于四个节目(但这四个节日却是大节目，已够中国人奄奄一息)，该四个节目者，曰“人好”“事好”“书好”“名好”。夫“人好”者，不用介绍．大家的口头禅就是：“人心不古”，这口头禅真是口头禅，只要有人稍微碰他一下，这口头禅就会象吃了屁豆似的立刻放之。既没有经过大脑，也没有经过心脏。盖他阁下已一口咬定古人都好得顶了尖，不但不会坑他骗他，甚至当他坑了古人骗了古人的时候，古人还要温柔敦厚的向他献旗感恩。古时候的好人说起来车载斗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连孔丘先生都服贴的，莫过于唐尧帝伊祁放勋先生，他连国家元首都不干，而把宝座象烫山芋似的抛给姚重华先生。姚重华先生也是好人大学堂毕业的，在干了四十八年帝王后，又把那玩艺抛给姒文命先生。然而他们还不算了不起，了不起的是许由先生，一听说有人教他当皇帝，就好象谁向他念了三字经“干你娘”，赶忙跑到亚马逊河，把耳朵洗了个干净。
权力是有毒的，当权派当得久啦，免不了就要中毒。古时帝王，大概跟日月潭毛王爷差不多，一个部落的酋长，到了夏王朝，多少建立起来一点规范，开始有点舒服，于是姒文命先生进了棺材后，他的儿子姒启先生就硬不肯放。这未免使酱缸蛆脸上没有光彩，只好用文字欺诈战术，硬说小民非跟着他走不可。姬发先生父子起兵叛变，把殷纣帝子受辛先生活活烧死，如果依照酱缸蛆的原则和逻辑，这种行为实在该入十八层地狱吃阎王老爷的屎，可是古人既然都是好的，而孔丘先生又在他们父子尊脸上抹了金，就不得不也靠文字诈欺战术。孟轲先生就很文艺化的说他阁下向东征时，西边的小民就怨啦，曰：“为啥不先来打我们呀。”向南征时，北边的小民也怨啦，曰：“为啥不先来打我们呀。”听起来真是悦耳，盖古人既都妙不可言，就索性让他妙到台风眼里吧。
古时候的“人”既然都“好”，则古时候的人干出的“事”，象法令规章之类，自然也都好得不象话，碰都不能碰。如果胆大包天，想改它一改，就象一枪扎到酱缸蛆的屁眼里，听他号声震天吧。王安石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兼思想家，那个纸糊的宋王朝，如果不是他大力整顿，恐怕早亡了国——早亡给西夏帝国，还轮到金帝国动刀动枪？王安石先生曾说过一句冲击力很强的话曰：“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这对酱缸蛆真是个致命的一扎，所以酱缸蛆屁眼红肿之余，便把他恨入骨髓。(有一点可供读者老爷参考的，凡是抨击王安石先生最烈，或对王安石先生的人格或私生活最污蔑栽赃的，用不着调查，我老人家敢跟你赌一块钱，他准是条大号酱缸蛆。)他阁下最后仍大败而归，实在是酱缸蛆太多，准以抵挡。
在历史上：“祖宗家法”成了猪八戒先生的五齿耙，对任何改革，用五齿耙当头一筑，就能把人筑出脑门瘫。呜呼，现在学堂里，都是学生坐着听，教习站着讲，盖学生太多，而且一天站上五六个小时，真能站成香港脚。而古时候私塾，却便是教习坐着讲，学生站着听。这是我们这个自吹为礼义之邦的规矩，可是这规矩到了宫廷那种兽性多人性少的地方，就变了花样。却是皇帝学生孤零零一个人坐着听，大臣教习呆楞楞一个人站着讲。宋王朝时，韩维先生曾建议教习也应该坐，这请求并不过分，可是想不到喝尿分子刘邠先生马上反对。后来程颐先生也建议教习该坐上一坐(他阁下虽然也是一个酱缸蛆，却为了自私，倒也明白了一阵)，闹嚷嚷了一阵，屁股仍没着落，盖这玩艺是祖传的家法，动不得也。
这只不过是屁例子，比屁还大的例子多矣多矣。中国专制政体下最后一次变法百日维新，就是毁到这个五齿耙上的，嗟夫！这个五齿耙乱筑中华民族，筑了有两千年之久，筑得流血抽筋，不成人形，只有出气的分，没有吸气的分。迄今为止，残余的酱缸组和喝尿分子，仍坚决的主张继续乱筑，有人偶尔躲一躲，就立刻大喊大叫曰：“动摇国本”。呜呼，这种国本，如果再不动摇，中华民族的生存，恐伯就要动摇。
最大的殷鉴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传统文化，当然有优秀的一面，介绍这一面的朋友太多，说的话写的书，更排山倒海，用不着我再插嘴，即令再插嘴，也不能增加优秀的重量。我们现在面对的，却是五千年从没有见过的巨变。一种崭新的西洋文明，象削铁如泥的利刃一样，横切面的拦腰砍过来。如果拒绝接受消化，只有断成两截，血枯而死。美国一些印第安人保留地，和散布在各地印第安人的废墟，每一处都使我们胆颤心惊。印第安人几乎全部住在保留地，所谓保留地，用不着睁眼乱瞧，仅只掐指一算，就可算出那里准是穷乡僻壤，一片荒凉。虽不能说寸草不生，但保留地的农作物，往往难度一次荒年。更糟的是距城市太远，也就是距交通线有学堂的地方太远。其实太远也没啥，多走几步路就行。问题在于，印第安人压根儿拒绝接受现代文明的西洋文明。
现在，他们还可以在保留地马马虎虎过日子，过的是两三百年前美国西部武打片上差不多的日子。可是，不知道酋长老爷想到没有，一旦有一天(这一天不是不可能来临），美国人口急剧的增加到十亿——别说十亿啦，十亿能吓死人，假如美国人口急剧的增加到三亿四亿吧。第一件事，你敢跟我打赌乎哉，恐怕就是把印第安同胞驱逐出保留地，赶到落矶山区，在那里，深雪没径，无尽荒山，他们在草原上的古老求生技能，派不上用场，最后只好全体饿死。盖那些保留地的贫瘠不毛，在现代科学技术之下，开水利、施肥料，都会变成良田。目前美国政府还不在乎，到那时候，可要非常在乎矣，美国政府绝不可能永远允许印第安人占着毛坑不拉屎，糟蹋那些土地。这是远虑，而远虑基于近忧。前已言之，近忧是他们顽强的坚持他们那种故步自封的传统文化。举个例子说吧，直到今天，他们都不尊重法律，也不相信法律，仍继续几千年来的勇敢内斗，部落与部落间经常仇深似海，不可开交。美国政府前去干预，酋长老爷曰：“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好吧，悉听尊便，只要不妨碍白人安宁，你们即令把自己人杀了个净光，都没关系，白人乐于看到天然淘汰的成果。
——白人对归化为美国人的落后民族，一向采取“厌而远之”的态度。对印第安人如此，对中国人也是如此。就在华盛顿机场，曾上演一场镜头。吾友海伦女士，貌美如花、性烈如火，丈夫老爷麦卡菲先生，台北文化界人士，对他相当熟习，不必细表。表的是某一天，海伦女土在等飞机，站得两条玉腿发酸，看见一个空位，就走过去坐下。不久一个中国人从厕所回来，发现座位没啦，一脸不高兴，跟他身旁另一位中国人用广东话骂起大街，措辞肮脏下流，写出来准吃风化官司，姑且找一句最文明的介绍，曰：“这女人的屁股怎么不丢在你大腿上呀，偏丢在我的位置上，骚到我身上来啦。”想不到海伦女士是言语奇才，啥话都懂，她正气愤中国同胞乱占座位，更气愤中国同胞难堪的粗野。于是，一跳而起，用广东话向他们回报，教他们注意自己的教养。二位广东老乡不但不对自己的失礼道歉(注意，中国人没有道歉的文化)，反而回骂起来。候机室霎时吵成一团，华洋黑白，一齐围上来观看奇景。白脸警察闻声赶来，在一旁歪着尊脖，仔细欣赏。麦卡菲先生听到娇妻大发神威，赶忙奔来救驾，白脸警察拦住他曰：“老哥，这是他们中国人内斗，咱们千万别管。”麦卡菲先生曰：“老爷容禀，我不管不行，因为吵架的是我太太。”这则小故事可看出白人对中国人(无论你是华裔、华人、华侨)，就是如此这般，跟对印第安人一样，看成化外之民。
印第安人为啥排斥现代化的西洋文明，有人说他们始终怀恨白人的罪恶，有人说他们的民族天生僵固，没有接受新观念新事物的细胞。这两种原因都有点怪，因怀恨而拒绝接受敌人的制胜法宝，可谓其蠢如猪。因天生缺少力求上进的细胞，可谓其情堪怜。但至少有一点致命伤是明显的，可能因为生理上的缘故，印第安同胞之酗酒，似乎比台湾山地同胞，还要凶猛百倍。佛兰克林先生在他的自传上，曾喟然叹曰：“酒毁灭了印第安人，但没有酒，印第安人宁愿死。”柏杨先生没有资格作深入分析，只是说明，无论啥原因，结出的果实都是一样的。我老人家在芒特玛古堡，看到印第安废墟，和他们用野草编织的箩筐，六百年后今天的成品，跟六百年前昔日的成品，色彩图案，一点没有分别，不禁老泪纵横，似乎看到，阴风四起，黑云浙布，日暮途穷，苍茫朦胧，一幕即将来临的巨大悲剧，正在死寂的气氛下进行。可能千年，也可能只几百年，当他们被逐出保留地之日，也就是这个古老民族全族覆灭之时。连上帝都救不了他们，除非赐给他们吸收现代文化的灵性。而迄今为止，上帝仍没有赐给。反而，却象《圣经·约书亚记》上所说的，决心使他们：“没有一个留下，将凡有气息的，尽行杀灭。”
写到这里，读者老爷一定大吃一惊曰：“老头，你三天没照梨花镜，就自以为三头六臂，当起预言家啦。”我可不是要当预言家，而只是联想到中国同胞，不禁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中华与印第安两大民族，虽然有许多不相同之处，却也有许多相同之处。最相同的一点是，大家都有浓厚的崇古祟祖的情绪，这情绪是浪漫的，多彩多姿，使人动容。可是却因之使我们无法面对现实，对现代化深拒固闭，对有些已经毛病百出的传统文化，仍搂在怀里，沾沾自喜。类似乎这些相同之点，都是致命之点。
印第安朋友的传统文明，少得可悲，如果他们肯吸收现代化西洋文明，可以说易如反掌，盖房子里空空如也，只要新式沙发搬进来就功德圆满。中国人屋子里却塞满了长板凳、短板凳、高板凳、铁板凳、木板凳、带刺的板凳、滑不溜丢的板凳，如果不动心性忍性，把它们扔到化粪池里，新式沙发就永远进不了大门。
印第安人是个活榜样，这个可哀的红脸民族，跟西藏冈底斯山的牦牛群一样，低着头，朦胧着眼，蹒蹒跚跚，有意无意，身不由主的，一步一步，走向绝种的死亡之谷。听到他们蹒跚的脚步声，和世代的辛劳喘气，心都裂成碎片。有人说，你别杞人忧天，中国人多呀，咦，在可怕的核子武器和强大的生存竞争压力下，人多可没有用。印加帝国的人口可多，如今都到哪里去啦。有人说，中国人聪明呀，聪明确实聪明，但把聪明用到抗拒改善自己品质，动不动就翻天印和窝里斗，聪明反而会被聪明所误。似乎只有自惭形秽、痛改前非的觉醒，才能躲过印第安朋友所遭的大难。
把羞愧当荣耀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堂”接受“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委托，调查大家对体罚的意见，提出报告说，百分之九十一的教习，百分之八十五的家长，及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都认为只要不造成伤害，适当的体罚是应该的。这个调查表示，开揍的和挨揍的，跟赤壁之战周瑜和黄盖一样，两情相悦，一方面愿打，一方面愿挨。“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心理测验学会”的联合年会上，也提出讨论，与会的若干英勇好战型的朋友，在学院派魔术名词的云雾中，要求把现代课堂，恢复成为古代刑堂。而身为“台湾省政府主席”的林洋港先生，跟柏杨先生的命运恰恰相反，在“台湾省议会”中，现身说法，说他小时候读书，就是因为教习把他打得哭爹叫娘，他才获益良多。“国立阳明医学院”教习刘家煜先生，还要建议“教育部”，认为教习对学生，可以作适当的干活。
最精彩的还是台北《自立晚报》记者杨淑慧女土的一篇特稿，标题是《爱心乎？体罚乎？运用得当最为重要。只要避免学子误入歧途，教育局何需硬性规定。》文中有一段留芳千古的话，她报导曰：“据了解，台北市某著名国民中学一位男老师，他的‘教鞭’和‘教学’同样有名，上课的第一天即在教室中安置好藤条，(柏老曰：好一个大刑伺侯的场景。)然后和学生约法三章，每次考试距离标准成绩几分，就打几下。结果，这位老师的班级，成绩总是特别好。(柏老曰：也就是升学率高。)他的大名全校响叮当，(柏老曰：他如果在讲台摆上钢铡，大名叮当的恐怕能响到伦敦。)学生都期望让他教，(柏老曰：这得作一个科学调查才算数，不能用文学的笔法。)许多毕业后的学生怀念的竟是‘排队打手心’，(柏老曰：刚考上联考的老爷老奶，还可能有此一念。以后下去，恐怕不见得。)足见实施体罚与否，并不重要，(柏老曰：在该响叮当的教习看，恐怕是实施体罚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体罚所带来的意义。”
这段文章是酱缸文化的特有产品，远在一0六八年宋王朝，这种产品就已经上市。当时皇帝小子上课听教习讲书，是坐着的，教习却象跟班的一样站在一旁。宰相兼皇家教习王安石先生尊师重道，建议应该也赐给教习一个座位。消息传出，酱缸立刻冒泡，大臣之一的酱缸蛆人物吕诲先生，好象谁踩了他尾巴似的嚎叫起来，提出杀气腾腾的弹劾，曰：“王安石竞然妄想坐着讲书，牺牲皇帝的尊严，以显示教师的尊严。既不知道上下之和，也不知道君臣之份。”
呜呼，古之时也，有些教习以站着侍候为荣。今之时也，有些学生以“排队打手心”为荣。记得一九一0年代，中华民国建立之初，一个遗老爬到县衙门前，露出雪白可敬的屁股，教他的家人打了一顿板子，然后如释重负曰：“痛快痛快，久未尝到这种滋味矣。”这比打手心的涵意，就又进一层。
百思难解的是，奴性在中国何以不能断根？中国文化中最残酷的几项传统：其中给女人缠小足、阉割男人，和体罚，都已被革掉了命。“教育部”严禁体罚，是它所作的少数正确决定之一。想不到二十世纪八O年代，竞面临挑战。问题是，羞辱就是羞辱，只有奴性深入脑髓的人，才会身怀绝技，把羞愤硬当成荣耀。有英勇好战型的人不足奇；有吕诲这样的人，有甘于“排队打手心”这样的人，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危机。如果这种羞辱竞能变成荣耀，则世界上根本没有荣耀矣。被羞辱而又其乐陶陶，如果不是麻木不仁，就是故意打马虎眼，包藏祸心，再不然，准是天生的奴才或奴才胚。
主张体罚的朋友，强调只要有爱心就行。呜呼，爱心，爱心，天下多少罪行，都披着爱心的美丽画皮。父母为女儿缠小脚，为了她将来好嫁人，是爱心。“君父”把小民打得皮破血流，为了“刑期无刑”，也是爱心。试问一声，教习对学生，一板子是爱心？十板子一百板子还是不是爱心？报上说，教习把学生三个耳光打出脑震荡，他同样也坚持他是出于爱心。分际如何划分？内涵又如何衡量？爱的教育中绝对没有“修理学”镜头。至于“适当”，啥叫适当？谁定标难？又用什么鉴定？“只要不造成伤害”，事实上，任何体罚都造成伤害。好比说，只要不造成伤害，就可把手伸入火炉里，这话比轮胎漏气的声音还没有意义。任何人在开揍时，都先要肌肉扭曲，目眦俱裂。而这种邪恶的神情，和眼中冒出的凶光，还没有动手，就已造成伤害矣。再加上所展示的绝对权威的感情蹂躏，象教孩子自动伸手待打，那根本没有爱，只有恨——双方面互恨，因为那是一种人格上的凌辱。
一旦学生对“排队打手心”都不在乎，羞耻心便荡然无存，体罚也失去被认为“好”的一面的意义。考试有标准答案，不合规格的就要受到暴力镇压，孩子们的自尊、灵性，和最可贵的想象力，恐伯全部斫丧。至于有百分之二十九的教习，因为“教育部”严禁体罚，就“心灰意冷，不管教学生”。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文化人，如果不准他施展把学生打得鬼哭神号的手段，就束手无策，怠工弃守，“教育部”应请他们卷铺盖走路，介绍去赌场当保镖。
柏杨先生没有力量反对百分之九十一，百分之八十五，以及百分之八十。但我老人家可要向那些不甘受辱的学生老爷，提个秘密建议，如果打到你头上，你虽不能起而抗暴．但你应该跟柏杨先生对侯仰民先生一样，记恨在心，来一个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有些好战分子的教习，可能发狠曰：“我就是打啦，十年后见。”对这种地头蛇，你就应该更永远不忘，给他来一个真的十年后见。
然而，这并不是柏老的主要意思，主要的意思是，这次调查结果，愿打的跟愿挨的，所占比率竞如此之高，使人沮丧。夫教育的目的在培养人性的尊严和荣誉，而今大家居然有志一同，都醉心于摧毁人性的尊严和荣誉，可说是教育界二十世纪十大丑闻之一。说明酱缸的深而且浓，也说明我们教育畸形发展，已到了倒行逆施的地步。越想越毛骨悚然，嗟夫！
炫耀小脚
抗战之前，柏杨先生曾在报上看到过一位元记者老爷的西北访问记，该记者大概在十里洋场的上海长大，一旦到了甘肃河西走廊．对女人的小脚，大为惊奇。该报导原文已记不得啦，只记得大意是，他访问了一位小脚老太婆，该老太婆谈起当初缠脚的英勇战斗时，正色曰：“俺那村上，有女孩子缠脚缠死的，也有女孩子缠了一半不肯缠的。”该记者形容曰：“当她说这些时，故意把她的小脚伸出炕头，似乎是炫耀那些死亡的成绩。”这段评语一直印在脑海。嗟夫，酱缸蛆炫耀传统文化，跟这位老太婆炫耀她的残废小脚，你说说看，有啥区别？
老太婆炫耀小脚是一种至死不悟，酱缸蛆炫耀酱缸则是一种至死不悟兼虚骄之气。孙观汉先生上周写了几个字在一份他剪寄的《真实杂志》单页上曰：“中国人在‘倒运’时期，心理上尚有这么多自夸自傲，我真怕‘走运’时期来临！”
孙先生显然对未来感到隐忧，不过，“欲知来世果，且看今世因！”今世充满了自满自傲，决不会有一天成为真正的大国，敬请放一百二十五个心可也。但孙先生的隐忧却发人深省，嗟夫！中国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真应该父母兄弟，抱头痛哭．把过去的一切都搬出来检讨。然后，吸鸦片的戒掉鸦片，吸海洛英的戒掉海洛英，推牌九的戒掉推牌九，偷东西的戒掉偷东西；包妓女的立即把妓女遣散，病入膏肓的立即送进医院，害花柳病的立即打六0六，断手断腿的立即装上义肢；然后，一齐下田，耕地的耕地，播种的播种，挑土的挑土，浇水的浇水，这个家才能够兴旺。如果大家只会张着大嘴瞎嚷，而嚷的只是我们从前是多么好呀，恐怕只能限于过去好，现在可好不了，将来更好不了
臭鞋大阵
现代公寓，无论它高矮胖瘦，有一种形态是一模一样的，那就是每两户以上人家构成一个楼层。二楼以上，两户以上的大门，不是并肩硬挤，就是怒目相对，显示出现代人类所特有的寂寞文明—一电视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守望相助”成了空话。你阁下对门那一家，既不知道他姓啥叫啥，也不知道他干啥做啥。楼梯上偶尔碰面，除非对方是一个闭月羞花，你可能紧张过度，一脚到底，身负重伤外；其他时间，你既不理他，他也不理你。而且事实上，楼梯艳遇的机会也不多，所以踏进公寓，就跟踏进古墓一样，能看到一个有笑容的动物，真是三世修炼。
柏杨先生自从驾返台北，因为借钱关系，倒是跑了不少公寓，从高入云宵，有奇异电梯的巨厦，到只有一层，花园洋房式的平屋，马不停蹄，鞠躬尽瘁。结果有两项伟大发现。吾友哥伦布先生想当年发现新大陆，其实没啥了不起，盖他不发现，新大陆还不是照样摆在那里，也跑不掉，总有一天会被发现的，后世之人眼皮薄，以为不得了啦。跟柏杨先生这两项伟大发现一比，他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可不是我不知谦虚，等我一说出来，读者老爷就得递佩服书。
第一伟大发现是被借钱家伙的嘴脸，无一不十分的实在难看。还没有借到第十次，也就一点也不顾及柏老的自尊心，连鼻孔都翘得可以当烟灰缸，当面质问前九次借的银子，啥时候还呀。真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昔日那种温柔敦厚的日子已不再矣。孟轲先生曾严厉责备过梁惠王，朱熹先生也曾提出义利之辨，现在对老朋友都见利忘义，满脑子钱钱钱钱钱钱钱，面如铁饼，不知道友情乃无价之宝。遇到这种人物，用不着他吆喝“滚”，我就拨马而去，永不理他，以示重义轻利。此中哲学道理极深，我就是降尊纡贵，努力解释，读者老爷恐怕也不见得懂，所以我也就不必浪费精力。现在介绍的是我第二伟大发现。
第二伟大发现是其他国家所没有，而惟独台湾特有的，那就是“臭鞋大阵”。不管到谁家借钱，除了准备着看嘴脸外，还要攻破臭鞋大阵，才能登堂入室。上得楼梯之后，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每家门口，都堆了臭鞋。我说臭鞋，只是观感上的，既不能——拿起来嗅，当然不敢一竿子打落一船鞋，说每一只都臭而不可闻也。但如果说它奇香，也应该查无佐证。
每家门口的臭鞋，实在是二十世纪十大奇观之一：有新鞋焉，有破鞋焉，有男鞋焉，有女鞋焉，有不高不低的眼的鞋焉；有黑鞋焉，有黄鞋焉，有红鞋鞋焉，有绿鞋焉，有黑黄红绿乱七八糟拼凑在一起的鞋焉；有前面漏孔的鞋焉，有后面漏孔的鞋焉，有左右漏孔的鞋焉，有像被老鼠咬过到处漏孔的鞋焉，有长简的鞋焉，有短筒的鞋焉，有类似柏杨先生穿的一百元一双的贱鞋焉，有类似台湾省议员陈义秋先生穿的四千九百元一双的阔鞋焉（陈义秋先生还有价值四百五十元的阔头，那属另一可敬范围，心里有数，不必细表）。除了上述等等的鞋焉，还有木屐焉，拖履焉，以及其他连天老爷都叫不出名堂的各式各样的鞋焉。反正是群鞋毕集，蔚为奇景。
这些臭鞋所布下的臭鞋大阵，跟契丹帝国萧天佐先生在三关口布下的天门大阵一样，暗伏奇门遁甲，诡秘莫测。于是有的鞋仰面朝天，有的鞋匍匐在地，有的鞋花开并蒂，有的鞋各奔东西，有的鞋张眉怒目，有的鞋委屈万状，有的鞋鞋相迭，有的则把守在楼梯之口，形成现代化的绊马桩。主人之出，先伸出脚丫，像吾友穆桂英女士的降魔杖一样，在臭鞋大阵中左翻右踢，前挑后钩，直到头汗与脚汗齐下，才算找到物件。客人之入也，比较简单，但如果遇到像柏老这类朋友，袜子上经常有几个伟大的洞的，就得有相当勇气，才能开脱。而有些朋友则鞋上是有带子的，你就得耐心地观光他们蹶起的屁股，如果属于千娇百媚，当然百看不厌，如果属于老汉或讨债精之类，就无法不倒尽胃口。尤其有幸或不幸的，客人如果太多，一连串把屁股蹶起，就更显示臭鞋大阵的威力。
然而，臭鞋在阵的最大威力，还不在使人伸脚丫或蹶屁股。伸脚丫、蹶蹶屁股，等于活动活动筋骨，也是有益于健康之举。问题是从臭鞋中所传出来的那股异味，实在是一种灾难。从前南方蛮荒地带，有一种瘴气——谁都弄不清瘴气是啥，有人说是毒蛇猛兽口中吐的，有人说是妖魔鬼下的天罗地网。我想那分明是一种空气污染。人们冒冒失失闯了进去，轻则间昏脑涨，重则一命归阴。而中国公寓中家家户户的臭鞋大阵，使得整个楼梯，从根到梢，无处不污染，可称之为公寓式的瘴气。一个人如果从二楼走上十楼，他至少要冲过十八个臭鞋大阵。而每一个大阵的臭味都是具有辐射性的，透过气喘如牛的尊鼻，侵入咽喉和肺部，积少成多，积瘴成癌。恐怕现在砍杀尔大量增加，医院门庭若市的场面，即与此有关。
得砍杀尔也不严重，顶多死翘翘。严重的是为啥外署有这种景致，而中国独有乎哉？沿梯而上，一堆臭鞋连一堆臭鞋，即令不得砍杀尔，也得紧掩双鼻。纵是现代化大厦，走出漂亮的电梯，首先入目的就是一堆臭鞋，实在百思不得其解。尤其是室内装潢得跟凡尔赛皇宫一样，金碧辉煌，却狠心地在门外堆起一堆臭鞋。这似乎包含着一个严肃的课题——绝对的自私兼绝对的短视。自私的是，把自己都不能忍受的东西，推到大门之外，教别人去忍受。把自己看了就心乱如麻的玩艺，推到大门之外，教别人去心乱如麻。把自己嗅了就会中毒的奇异怪味，推到大门之外，教别人去中毒。
——一切一切，只想到自己，没想到别人；只想到自己的利益，没想到别人的利益；只要自己家里一尘不染，不管公众场所如何脏乱；只要自己舒服，别人就是栽倒到他的臭鞋大阵之中，气绝身亡，他也毫不动心。
短视的是，这是一种鸵鸟心理状态，“眼不见，心不烦”，乃“锯箭杆学”的传统干法，只要俺家像个神仙洞府就好啦，管他谁在洞府之前拉稀屎。从前之人，还扫一扫门前雪，现在不但连门前雪不扫，还把自己家里的雪堆到那里。古诗不云乎：“双手推出门外月，吩咐梅花自主张。”现在则是：“一脚踢出臭鞋阵，推给别人胃溃疡。”六十年前的事啦，那时柏杨先生年纪方轻，有一次去探望一位朋友，他慷慨大方，举世无匹，当下就买了四两排骨请客，预备教柏老过过馋瘾。他太太不知怎么搞的，一不小心，把那块伟大的排骨掉到毛坑里。该朋友不动声色，用竹竿好不容易把它捞了起来，洗了一下，照样下锅。一直等到酒醉饭饱，他才宣布真相，那时的柏老已经十分聪明，念过洋学堂的卫生之学，立刻就要往外呕吐。他跳起来掐住我老人家的脖子吼曰：“咽下去，咽下去，眼不见为净，这都不懂，还上洋学堂哩。”
那一次我可真是咽下去，一则舍不得吐，一则被他掐得奇紧，吐不出来也。这事早已忘光，最近碰见大批的现代化的臭鞋大阵，家家户户，都在眼不见为净，才觉得肠胃有点不舒服。
我不知道我们自诩为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包括不包括臭鞋大阵。如果包括，值此原子核子大炮机关枪时代，臭鞋大阵似乎至少是不太美观。柏杨先生在此特别严正声明，至亲好友，如果有一天，你阁下门口的臭鞋，管你是不是陈义秋先生式的，一旦丢啦，你可别疑心。
柏老是个有名的老实人，从没有俘过别人的东西。但贼朋友如果能够大破臭鞋阵，来一个一扫而光——或者每双鞋只俘一只，以示忠厚，也行。
为别人想一想
在中国，只拼命想到自己，祝别人如无物的现象，多如驴毛。对方如果竞然胆敢证明他也存在，而且有独立的人格麻烦可就大啦。小者吵嘴，大者打架，再大则一顶帽子罩下来，不是说你小题大作，就是说你惹事生非；不是说你不知道安分守己，就是说你不知道温柔敦厚，乱发牢骚乱驾人。而乱发牢骚乱驾人者，一一都在卷宗里，后果堪哀。
柏杨先生安居汽车间中，将近十月，头顶之上，都是富贵之家，而就在三楼阳台的栏杆外边，屋主支起铁架，在上面放了一排盆景。盆景赏心悦目，当然妙不可言。但该屋主每天都要浇水两次，而且每次都浇得淋漓尽致。有一次，酷日当空，柏老在门前买了一碗豆花，蹲在那里正吃的起劲，忽然大雨倾盆，倾了我一头一脸，刚吃了半碗的豆花，也荡荡乎变成满碗，心里诧曰：“这是何方神圣，赐下这种宋江式的及时之雨。”抬头一看，原来能源出在浇花上，而屋主老爷已经龟缩在案，不见踪影。我本来要大声开骂的，怕骂了要挨揍，就没有骂。又想上楼找该家伙理论，心里一想，我这个三无牌恐怕不是对手，只好作罢。于是不久我就练就一种三级跳的奇功，只要他阁下手提喷壶，抛头露面，我就一跃而入，或一跃而出，身上滴水不沾。
这种栏杆上列盆景的奇观，在公寓式的楼房之上，几乎触目皆是。有些更前后夹攻，在屋屁股的阳台上也罗列一排，则下面晒的衣服就要遭殃。而且日久天长，铁架生锈，忽然有一天塌啦，下面的朋友岂不要脑袋开花。即令不塌，铁架孔洞奇大，万一掉下一片碎瓦或一块石头，尊头同样受不了。实在想不通，住在上面的家伙，为哈不为下面的人想一想。
和这同属奇观的是悬挂高楼的一些冷气机。呜呼，巍巍大厦，七层焉，八层焉，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层焉，高矗天际，美央美仑，俨然小型皇宫，却每个窗口都突出一个黑漆漆的小棺材。既大小不同，也式样不一，每个小棺材又都有一根输尿管，晃晃当当，迎风招展。好象一个雍容华贵的贵妇人生了一身脓疮，把全部美感都破坏无遗。然而我们担心的倒不是美感，而是万一有一天小棺材的支架跟花架一样，由老而锈，由锈而断，忽地扑通，翻滚而下，砸到路人的尊头之上，据我了解，那效果可比倾盆大雨厉害。我们再一次的想不通，有钱的大爷，为啥不为路人想一想。
公寓的威胁不仅是后天的人造雨和小棺材，也有先天的胎里毒。柏杨先生为了谋生，每天要经过台北市忠孝东路四段两次之多，每逢驾临到一个名“国泰宝通大楼”的庞然大物，就怦然心动。心动不是想搬进去住，我可是从没有这种想法，犹如我从没有想搬进吾友伊莉莎白二世的白金汉宫去住一样。我之所以怦然心动，是它的窗子。盖别的大楼，窗子都是左右拉的，只有“国泰宝通大楼”的窗子，却是向前开的焉。
夫窗子向前开，空气的流通量，当然比窗子左右拉要大两倍，屋主老爷住在其中，可能因此多活三千年。但问题也就出在这上面，向前开的现象是，每个窗户都跟衙门一样——作八字形，金属的窗轴是唯一的支柱，这支柱再粗也粗不过放盆景或冷气机的铁架。即令是钢的吧，钢也有腐烂之日。好罢，俺的窗轴是钻石做的，那就算钻石做的。可是窗架窗框总不能也是钻石做的吧，窗轴如不先坏，窗架窗框也会先坏。一旦坏啦，恐怕倒楣的仍是行路的朋友。如果它不垂直而下，来个天女散花，散到马路之上，坐汽车的朋友，也难逃此劫。
最主要的是，风力的强度，随着高度而比例增加。比例的数位，柏杨先生一时想不起来(这非关记忆不好，如果你阁下欠我银子，看成记得清楚），只仿佛记得，纽约的帝国大厦，如果地面是一级风，屋顶就是八级风，而八级风足可以把一个人象稻草一样卷起来抛到半空，以致游客们不得不象幼稚园一样，“大家小手牵小手”。或战战兢兢，紧抓栏杆，胆小鬼还得用一条绳索绑住纤腰。
台北国泰宝通大楼固然没有纽约帝国大厦那么高，但风力的递增定律，却是天下一样。该大楼现在是新盖的，还没有跟台风老爷碰过面。而且即令撑过一次两次，柏老也不相信那细细的窗轴能长期抵抗日夜不停的高空的强风，万一表演炸弹开花，别人的态度如何，我不知道；我自问可是暂不敢当。于是又想不通，当初设计的工程师老爷，为啥不为窗外人想一想？
写到这里，敝孙女拿了一张表格，教我老人家填写。表是啥表，不必说啦，反正是临表泣涕，不知所云。尤其使人泪落如雨的是，表上留给填表人应填专案的位置，空白奇小。象“住址”栏的“省”“县”“市”“路”“街”“巷”，上面的空格，小得简直是在主办视力测验。有些空格倒是比较大方，留的位置较大，但也只能大到眼睛可以看见的地步，想把要填的字挤进去，恐怕得使用世界上最尖的笔，外加上一付世界上最精细的显微镜。“闻读书籍”栏，奇窄而且奇短，填三本两个字书名的书，都得冒汗，一个人一生如果读过三十本书，仅填表就能填出近视眼。更想不通，制表人为啥不为填表人想一想？
这些都是小事，但从这些小事，可看出心理上的症结。浇花水倾到你身上，冷气机掉到你头上，窗子把你砸的稀烂，填表填不进，那都是你的事，原主钱大力猛，就是这么干啦。不出事时，谁嚷嚷都没用，嚷的嗓门稍大，则招灾进祸。一旦出了事，血肉横飞，官盖云集，开会如仪，号叫着要追查责任，结果查来查去，除了死人有责任外，谁都没责任。呜呼，这症结跟家家户户门口的臭鞋大阵一样，是一目了然的，过度的自私和自卑，使头脑不清兼老眼昏花。
不会笑的动物
在日本的这三类中国人之间，也同样各围着一条篱笆，互不侵犯。唯一跟在美国的同胞不同的是，在美国的中华民族，多半恨不得入美国籍，在日本的中华民族想入日本籍的，就非常之少。别瞧这些朋友，吃日本，穿日本，有些人见了日本人甚至还有鞠不完的躬，却硬是不肯入日本籍，大概心理上仍多少有点瞧不起之意。
这不过是大篱笆，大篱笆里面，还有无数小篱笆，这些篱笆并不是到了外洋才有的，而只是国内祖传篱笆的延伸。贵阁下如果不相信的话，到台北街头问一下路试试，那副冷漠的面孔，就实在使人万念俱灰。前些时我们曾努力宣传监理所是晚娘窝，其实，又哪一个地方不是晚娘窝哉？从询问处小姐到衙门大小头目，真是处处晚娘脸，人人晚娘脸。台湾银行在台湾电视公司有个京剧节目，瞧它的广告，真是无丽不备，百美具臻，既服务周到，又和蔼可亲。有一次新加坡一家杂志社寄给我老人家五块钱加币，人人都劝我去台北衡阳路口找个金钞黄牛换了算啦，一则我乃一脸忠贞学，岂肯扰乱金融，二则我当时刚好看了该行的宣传，认为台湾银行真的其乐融融，结果进得门来，向询问处先打交道。那询问处在电视广告上是笑容可掬的，可是我老人家不但没看到笑容，而且根本没看到“容”，而只看到了嘴，一个家伙用嘴往旁边努了一努，我只好向该努的地方摸。摸了好几个窗口都没摸到门路，而三作牌看我连鞋带都没得系，已虎视眈眈矣。顺便奉劝要换外币的朋友，能去衡阳路口解决，就不妨去解决，晚娘多的地方，少光顾为宜。
我真有点怀疑，中国人好像是一种不会笑的动物。圣人曰：“君子不重则不威。”每个人似乎都要“重”要“威”，篱笆就像西柏林围墙，活生生筑了起来。笑固然和“重”、“威”并不排斥，但天长日久的冷漠，却是可以把笑排斥掉了的。呜呼，中国人不但对别人从不关心，似乎还对别人充满了猜忌和仇恨。前天报上有一则消息，台北峨嵋餐厅一个伙计病故，老板不给钱，家族们就把棺材抬到餐厅里去抗议。食客同胞一瞧，大喊倒楣，一哄而散，有的趁此良机就没付账。嗟夫，抬棺材对不对是一个问题，我们只是感慨，那位死人对活人的意义，难道只是“倒楣”？难道没有一点哀伤同情？
中国传统上最残酷、最婊子养的一种文化，是女人缠小脚——这文化真是有点怪。小脚是怎么缠起来的，跟梅毒是什么时候传进来的一样，谁也不知道。最有力的说说是陈王朝妃子潘女士为了发扬她同宗潘金莲女士的喝尿精神，而自动自发缠之的。书上不云乎：“步步生莲花。”其实步步生莲花不见得就是缠脚，如花似玉穿着高跟鞋姗姗来迟，固也是步步生莲花也。关于这些，我们既没有时间钻故纸堆，也没有能力钻故纸堆，我们只是提醒读者老爷，这种把一半中国人硬生生折丧成残废的文化，至少在中国已存在了一千年之久。在这一千年之久中，反对声音太少太小啦，而能把耳朵都震出窟窿的，却是千篇一律的赞扬。构成文化主力的知识份子，对这种空前暴行，不但没有痛心疾首，反而拍巴掌叫好。吟诗的吟诗，写文的写文，心旷神怡，快活非凡。清王朝有位方绚先生，积传统之大成，写出一本巨著，专门歌颂这种暴行，其序言曰：“女人以缠足为容，譬之君子修身以俟命，滤有怨尤。”这三句话充分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病态，女孩子缠足没有怨尤，不知道是谁通知他阁下的。方绚先生又曰：“寄语金屋主人，倘阿娇步步生莲，幸加意护持，万勿敝展视之，庶能享清福于无既。”臭男人歌颂小脚，不过是为了自己舒服。为了自己舒服，而要求女人穿这戴那可以，而竟狠心使她们终身残废，实在是兽性太旺。
为了大家欣赏这种兽性，且看方绚先生——其实并不只是他一个人，他不过是个总代表，在那里清查战场罢啦。他阁下把小脚分为十八类：曰“四照莲”，端端正正，瘦瘦削削，三四寸长的小脚也。曰“锦边莲”，苗苗条条，整整齐齐，四寸以上，五寸以下的小脚也。曰“衩头莲”，瘦削而更修长的小脚也。曰“单叶莲”，瘦长而弯弯的小脚也。曰：“佛头莲”，菱角样的小脚也。曰“穿心莲”，穿高跟鞋的小脚也（这高跟鞋可不是现在的高跟鞋，古时候那根能把臭男人敲出心脏病的柱子，不是在后跟上，而是在鞋中央）。曰“碧台莲”，鞋后跟很厚的小脚也（这就跟现代的高跟鞋并不多啦）。曰“并头莲”，走起路来八字的小脚也。曰“并蒂莲”，大拇趾翘起来的小脚也。曰“倒垂莲”，鞋跟往后倒的小脚也。曰“朝日莲”，用后跟走路的小脚也。曰“分香莲”，两条腿往外拐的小脚也。曰“同心莲”，两条腿往里拐的小脚也，曰“合影莲”，走起路来歪歪斜斜的小脚也。曰“缠枝莲”，走起路来成一条线的小脚也。曰“千叶莲”，这莲就不行啦，六寸七寸八寸的小脚也。曰“玉井莲”，这莲就更差，跟一条航空母舰一样的小脚也。曰“西番莲”，这莲乃畜生们最不满意之莲，半路出家之莲，或根本没缠过的小脚也。
礼义之邦
一个人的教养，和全民的品质，在人际关系第一层面的接触上，完全显现出来。贵阁下还记得《镜花缘》乎，唐敖先生到了“君子国”，对礼义之邦的定义是： “圣圣相传”“礼乐教化”“八荒景仰”。其实他阁下不过见了商店买东西时童叟无欺一件事，就五体投地。而在美利坚，童叟无欺早已稀松平常，不仅仅价钱不欺，服务态度更使人叹为观止。柏杨夫人在拉斯维加一家小店，看上了一件小褂，言明十二美元成交，货银两讫，正要包装，发现右腋下有块米粒大，仿佛可以看得见的黑斑，老妻曰，“哎呀，这是啥？”店员老奶拿起来，映着目光细瞧，歉然曰，“确实是一个汗渍，用水洗可能洗掉，但也可能洗不掉。你如果同意的话，我去问问老板，看是不是可以减一点价钱？”接着冬冬冬冬跑上二楼，再冬冬冬冬跑下，说可以便宜两块美元。
这件事对我来说，无疑当头一棒，盖被店员虐待，已成习惯，一旦春风化雨，真忍不住上去抱住那老奶亲个嘴。如果换了台北，或换了香港，一场警匪枪战的节目，铁定的盛大推出。死婆娘竞然有胆量吹毛求疵，店员必然横眉怒目，迎头痛击，“怎么，你说啥，黑斑？笑话，我怎么看不见？就是有黑斑，在赂肢窝底下，有啥关系，你是举起胳膊走路的呀？要挑眼早挑跟，买主还有老实的，现在发票都开好啦，你想退货？减价？莫明其妙，以后买东西时先背地里数数自己的家当，银子不够时少充阔佬？怎么，你不服气呀，我们是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礼义之邦，向来宾至如归的，你不敢不如归呀？撅嘴嘟嚷，好象谁欺负你似的，我们这么大的公司，还在乎你那点碎银子。你们这些文化根基太浅的外国土包子，我也懒得去报官。反正一句话：买不起，算啦，拿来。”
拉斯维加是纯观光的赌城，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旅客，而这些旅客又百分之九十九一生中只来一次两次，坑这些人绝无后患。但他们却仍跟其他地方商店一样，亲亲切切、正正派派。
三句话
中国人初到美国最大的困扰，是美国人的礼貌多端。马路上随随便便擦肩而过，似乎好象碰那么一下，也似乎好象没有碰那么一下，对方总要致歉曰：“对不起。”如果真的短兵相接，肌肤相亲，那声“对不起”就更如同哀鸣。即令你低头猛走，撞个震天响亮，也会引起一叠连声的向你“对不起”。这种动则“对不起”场面，实在难以招架。在我们中国，却是另一种镜头，两人一旦石扳上摔乌龟，硬碰了硬，那反应可是疾如闪电，目眦尽裂，你瞧他表演跳高吧，第一句准是：“你瞎了眼啦。”对手立刻还击，也跳高曰：“哎呀，我也不是故意的，你还不是也碰了我，我都不吭声，你叫啥叫？”前者拉嗓门曰：“碰了人还这么凶，你受过教育没有？”对手也拉嗓门曰：“碰了你也不犯杀头罪，你想怎样，教我给你下跪呀，哼，你说我碰了你，这可怪啦，我怎么不碰别人，是你先往上碰的，想栽赃呀。”事情进化到如此地步，软弱一点的，边走边骂，边骂边走，也就鸣金收兵。刚强一点的，一拳下去，杀声大作，马上就招来一大堆看热闹的群众，好不叫座。
请读者老爷注意，从第一碰到作鸟兽散，我们听不到一声“对不起”。博大精深的《死不认错学》，在这件街头小景上，充分发扬光大。所以柏杨先生认为中国同胞已丧失了说“对不起”的能力，每个中国人都象一个火焰喷射器，只有据“力”力争的勇气。
西方文明的特征之一，是承认别人跟自己同样的存在，同样的应受到尊重，所以总是小心翼翼表达这种尊重。踩了你的尊脚固然“对不起”，实际并未踩到只不过几乎踩到也“对不起”，咳嗽一声固然“对不起”，打个其声如蚊的喷嚏也“对不起”，正在谈话他要去撒尿固然“对不起”，厨房失火，他要去救火也“对不起”，旅客们最常见到的节目是，你正努力照像，有人不小心从中间穿过，他们也要“对不起”。然而绝大多数的洋大人，一见你举起照相机，都会象呆瓜一样，停下来站着傻笑，等你按下机关之后再走。照像朋友如果是中国同胞，麻木已惯，不会有啥反应。照像朋友如果是洋大人，他们不甘寂寞，总是要开上一腔。这时候不再是“对不起”啦，而是“谢谢你”。
“谢谢你”给我的威胁，跟“对不起”给我的威胁，同样沉重。世界上竞有人把唾沫浪费到这两句话上，实在难以理解。柏杨先生虽然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可是到了美国，要想逃出这两句话的网罗，却比登天都难，你越踢腾，他越“谢谢你”。照像朋友照完像你再穿肠而过，他们固然“谢谢你”，就是去买东西，东西到手，他们也要向店员“谢谢你”，(换在中国，不要说顾客啦，就是店员能说声“谢谢你”，天花板都会感动得塌下来)银行提款，柜台老奶眼睁睁看你把白花花银子拿走，也会“谢谢你”，(续者老爷不妨到中国银行打个转，便知端详。)到衙门办事，临走把证件交还你时，也要“谢谢你”，(贵阁下到咱们中国各衙门试试，包管你立刻发思洋之幽情)一旦开快车或不该转弯处硬转了弯，警察老爷交给你罚单，也要“谢谢你”(台北街头开罚单的结果，恐怕是一个板起晚娘脸，一个口吐三字经。)在洛杉矶时，吾友周光启先生带我去停车场开车，临出大门，缴出银子，取回单子，他也冒出一句“谢谢你”，我训勉曰：“老哥，礼多必诈，你不给钱，他放你一马呀，有啥可谢的？”他想了半天也没想出非谢谢不可的理由。可是第二次再去，他“谢谢你”如故，把我气得要死。
柏杨先生印象最深的“谢谢你”，是弹簧门奇案。我老人家经过弹簧门时，向来都是推之而过，然后撒手不管的。到美国后，当然一切如初。朋友屡诫曰：“老头，这里是番邦，你可别把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带过来，千万看看后面有没有人，再慢慢松回原处。”笑话，我来美国是游历的，不是给人管门的，我走过的弹簧门比你见过的都多，还用你上课乎哉。于是，有一次，我一撒手，门向后猛弹，屁股后一位白脸老爷发出一声大叫，朋友和我急得几乎跪下讨饶，(本来我要脚底抹油，偏偏闻声赶来救驾的闲人太多，没有跑成。)幸好未碰出脑震荡，白脸老爷瞧我的长相打扮，以为准是新几内亚吃人部落的重要人物，没敢追究。事后朋友告曰：“你没吃过猪肉，也应看过猪走，请学学洋大人，那才是真正爱国之道。”呜呼，原来洋大人经过之后，总要停步扶门，直等到后面客人鱼贯而入，或有人半途接棒，再缓缓放手的。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对这种规矩，我老人家不久就滚瓜烂熟。也因而不断听到后进的洋老爷洋老奶一连串的“谢谢你”，好不得意。
——回到台北，我仍继续祟洋了一阵。不过，三天下来，就恢复原状。非我意志薄弱也，而是每次停步扶门恭候，屁股后跟进的黄脸朋友，嘴里都象塞了干屎橛，没有一个人说声谢谢。我就御手一松，管他妈的碰活也好，碰死也好。呜呼，要想从中国人口中掏出一句“谢谢你”，恐怕非动用吾友猪八戒先生的五齿耙不可。
——事实上美国的“谢谢你”，跟“对不起”一样，已成为民主生活的一部分，连刚会讲话的小娃，妈妈给他擦屁股，都会说“谢谢你”，这使得它发展到泛滥之境。贵阁下看过强盗抢银行的镜头乎，彪形大汉掏出手枪，教柜台老奶把银子装了个够，然后脱帽曰：“谢谢你”，这才撤退。不过，柏老的意见是，宁可泛滥，也不要被干屎橛塞死。
要特别声明一点，“对不起”和“谢谢你”，都和笑容同时并发，于是，自然蔓延出来另一句话：“我是不是可以效劳？”我老人家这么一把年纪，从大陆到台湾，从山窝到都市，从三家村到洋学堂，从牙牙学语到声如巨雷。“对不起”“谢谢你”虽少如凤毛麟角，倒偶尔还听到过，只有“我是不是可以效劳”这句话，可从没有听到有谁出过口的。
平常日子，我们都是朋友开车接送，威风凛凛，趾高气扬。可是有一次却抓了瞎，我和老妻从华盛顿中心区，坐地下铁到春田镇，春田镇是地下铁尽头，必须再坐一程计程车，才能到请我们吃饭的朋友尊府。偏偏美国的计程车比柏杨先生身上的银子还少，我们在车站东奔西跑，眼看天又渐晚，急得象两条丧家之犬。一位年轻的美国朋友看出我们出了毛病，前来询问：他是不是可以为我们效劳？真是傻瓜，这还用问。他就放下他的小包袱，站在马路中央，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最后拦阻了一辆，大概司机老爷赶着回家晚餐，硬是不肯，他阁下俯在窗口说了半天，才招手唤我们过去。等我刚想清楚，想问他一声尊姓大名，他已扬长而去啦，若非他拔刀相助，看情形我们只好就在那里打地铺过夜。
排队国
美国人是一个喜欢帮助人的民族，“我是不是可以为你效劳？”并不只是油腔滑调一句应酬，而是剑及履及的一种行动。除了纽约和一两个大码头地方外，只要你脸上稍微露出困惑焦急的颜色，准有人上前问这一句话。你如果胸怀大志，答曰：“对呀，俺正需要帮忙，借给五千亿美元周转二十年，行不行？”结果当然不行。但假设你只不过迷了路，他阁下恐伯要忙上一阵，总要跟你说上一个仔细；不幸你的英文程度跟柏杨先生一样，任凭他说得天花乱坠，仍然不敢听懂，他可能拉着你东奔西跑，好象你是王孙公子，他是贱夫走卒。柏杨夫人因为腰伤末愈，临行时带着一个特制的藤牌，作靠背之用。这藤牌在台湾用了半年之久，始终默默无闻，可是一到美国，它却立刻树大招风。无论走到哪里，总有白脸老爷认为她阁下的尊腰随时都有从当中喀嚓一声，折成两截的可能。飞机上、火车上，更象龙袍加身，连站都不敢站，刚一欠屁股，就有人胁肩诌笑曰：“我是不是可以为你效劳T”当然不可以，她要去毛坑屙屎，岂有别人可以代屙的。害得她老人家以后只好憋着，以免盛情难却。
中国人际之间的关系，向来不流行这一套，而且恰恰相反，对乐于助人的人，一律花枝招展的称之为“好事之徒”。胆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则现成的形容词，就象响尾蛇飞弹一样，尾追而至，咬定他“爱管闲事”，这种离经叛道之举，必然的“别有居心”。所以，换到台北街头，你就是蹲在那里上吐下泻，我敢跟你打一块钱的睹，恐怕是没人扶你一把。记得去年，柏杨先生跟一位美国朋友西格里曼先生在台北看电影，一位观众老爷忽然口吐白沫，从座位上栽倒在地，电影院来了两个人，把他架了出去，用不着多问，当然是送医院去啦。谁知道散场后一瞧，他阁下竞原模原样被扔到侧门通道的水泥地上，好象他不是“龙的传人”。而是从蚩尤部落捉来的俘虏，人潮虽然泅涌，却无人为之驻脚，西格里曼先生大为吃惊，叹曰，“中国人跟纽约人差不多啦，这么冷漠无情。”
他阁下没说跟美国人同样冷漠无情，是他聪明之处，否则我这个爱国心切的中国老汉可能认为他比喻不伦，语带讽刺，“挑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感情”。他之特别提出纽约，因纽约是“不忘本”人物的大本营，据说外国人占纽约总人口的五分之四，以致美国人一提起纽约，就誓不承认是他们的城市。
——然而，生为中国人，身在中国地，要想帮助别人，也不容易。柏杨先生在《猛撞酱缸集》中，就努力嚷嚷过，一个没有高贵情操的人，永不了解别人会有高贵情操，也永不相信别人会有高贵情操。“好事之徒”“爱管闲事”“别有居心”的毒箭，早就上了弦，只要对方有助人之一念，乱弩立刻齐发，见血封喉。吾友杨希凤先生，是一位计程车司机，(他阁下经常载我二老，前往闹市兜风。)一个雨天黄昏，载得一位落汤鸡女人，在车上不停发抖，牙齿咯咯猛响，杨希风先生遂动了不忍其觳悚之心，正好他太太教他从洗衣店取回来毛衣毛裤，乃建议曰：“小姐，你可以把湿衣服脱下来，换上一换，等你到家再还我。”那女人一听要她脱光，立刻杏眼圆瞪，嚎曰：“色狼，你要我报警呀。”把他阁下气得马上就咒她害感冒兼三期肺炎。另一位朋友李瑞腾先生，乃中国文化大学堂教习，一次在公共汽车上，一位女人(对不起，又是女人)阳伞把柄掉啦，眼看就要踩个稀烂，他赶忙拣起，巴巴的挤到后座，交还于她。感谢观世音菩萨，这次那女人比较有文化，没骂“色狼”，但也没有“谢谢”，只用死鱼般眼殊猛瞪，一语不发。李瑞腾先生只好大败，向我叹曰：“老头，你说，咱们中国人是怎么搞的？”呜呼，中国人似乎仍停留在林木丛生的山顶洞时代，身上穿着刺猬一样的甲胄，只露出冷漠猜忌的两只大眼，心神不宁的，向四周虎视眈眈。
现在回头介绍柏杨夫人的藤牌，这藤牌功用可大啦，不但惹得洋大人处处“效劳”，甚至遇到排队，也总是让她排到前面。夫排队者，是人类文明外在的寒暑表，从一个国家的排队秩序，可以准确的判断它们的文明程度。我在美国只两个月，就想提议把“美利坚合众国”，改成“美利坚排队国”。盖美国排队，不但泛滥，而且已造成灾难，不得不惋惜那些黑白两道朋友，竞把那么多宝贵时间，浪费到排队上。上飞机排队，下飞机排队，检查行李排队，缴验护照排队，买邮票排队，寄封信排队，窗口买票排队，付钱取钱排队，等公车电车排队，上公车电车排队，去厕所排队，最使人不耐烦的，是无论大小饭铺，也要排队。
对于排队，绝不是吹牛，我可不在乎，不但我不在乎，全体中国人都不在乎。不过美国排队跟中国排队内容上和形式上，都大不相同，这就跟美国的斑马线跟中国的斑马线大不相同一样。盖中国人排队，只是一种学说，美国人排队却是一种生活。台北排队只其半截排队，上车排队，本来排得好好的，可是车子一到，却象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立刻土崩瓦解，争先恐后。英雄人物杀开血路，跳上去先抢座位，老弱残兵在后面跃跃撞撞，头肿脸青，嗟夫，真不知道当初辛苦排队干啥？为了抢一个座位，或为了怕挤不上车，来一个豕突狼奔，还可理解；而对号火车汽车，座位是铁定了的，既飞不掉，又不怕别人的屁股带钢钉，真不知道为啥还要猛抢？美国人好象一生下来就注定排一辈子队，所以也就心安理得。大概中国因为人口太多之故，排起队来，鼻孔紧挨后颈，前拥后抱，“缕衣相接闻喘息，满怀暖玉见肌肤”，远远望之，俨然一串亲密的战友。只洋大人排起队来，无精打彩，稀稀落落，遇到车辆出入口或街口巷口，还会自动中断，一派凄凉光景，不禁为他们的国运悲哀。在纽约时，一位朋友教我陪他去一家以拥挤闻名于世的银行取款。我心里想，这家伙准听说过我在台北挤公共汽车的武功，教我异地扬威，自当奋身图报。一进大门，只见柜台一字排开，每个柜台只有一个顾客在那里唧咕，心中大喜，一个箭步就跳到其中一人背后，想不到朋友却象抓小偷似的，施出锁喉战术，一把就把我拖了出来，不但不为他的鲁莽行动道歉，还埋怨曰：“老头，你干啥？”我没好气曰：“我干啥？我排队呀，自从到了你们贵国，俺可说是动则得咎，排队也犯了法啦。”他曰：“倒没犯法，是犯了规矩。”原来柜台前面有一条线——跟飞机场检验护照的那条线一样，后面的人都得站在那里，不经召唤，不得乱动。而那里已排了五六十人，他们要等到柜台前顾客走了之后，柜台老爷老奶御手轻招，才能象跳豆一样跳过去补缺。呜呼，美国立国的时间虽短，规矩可真不少，如此繁文缛节，不知道影响不影响他们的民心士气？
然而，最可怕的还是，大小饭铺，也要排队，这就太超出我伟大的学问范畴。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从没有听说饭铺也要排队的。柏老在旧金山第一次到饭铺吃饭，一走进去，就被老妻拉出。嗟夫，根本无队可排，当然大步进场，拉来拉去怎的？谁知道即令鬼也没有一个，也得站在那里，等候侍女象领尸一样领到座位之上。如果没人来顿，就是当场俄死，也不能越雷池一步。印象最坚强的，是大峡谷之夜，好不容易找到一间晚上仍开张的小馆，那小馆倒皇恩浩荡，特免排队，但客人们必须先到柜台登记尊姓大名，然后蹲在门口听候传唤。侍女老奶一出现，大家把她当作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圣母玛璃亚，张着祈求盼望的大眼，惶恐不叠的望着她。听她张金口、吐玉音，传唤某某先生可进去啦，某某先生和他全家大小，立刻欢声雷动，大喊大叫。咦，何必多这一道手续乎哉。台北就绝对不是这种风景，一群饿殍杀到饭铺，明明客人已满坑满谷，照样深入虎穴，拣一张看起来杯盘狼藉，快要吃完了的桌子，把它团团围住。桌上食客对这种阵势，早已司空见惯，任凭俄殍们怒目而视他们的尊嘴，他们的尊嘴仍细嚼慢咽，气不发喘，面不改色。最后，兴尽而退，饿殍们升级为座上客，另一批新饿殍又汹涌而至，再围在四周，恣意参观。非洲草原上胡狼歪着脖子看鳄鱼大嚼的镜头，重新上演，好不刺激。
最伤心的是，美国的很多中国饭铺，也逐渐染上这种恶习，放弃了我们传统的“看吃”文化。人人都说美国是一个自由国家，我的意见有点相反，仅只排队，就能把人排得精神分裂。
到底是什么邦
八○年代第九愿是——愿中国成为真正的礼义之邦。
愿中国成为真正的礼义之邦，这话听起来有点刺耳。一位朋友吹胡子曰：“依你的意思，中国现在是冒牌的礼义之邦啦。”柏杨先生曰：“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中国现在还没有资格当冒牌的礼义之邦，而简直是原始的蛮荒之邦。”一言未了，我顺手就把小板凳塞到他屁股底下，他才算没有昏倒在地，只坐下来发喘。我想，发喘的爱国之士，一定层出不穷，这就空口无凭，必须请贵阁下不要用情绪作直觉的判断，让我老人家先领你参观参观。
第一个节目 请参观婚礼
结婚是人生一件大事，即令离婚次数最多的电影明星，也都认为结婚是人生一件大事，否则既离之矣，何必再结之乎哉？盖在生命历程中，结婚乃一项跃进与突破，一男一女离开了所习惯的固有环境，跳到另一只船组成以彼此为中心的家，共同掌舵，驶入陌生而使人兴奋的海洋。这是多么重要的改变，所以，无论中国古老的传统，或西洋移植进来的宗教仪式，都是庄严的，在庄严和欢乐中充满了对这种改变的祝福。不要说古老的啦，纵在四○年代，乡间婚礼，一直都十分隆重，新郎要亲自去新娘家迎娶，或坐轿或坐车，回到新郎家后，一拜天地，感谢上苍的安排匹配，二拜高堂，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三拜——拜天地、拜父母、新娘新郎互拜——之后，这时才正式成为夫妇。西洋的老爹或老哥的手臂，徐徐而出，也就在圣坛之前，父亲把女儿，哥哥把妹妹，交给新郎，再由牧师或神甫，以上帝天主的名，宣布他们结为一体。
然而，不知道啥时候开始，大概是君主政体根绝后不久吧，既嫌磕头太旧式，又嫌教堂太洋派，就发明了四不像，也就是迄今仍在奉行的“文明结婚”。婚礼遂不成为婚礼，而成了闹剧。礼堂也不成为礼堂，而成了叭蜡庙。贵阁下听过京戏乎，“叭蜡庙，好热闹，也有老来也有少，也有二八女多娇。”贺客很少祝福的心声，差不多都是前来逛庙会的。有些更东奔西跑，找朋觅友，眼目中根本没有婚礼，只有社交。盖大家虽然同在一个城市，却往往两年三年四五年，不见一面，只好把结婚礼堂，当作酒楼茶馆。于是，叽叽喳喳，人声沸腾，约典礼后打八圈麻将者有之，约改天再聚聚者有之，至于叙叙离情，打听打听消息，感慨感慨年华老去，骂骂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更属平常。证婚人在台上满腹经纶，声嘶力竭，全世界没有人听得见，连他自己都听不见。而介绍人者，往往是旱地拔葱，平空拔出来的，固不知新娘姓啥，也不知他所担任工作的神圣性，偶尔还扮演一下打诨角色，把闹洞房的一套端出，当着家人亲属的面，满口下流黄话，猥亵的程度，使美国《花花公子》的编辑老爷听啦，都得向派出所报案。老丑小丑，碰碰挤挤，说它是菜市场，还算积德，乃是亲胡蒙羞，上苍垂泪之场也。
第二个节目 请参观丧礼
死亡比结婚，更是人生一件大事。一个人可能结很多次婚，却只能死一次亡，那是生命的终结，永远的终结，抛下他一生辛辛苦苦奋斗的成果和至爱的亲眷，撒手归西。殡仪馆是他旅途的最后一站，过此一站，便永远停留坟墓中矣。丧礼的气氛，不仅庄严，更无限悲伤。古人“吊者大悦”，只是“悦”丧葬的仪式合礼，并不是高兴他死得好，死得妙。然而，现在流行的丧礼上，经常出现一种现象，吊客一进门，先到灵前鞠躬致祭，家属在灵旁跪地叩头，悲痛时还有哭声，尤其是母老子幼的孤儿寡妇，哭声更断人肠。可是，该家伙一扭身，家属哭声还没有停止，他就一个箭步，跳到另一个家伙跟前，大喜曰：“哎呀，柏老，好久不见啦，看你面团团若富家翁，把老朋友都忘啦。”柏杨先生也大喜曰：“我正在找你哩，总是他妈的一些红白帖子缠昏了头，走，咱们找地方摆摆龙门阵。”走到门口，迎面又来一物，两个冷血动物立刻撅屁股曰：“部长大人呀，你老人家安好？”部长大人则点头含笑，握手而进，两个冷血动物顾不得走啦，正在尾追陪笑，其他吊客已一哄而上，礼堂也成了社交俱乐部矣。其实，即令没有此一物驾临，丧礼也是婚礼的翻版，吊客们很少怀着悲伤悼念的心情，差不多也都是前来逛庙会的。于是，结婚礼堂的镜头，在殡仪馆中，重播一遍：叽叽喳喳，人声沸腾，约典礼后打八圈麻将者有之，约改天再聚聚者有之，至于叙叙离情，打听打听消息，感慨感慨年华老去，骂骂张三要四王二麻子，更属平常。孤儿寡妇在灵旁顿首痛哭，声嘶力竭，全世界没有人听得见，连他们自己都听不见。事实上，殡仪馆既成了社交场所，自然呼朋引类。而呼朋上类，自然他乡遇故知，自然笑容可掬。洋大人尝抨击中国人麻木冷酷，恼羞成怒之余，也只好发喘。呜呼，殡仪馆之地，孤儿寡妇伤心之地，上苍痛心之地也。
第三个节目 请参观餐馆
餐馆是中国礼义最茂盛之处，也可以说，所有礼义的精华，全部集中在餐馆的“二战”之役。盖餐馆和婚礼丧礼，大不相同。婚礼不过脸厚心黑，把闹洞房引进礼堂。丧礼则人在人情在，既不能得到回报，也就不必悲恸欲绝。只有餐馆，大多数不过势利之交或酒肉朋友。而越是势力之交或酒肉朋友，礼义也就越威不可挡。首先呈现的是“避位之战”，有资格坐首席的家伙，他就是主客，大都属于年高德勋，或位尊多金之辈。好像首席上埋伏着一条毒蛇，该家伙发誓不肯往上坐，于是其他各色人等，包括主人在内，群起而推之，群起而拖之，群起而高声吆喝之。该家伙口吐白沫，抵死不从。有些人眼明手快，还来一个“先下臀为强”，一屁股坐定，呐喊曰：“这就是首席啦。”该家伙于是被搞得大败之后，只好委屈万状坐上去。等到首席坐稳，次席三席四席，每一席次，都要杀声震天，闹上十数分钟或数十分钟，才能尘埃落定。席间你敬酒，我敬菜，又是一番混战，能把人累死，这且不表。表的是曲终人散，第二役爆发，那就是“避门大战”，大家像企鹅一样，拥在门口，好像门槛之外，就是深不可测的陷井，只要迈出一步，就会跌下去喂狼。于是，你不肯先走，他也不肯先走，坐首席的家伙，这次拿定主意，纵被分尸，也不前进一步。又是一阵杀声震天，该家伙终于在挣扎中，被轰了出来（如果是进门，则是被轰了进去），年老色衰之徒，立脚不住，还可能被轰得尊嘴啃地。
上面不过是荦荦大者，还有其他节目，无不怵目惊心。好比，贵阁下去百货公司买件衬衫吧，公共汽车站排队，就会首当其冲。呜呼，一个国家是不是礼义之邦，在排队上可一目了然。而台湾公共汽车站的排队，到今天都有异于外夷，盖外夷是排成一条线的，只中国同胞挤成一大堆。车子还没停住，群雄立刻就人海战术，一拥而上，挤得大人跳，小孩叫。贵阁下如果认为这里真是礼义之邦，循规守矩，恐怕一辈子不但上不了车，还要被封为白痴。假使你勃然大怒，不坐车啦，安步当车，那么，转弯抹角时，问问路试试。好容易找到百货公司，女店员一个比一个火眼金睛，你本要买十六寸领口的，她们就有本领把十三寸的卖给你，胆敢拒绝，晚娘脸立刻出笼。假如你胆大如斗，第二天去退货，火眼金睛马上变成青面獠牙，你能活着逃出，算你三生有幸。
嗟夫，太多的中国人，满身都是倒刺，肚子里全是仇情敌意。爱国之士最喜欢自诩中国是礼义之邦。我想仅看纸上作业，古书上说的多啦，中国固是礼义之邦。但在行为上，我们的礼义却停顿或倒退在一片蛮荒阶段。如果不能实践礼义，再写三千万本书，再写三千万文章，蛮荒仍是蛮荒。
不讲是非·只讲“正路”
势利眼主义最大的特征是不讲是非，而只以势利为是非。吾友屠虹先生告诉我一件故事，该故事发生在他的故乡浙江，他有一个亲戚．在抗战期间，制造沦陷区通行的伪钞，用以在沦陷区采购枪弹医药打游击。该亲戚不幸在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人捉住，枪决牺牲。当他的死讯传到他村庄的时候，正人君子听啦，无不摇头叹息曰：“这个孩子，什么都好，就是不肯正干，不肯走正路，如今落得如此下场。”呜呼，这就是中国人对一个抗敌英雄的内心评价，曰“不肯正干”，曰“不走正路”，即令充满了怜惜，却并没有丝毫敬意。这正是一种冷漠，一种残忍。在酱缸文化中，只有富贵功名才是“正路”，凡是不能猎取富贵功名的行为，全是“不肯正干”，全是“不走正路”。于是乎人间灵性，消失罄尽，是非标准，颠之倒之，人与兽的区别；微乎其微唯一直贯天日的，只剩下势利眼。
柏杨先生曾介绍过《康圣人显圣记》，现在再介绍一遍，以加强读者老爷的印象。该书作者用的是一个笔名“伏魔使者”，他阁下对戊戌政变六君子殉难的悲剧，有极使人心魄动摇的评论，曰：“只听一排枪炮声，六名犯官的头，早已个个落下。可怜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请注意：“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在势利眼看来，啥都可以，卖国可以，祸国可以，当奴才当狗可以，就是不可以“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六君子唯一的错处是没有得到富贵功名，没有走“正路”。写到这里，忍不住又要叹曰：“血泪流尽反惹笑，常使英雄涕满襟。”嗟夫，每个中国人都努力走富贵功名的“正路”，中国社会将成一个什么样子？用不着到关帝庙抽签算卦，就可知道。可是，迄今为止，仍有成群结队的人在提倡富贵功名的“正路”，你说急死人不急死人。
留华学生狄仁华先生曾指责中国人富于人情味而缺少公德心，我想狄先生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而没有看到事情的骨髓，如果看到了骨髓，他绝对看不到人情味，而只看到势利眼——冷漠、残忍、忌猜、幸灾乐祸，天天盼望别人垮，为了富贵功名而人性泯灭，而如醉如痴，而如癫如狂。
一盘散沙
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多少都有点崇拜权势的，但似乎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从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对权势这么癫狂，和这么溶入骨髓。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也多少都确点自私的，但同样地也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么自私到牢不可破。这话听起来有点愤世嫉俗，说出来也觉得危机四伏，可能惹起爱国裁判大怒，乱吹哨子，不过理是应该说的，不是应该怒的也。
有一种现象大家无不乐于承认，那就是，中国同时也是一个很聪明的民族，身在番邦的中国留学生，无论留日的焉、留美的焉、留英的焉、留法的焉，学业成绩，差不多都比该本国学生拔尖。辜鸿铭先生在英国学海军，他的分数远超过日本留学生伊藤博文先生。蒋百里先生在日本学陆军，学科兼术科，都是该期第一名；日本人那时候比现在还要小气鬼，忍受不了外国学生的优越成绩，才把他阁下挤下来。这些是远例，近例最惊天动地的，莫过于围棋大王吴清源先生和围棋小王林海峰先生，大日本本土，横冲直撞，所向披靡，固然是日本棋坛的优美环境所致，但更是中国人的先天智慧所致也。如果一定说中国人的聪明超过洋大人，似乎吹牛，但至少有一点，中国人的聪明绝不亚于洋大人，应没啥争议。——中国同胞沾沾自喜，当然没啥争议，就是洋大人甚至三K党，都不能说中国人聪明差劲，大不了说中国人群体差劲。洋朋友往往把中国人叫做东方的犹太人，当然是轻蔑，但同时也是一种敬意和畏惧。犹太人最惹人咬牙的不过一毛不拔罢啦，而其他方面的贡献，若宗教，若科学，若艺术，无不震古烁今。试看世界上经济大权，不是握在犹太朋友手中乎？基督教的开山老祖耶稣先生，不就是犹太人乎？现代科学巨星爱因斯坦先生，不也是犹太人乎？
我们不是在这里评论国际现势，而只是说犹太人实在是各方面都了不起，洋大人说中国同胞是东方的犹太人，固可当之无愧也，而且无论如何，中国人要比犹太朋友大方，这跟中国好“面子”有关，“面子”虽不足取，但中国人硬是比犹太朋友大方，洋大人再生气都不好意思不承认。
中国人是聪明的，但这聪明却有一个严重的大前提，那就是必须“一对一”。在个别的较量中，一个中国人对一个洋大人，中国人是聪明的，好比说吴清源先生和林海峰先生，单枪匹马，就杀得七进七出。可是一旦进入群体的较量，两个中国人对两个洋大人，或两个以上的中国人对两个以上的洋大人，中国人就吃不住，顶不过啦。孙中山先生曾感叹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呜呼，用中国的一个沙粒跟洋大人的一个沙粒较量，中国的沙粒不弱于洋大人的沙粒，但用中国的一堆沙粒跟洋大人一堆沙粒做成的水泥较量，水泥可是硬得多矣。
一盘散沙的意义是不合作。我们说不合作，不是说中国人连合作的好处都不知道。咦，不但知道，而且知道个彻底。酱缸蛆先生忽然发了罡气，他能写上一本书，引经据典，大批出售古圣古贤以及今圣今贤关于合作的教训。柏杨先生如果也发了罡气，我同样也能引经据典写上一本书——不但写一本书，简直能写上一火车书。但问题是，不管经典上合作的教训如何茂盛，那些教训识止于印到书上，行为上却不是那么回事。
春秋责备贤者
中国文化另一个使人伤心欲绝的现象是：“春秋责备贤者”，发扬这种学说的孔丘先生，真使人捶胸脯。他阁下对人生有深度的了解，对做人道理，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全部《论语》，堆满了格言。他向当权派提供了统御之术，并向大家伙保证，如果用他那一套统治小民，江山就成了铁打的啦。这一套当时颇不吃香，但经过董仲舒先生奋勇的推荐，西汉王朝皇帝刘彻先生采用之后，果然发生强大的威力。不过他阁下理论中最糟的是“责备贤者”，他阁下为啥产生了这种畸形观念，我们不知道，可能是勉励“贤者”更上一层楼吧。君不见父母打孩子乎，孩子哭得肝肠寸断，可是老头却气壮山河曰：“你是我的儿子，我才打你呀，别人的孩子三跪九叩叫我打，我还不打哩。”无它，俗不云乎“打是亲，骂是恩，不打不骂是仇人。”你是贤者，我才表演自由心证兼诛心之论，你如果不是贤者，而是地痞流氓不入流下三滥，请我责备你，我都不屑责备你。
责备贤者的原意是不是如此，不敢确定，即令是如此的吧，结果也难逃“天下没有一个是好人”的厄运。勉励“贤者”更上一层楼当然是善意的，但在实践上，自由心证兼诛心之论一齐爆发，一定产生“责人无已时”的绝症。这绝症就是挑剔没有完，好象百步蛇的毒牙，咬住谁谁就得四肢冰冷，隆重的抬到太平间。盖人性是软弱的，都有犯错误的时候，都有犯滔天大罪的可能，都有胡思乱想把不稳舵的局面，柳下惠先生也会想别的女人，孟轲先生也会为目的不择手段。
对恶棍连咳嗽一声都不敢(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懦夫不好意思说“不敢”，只好说“不屑”)，对“贤者”却挑剔个没完。人是一种会犯错的动物，也是一种会做出不可告人之事的动物，努力挑剔的结果，每一个人都成了虎豹豺狼。于是乎，存心坏蛋到底的朋友有福啦，永没有人责备他，不但没有人责备他，遇到“德之贼也”，还原谅他，猛劝责备他的人适可而止哩。而力争上游的朋友，反而永远受不完的抨击。这种责人无已时的毒牙．只有一个后果：逼得人们感觉到，做好人要比当恶棍困难得多。
中国社会是一个恍惚万状的社会，有时候恍惚得连自己屙的是啥屎都不知道。《淮南子》上有一则故事，只简单几句，恭抄于后：
“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尔为善，善人疾之。’对曰；‘然则当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为，而况不善乎？’”
《世说新语》上也有一则故事，也只简单几句，也恭抄于后：
“赵母嫁女，女临去，教之曰：‘慎勿为好。’女曰：‘不为好，可为恶耶？’母曰：‘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
这些话使人听啦，比没有听还糊徐，说了半天，到底说的是啥？懂的朋友请举手，我就输他一块钱，可是司马师先生的小老婆羊徽瑜女士(史书上称为“景献羊皇后”“弘训太后”)却叹日：“此言虽鄙，可以命世人。”既然鄙矣，就不能命世人；既然命世人矣，就是至理名言，不能算鄙。不过不管怎么吧，老太婆对女儿指示的结果，并没指示出一条应走的路。我想这种不知道屙啥屎的心理状态，似乎仍与“责备贤者”有关。老人家教训子女，当然不好意思鼓励他心黑手辣。但也不能昧着天良鼓励他力争上游，盖中国传统文化是专门用“责备贤者”的毒牙咬力争上游的。你再贤都没有用，俺仍能把手伸到你被窝里，大喜过望呐喊曰：“他屁股上有个疤呀。”结果你不但贤不起来，反而弄得一身臭。
“责备贤者”与“忌妒”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在鸡蛋里找骨头，但形式上却不相同。“责备贤者”因有美丽的外套，所以就更恶毒、更害人。呜呼，我们给“贤者”的爱太少，而只一味的责备，责备，责备，责备，责备。
孙观汉先生有一句使人感慨的话，那就是：中国社会上，赞扬的话总是等人死了才说。盖在中国社会，对活人的赞扬几乎绝迹。嗟夫，天底下最容易的事莫过于责备人，挑别人的眼，只要一开口，就好象从悬崖上栽下来的飞车，停也停不了，刹也刹不住。阁下看过《所罗门的宝藏》乎，两位财迷被土人捉住，绑到广场，表演砍头。甲先生知道再过一个小时，就要日蚀，乃吓唬酋长老爷，说他法力无边，可以把太阳吃到肚子里，如果把他宰啦，天上就永远没有了太阳。酋长老爷半信半疑，甲先生说，他可以先露一手教他们瞧瞧。酋长老爷下令暂缓执行，看他能耐如何，于是他就念起咒来。呜呼，他会念啥咒？只不过他阁下乃水手出身，可以用丑话连续骂三天三夜都不重复一个字。于是，你瞧他口没遮拦吧，阴阳顿挫了一个小时，天昏地暗，太阳果然被他吃到肚子里，不但救了老命，还捞了不少宝贝。
中国传统文化似乎专门培养这种水手本领，责备起人来，如果不用胶布赶紧贴住他的嘴，他的丑话就永远没有句点。再加上摇头摆尾，挤眉弄眼，就更勇不可当。可是你要请他老人家赞扬一位他最佩服的人，他准张口结舌，想上三天三夜，也想不出有谁值得他赞扬的，即令有人值得他赞扬，他也想不出用啥话去赞扬。
一切绝症都源渊于中国文化中的爱心太少，孔丘先生之道，不过“忠”“恕”而已，独缺少爱——当然啦，抬起杠来，不但其中有爱，而且爱还多得受不了。不过，“忠”“恕”中的理智成份似乎要浓些，爱的成份似乎淡如云烟。
虚骄之气
有些人似乎害着翘尾巴疯，一谈到美国，尾巴就翘起来曰，“美国的文化太浅！”(也有说“没有根基”的，也有说“没有深度”的，反正他们那玩艺儿没啥。)美国文化是不是浅，是另一个问题，即令他浅啦，我们才更不好意思。好象书香世家的破落户，披着麻片，蹲在破庙里，仰仗着别人残茶剩饭过日子，却嚎曰：“俺祖父大人当过宰相，他祖父大人不过是一个掏阴沟的。”不但不满面羞愧，想想自己为啥穷？反而洋详得意对方出身不高。呜呼，真是奇事处处有，只有中国多，这句话应该是别人挖苦我们，而且谁要是这么一提，都得打上一架！现在自己却往外猛冒，实在是虚骄过度，一时转不过弯。
虚骄只是晕晕忽忽的自满——自我陶醉。自我意淫，蒙着被子胡思乱想。孔丘先生当年费了好大的劲，才发明了“古”的种种，然后托古改制。现代中国同胞不费吹灰之力，就有个美利坚合众国摆在眼前，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着，还可以钻到里头研究研究，体验体验，为啥还用虚骄之气．把这个活榜样拒之于千里之外？
我们并不是说美国好得象一朵花，如果美国真好得象一朵花，他们就用不着三作牌和监狱啦。但有一点却是绝对可以提供我们学习的，那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有一种很厉害的武器，以堵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硫磺坑出来)留学生的嘴，那只是一句话，日：“你认为美国这也不好，那也不行，但你觉得美国的生活方式怎么样？”大体上说，美国是—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有最广最强的公道。
虚骄之气最大的坏处是自己给自己打堵墙，把自己孤立在水捅里，喝得尊肚跟柏杨先生尊肚一样的奇胀，于是就再也灌不进别的东西，顶多灌下一些洋枪洋炮铁甲船。至于更厉害更基本的文化——教育、艺术、礼义、做人的道理，和处世的精神，不要说再也灌不下去，简直望一眼都会皮肤敏感。
我们也并不一定要效法美国，效法效法德国，效法效法日本，也是自救之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和日本复兴之快，真是可怕。中国同胞研究他们所以这么快爬起来，发现了很多原因，若马歇尔第四点计划焉，若韩战焉，若他们的工业基础焉，听起来有这么一个印象，好象他们复兴都是靠的运气。呜呼，大家似乎忘了一点，战败后的德国和日本，固然成了三等国家，可是他们的国民却一直是一等国民，拥有深而且厚的文化潜力。好象一个三头六臂的好汉，冬的一声被打晕在地，等悠悠苏醒，爬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仍是一条好汉。而我们这个三期肺病的中国，一时站到世界舞台上，不可一世，可是被冷风一吹，当场就连打三个伟大的喷嚏，流出伟大的鼻涕，有人劝我们吃阿斯匹灵，我们就说他思想偏激、动摇国本，结果一个倒栽葱，两个人都架不起。
提起来效法别人，脸上有点挂不住，大丈夫固应该顶天立地，秦宝轰轰烈烈，让别的小子又羡又妒。问题是，这种场面，在汉唐之时，确实是有的，可是时背运停，洋大人纷纷崛起，打也打不过．骂也骂不赢，只好往事如烟。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学学他们那一套，而且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如果靠一口虚骄之气，象河西走廊那位老太婆一样，一股劲直往炕沿伸既丑又臭的小脚，以表示过去缠得好、缠得妙，则只有走另外一条路，该路是一条抵抗力最小的路，直通死亡之谷。
虚骄之气使我们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中国绝不会亡，理由是中华民族最富于同化力，证据是我们已亡过两次啦，一次亡给蒙古，一次亡给满洲，结果还不是来个鹞子翻身，把侵赂者打得夹着尾巴而逃？——满洲似乎还要惨，连尾巴都无处夹。这理论和证据可增加我们的自信，但并不能保证以后就不再亡。有一点要注意的，再伟大的民族，当他没有灭亡以前，他是从没有灭亡过的，而该民族在绝种以前，也是从没有绝种过的。然而他们竞灭亡啦，也竞绝种啦，是虚骄之气塞住了尊眼，迷糊了心窍，对内在外在的危机，有一种叶铭琛先生式的情意结，认为危机根本不是危机，于是乎危机兑了现，哭的是千万小民和后代子孙。当希腊祖先张牙舞爪，光着屁股，初到希腊时，克里特岛已有灿烂辉煌的文明，不但知道用铁，还有高度的艺术成就。然而，只不过二百年光景，克里特人在后起之秀的希腊人征服之下失了踪。五千年前，南美洲的印加帝国的宫殿，现在还在秘鲁荒山中发现，从那些宏丽的建筑上，可看出他们文化程度之高，(当印加帝国登报招标盖那么好的房子时，中国人还是野蛮民族，在茹毛饮血哩。)可是他们而今安在哉？
柏杨先生说这些，可不是专门泄气，而是我们要认清，竞争是无情的，天老爷并不会因为中国有五千年文化，而特别派五丁六甲，谒者功曹，象保护唐僧一样保护中国。趁着还活在世界上，应该赶紧锻炼锻炼，把尊肚里的脏水吐出来(吞点泻盐拉出来也行)，多吃一点有养分的东西。现在我们哀悼那些在历史上被灭了亡、绝了种的民族，不希望有一天别的后生也来哀悼我们，千言万语一句活：“勿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恐龙型人物
八○年代第十愿是——愿大家祛除虚骄，不再装葱装蒜。
吾友赵宁先生，在他的专栏中，指出大多数中国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影子里，明明是一只小猫的，一看影子那么庞大，就自以为是只老虎。呜呼，赵宁先生诚目光如炬，不过，柏老得补充补充。盖自以为是只老虎，呜呼，那还是日正的影子，如果是日落西山的影子，则不仅仅自以为是只老虎，因为斜照的影子更加庞大，他简直学自以为是头恐龙，一个喷嚏，地球都会震动哩。这种恐龙型人物，满坑满谷，马路上、商场上、衙门里，以及每一个行业的每一个角落，都会碰到。重则碰得你命丧黄泉，轻则碰得你膀胱发紧，小便频仍。
十二年之前，台北上演一部好莱坞电影（片名已忘之矣，好像是《圣怀》，不敢确定），最精彩的一段是江湖郎中表演空中飞人。他阁下本来有一套精密设计的装备，那是一对结实的轻金属翅膀，绑在两臂上，就可跟鸟一样满天乱飞。可是当他一上台面，面对着皇帝老爷的隆重介绍和黑压压一片群众的欢呼，就忽然尾大起来，翅膀也不要啦，一直奔向楼梯，往塔上爬去，害得他那美丽妻子，在后面苦苦地追赶哀号，告诉他没有翅膀不行。江湖郎中不但不听，反而认为连自己老婆都唱反调，都拆自己的台，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暴跳如雷，用脚猛踹娇妻攀登而上的玉手，几乎把她踹下跌死。但她仍尾追不舍，一直到了尽头，江湖郎中把盖子一盖，娇妻只好掩面痛哭。接着是江湖郎中高立塔顶，群众的狂热使山摇地动，他的信心更加火烧，张开双臂，仰面向天，朗声誓言：“没有翅膀，照样可以飞。”于是，姿势优美，凌空而下，只听“扑通”一声，跌成肉酱。——跌成肉酱的后果是祸延娇妻，上自皇帝，下至观众，一致认为受了欺骗愚弄，这种跳塔自杀的节目，人人都会，有啥可看的。他们鼓噪起来，眼看就要暴动，皇帝老爷不得不下令要江湖郎中的妻子继续去飞。她当然不会飞，但在枪尖围逼下，只好含泪爬上楼梯，为她丈夫的虚骄，她付出一团肉酱的代价。
这是历史故事啦，现实的场面是，今年（一九八○）二月，中华航空公司一架飞机，在马尼拉降落时，机长吴黉先生，就有这种膨胀镜头。闻见思先生在台北《中央日报》上说他“艺不高而胆大”，恐怕达过于客观，盖在主观上，他已到了江湖郎中阶段，认为没有翅膀，跟有翅膀没有分别，只要信心坚定，就是武功高强。他早已发现降落的高度不对劲，但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重来一次，反而收回油门，放下襟翼和起落架，更使用减速板，使飞机下降得更快。等到接近跑道尾巴时，下降的趋势更勇不可挡，鼻轮和两个主轮，三点式同时重重落地。一声响亮，刹那间翅膀折断，引擎脱落，大火冲天，飞机化成灰烬。四位最倒楣的乘客烧死，三十九位次倒楣的乘客受到轻重之伤。
——吴黉先生一个人虚骄，四十余人罹难。比起江湖郎中只不过夫妻二人断送残生，似乎更价值连城。
就在吴黉先生表演一手之后的次月（三月），司机老爷许万枝先生，也有表演。他开的是游览车，满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堂的学生，作毕业旅行。行驶途中，车掌小姐照例介绍她自己和司机，当介绍许万枝先生时，称赞他是最好的司机。许公龙心大悦，而且为了表示他确实与众不同，就在危险万状的山路上，放下方向盘，举起双手，向大家抱拳，一方面答谢服务小姐的推荐，一方面向大家展示他优美的驾驶技术，已到了神奇入化之境，虽不用方向盘，照样可以开得四平八稳。当他抱拳的刹那，全车人都出了一身冷汗，有的更喊出声音。但许公神色自若，并且对那些喊出声音的胆小鬼，嗤之以鼻（有不有像江湖郎中踹娇妻那样踹了乘客几脚，报上没有记载，不便瞎猜），盖那太伤他的自尊心啦。于是，到了梨山附近，左撞右撞，终于把车子撞到万丈深渊，十七位大学生死亡。
——无论如何，许万枝先生仍是第二流的司机。他跟吴黉先生不同，吴黉先生的虚骄，只断送别人的生命。而许万枝先生的虚骄，却用自己的生命殉葬，他也死啦。
上面几件壮举，柏杨先生都没有亲自参加，只有一件事，我却是荣膺男主角的。那就是，我老人家请吴基福先生诊治眼疾归初的几个月，每天都需要静脉注射。我既不好意思每天往返八百人里去高雄打针，只好把针剂带回台北，在柏府附近找到一家私人诊所，每天前往挨戳。该诊所的那位女护士，秀色可餐，被秀色可餐捉住手臂乱搞，本也心甘情愿，可是她阁下跟许万枝先生的功夫一样，同是天下高手，许先生可以不用方向盘开车，护士小姐则可以不用眼睛注射。她总是一面注射，一面跟她的男同伴猛聊，聊到得意之处，还咭咭呱呱，笑得前仰后合。我恳求曰：“老奶，请你看着点，这可不是耍的呀。”她的玉容就像挂着帘子似的，刷的一声拉下来曰：“这有啥好紧张的，闭着眼睛都能注射。”忽然一阵剧痛，我就哎哟，她曰：“我打针打了整整十年，从没有出过错，你这个老头，怎么还像孩子这么难侍侯。”回到家里，左臂一片铁青。第二天再去，指给她看，她曰：“没啥，没啥，用热毛巾一敷就好啦。”只好换打右臂，回到家里，这不争气的右臂也跟着一片铁青。一个月下来，她谈笑风生不辍，而我老人家的两条胳膊几乎成了两根木炭。
——一个女孩子的虚骄，柏杨先生就得为她赎罪。幸亏我注射的不是含有剧毒的六○六，如果是六○六，当场就在她玉足前满地打滚矣。
呜呼，恐龙型人物最大的特征是生活在日落西山斜下的影子里。眼看太阳就要没啦，但他却觉得一开始都是永恒的，一个人只要驾了一阵飞机，就自以为双手凌空，仍能转弯抹角，只要当了几年护士，就自以为可以闭着眼睛就找到静脉血管。
于是个人只要发了一点小财，他就觉得神通广大，所有的人都得向他朝拜。手里稍微有点权，他就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教对方领教领教他手里的玩艺。只要出了两本书，他就成了文豪，全世界都得向他欢呼。只要当上一个主管，不管是二三流的或七八流的，他的能耐就跟着高涨，职位比他低的家伙，都成了猪八戒的脊梁——无能之辈。只要弄到一个学位，不管是青蛙妈死脱，或跳蚤打狗脱，他就以为连同性恋都是权威。只要会说几句英文，如果不在谈话中夹出几个字，屁眼都能惩出黑烟。只要认几个洋大人，那就更不得了啦，更得随时随地亮出招牌。
——至于柏杨先生，自从巷口摆地摊的有一天看我教敝孙女唱：“月奶奶，明光光，打开后门洗衣赏。”赞扬我是伟大的声乐家之后，我就觉得台湾这个小岛简直容我不下，每天早上都把铺盖卷好，准备出洋去当贝多芬的教习（我最近就要写一大文，揭发贝多芬《田园》交响乐十大谬误，读者老爷拭目以待可也）。
中国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和庞大的国土，中国人理应见多识广，充满深厚的气度和胸襟，却有这么多恐龙型人物，在影子里晃来晃去，好像参加恐龙竞技大会，各显各的神通。跟我们深厚的文化背景，如此地相悖，实在教人越想越糊涂。沾沾自喜和浮夸肤浅，只有使一个人陶醉在自己的影子里，惹人生厌生畏，自己却再不能吸收任何新的东西，再没有长进矣。大多数人都如此，中国殆矣。
至少是近百年来的事，中国人走两个极端，不是沮丧自卑，就是盲目自傲，而很少能有自尊。呜呼，跳出影子，别当恐龙啦，祛除虚骄，应是中国人的第一要务。
崇洋，但不媚外
——美国之行，杂感之一
《封神榜》是中国的《伊利亚特》，神仙如云，娇怪似雨，虽然最后都归结于邪不胜正，但双方打斗过程，仍花样百出，轰轰烈烈，《封神榜》神怪中最厉害的角色之一是殷郊先生，他阁下的番天印，乃天下第一等盖世奇宝，只要口中念念有词，喝一声“疾”，该盖世奇宝就被祭升空，砸将下来，不要说人的血肉之躯，就是喜马拉雅山，都能一劈两半。这还不算叫座，叫座的是连把法术传授给他的师父广城子先生，都无法拒抗，一见殷郊先生翻脸无情，祭起那玩意，立刻魂飞天外，落荒而逃。
柏杨先生这些时吉星高照，忽然间也遇到这种盖世奇宝，不过时代不同。现代化的“番天印”不叫“番天印”，改名换姓，另行修炼，而叫“崇洋媚外”。只要“崇洋媚外”这句话被现代殷郊先生隆隆祭出，比三千年前的“番天印”，还要雷霆万钧。洛杉矶一次聚会上，我正头顶石臼，努力演唱，一位听众老爷忽然传来一张字条，上面写曰：“老头，想不到你竟崇洋媚外，认为美国一切完美，而美国绝不像你想象中那么完美。”稍后，洛杉矶《南华日报》刊出铎民先生一文，其中一段曰：“崇洋媚外观念，应该猛批。柏杨老头也像许多刚踏上美国本土的老中一样，迷失在这个社会表像的美好之中，先是自惭形秽，接着是妄自菲薄。假如他能够待上三个五载，相信观感必会大不一样。”
“崇洋媚外”这个盖世奇宝，大概是十九世纪四○年代鸦片战争之后，才修炼成正果，为害人间的。这奇宝的内容，可用一个老汉朋友的怒吼作为代表：“你们这些崇洋媚外的家伙（这还算客气的，有时候简直成了“汉奸”、“洋奴”、“卖国贼”），千言万语一句话，无论是啥，都是美国的好。要说美国科学好，我还服，要说连美国的文化比我们好，我就不服。难道我们连为人处世，也要学美国乎？”
——怒吼的不仅这么一位老汉，而是很多老汉，事实上很多小汉也同样怒吼，就使我老人家的血压大增。
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课题，有些人竟能对截然不同的两事，和并没有因果关系的两种行为，不经大脑，就能用唾沫粘在一起，实在是高级技术人员。“崇洋”与“媚外”相距十万八千里，风马牛互不相及，经过如此这般的硬生生地粘在一起，动不动就掏将出来“猛批”，灾难遂无远弗届矣。不过受伤害的并不是被詈为“崇洋媚外”之辈，而是因怕“媚外”而不敢“崇洋”的大多数小民。柏老的意思不是说根本没有人崇洋媚外，这种动物可多得要几箩筐有几箩筐。而只是说，更多如山如海的朋友，却是“崇洋”而并不“媚外”的也。在洛杉矶会场上，我一时紧张，忘了自己客人身份，把脸一抹，露出本相，立即反问与会的绅士淑女，为啥不坐独轮车而开汽车来瞧老头？开汽车就是崇洋。为啥不梳辫子，不束发盘到头顶，而弄成左分右分模样？左分有分模样就是崇洋。为啥女士们不缠三寸金莲，走路一拧一拧，而天足穿高跟鞋？天足穿高跟鞋就是崇洋。为啥男人不穿长袍马褂，或更古的京戏上宽衣大袖，而穿西服？穿西服就是崇洋。为啥不吸水烟旱烟，而吸纸烟雪茄？吸纸烟雪茄就是崇洋。为啥煮饭时不用煤球木柴麦秸，爬到灶头吹火，而用电炉瓦斯？用电炉瓦斯就是崇洋。为啥不睡土炕，而睡弹簧床水床？睡弹簧床水床就是崇洋。为啥见了顶头上司不忽冬一声跪下磕头，而只握握手喊声“嗨”？握手喊“嗨”就是崇洋。为啥不弄碗豆油燃亮，挑灯夜读，而用电灯？用电灯就是崇洋。为啥寄信时不托朋友顺便带去，而弄邮票一贴，往一个密封筒子里一投？贴邮票投邮筒就是崇洋。为啥不看皮影戏，而去看电影？看电影就是崇洋。为啥不拉着嗓门猛喊，而去拨电话？拨电话就是崇洋。然而，我可不相信各位士淑女媚外。
回到国内，心里更沉重像个秤锤，觉得事情必须弄个一清二楚，才能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国庆日阅兵大典刚过，各位读者老爷的记忆犹新，夫洋枪洋炮、洋鼓洋号、洋指挥刀、洋军乐队，哪一样不是崇洋产物，可是，却又哪一样媚了外？地面分列式空中分列式，更是崇洋产物，又跟媚外怎么攀上内亲？深入家庭社会上瞧，简直更成了惊弓之鸟。写稿也好，写文也好，写黑信告柏杨先生挑拨“人民”与“政府”间感情也好，都只用原子笔钢笔而不用毛笔，原子笔钢笔（加上打字复印）固努力崇洋者也，与媚外又有何干？客厅里也好，办公室也好，公共场所也好，只坐软绵绵的沙发，而不坐硬梆梆的长板凳，软绵绵沙发固努力崇洋者也，跟媚外又何干？上星期去一位朋友家串门，他当面吆喝我“崇洋媚外”，把我吆喝得发起酒疯，找了个榔头，要把他家的抽水马桶砸个稀烂，教他使用中国传统的土造毛坑。他太太苦苦哀求，我也不理，誓言跟崇洋媚外的抽水马桶不共戴天，等砸了抽水马桶后，我还要砸电视机、砸收音机、砸电冰箱、砸瓦斯炉、砸电话、砸电灯……最后还是他家姑娘，大学堂毕业生，深中“崇洋”之毒，竟诉之于法，召来警察，把我轰出大门，才算结束这场闹剧。否则，一榔头下去，他们可是住在十二楼的，全家屁股立刻就没地方放。不过，想了半天，也想不出该姑娘有啥地方媚了外。
呜呼，真不敢想象，如果上帝老爷一旦大发神威，把中国人“崇洋”所得到的东西，全部抽掉，不知道我们还剩下了些啥？番天印朋友鼻孔冒烟曰：“难道我们连为人处世也要学洋人乎？”咦，真是一个浆糊罐，这还要问，我们在为人处世上，当然更要崇洋，更要学习洋人的优点，但这跟媚外又有啥瓜葛？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崇洋已崇得过了头。首先就把五千年帝王世袭传统一笔勾销，猛学洋大人的投票选举。接着把封建专制一脚踢，猛学洋大人的民主政治。在经济制度上，抛弃五千年的重农轻商，猛学洋大人的工商第一。更抛弃五千年做官为唯一途径的人生观，猛学洋大人多层面结构。在文化上，整个大众传播工具，包括报纸、电视，整个艺术创作，包括小说、诗、话剧、绘画、音乐，又有哪一样不是崇洋崇得晕头转向？可是，岂全国上下都死心塌地地媚了外乎哉？
情绪化的番天印“崇洋媚外”，是语意学上的差误，经不起思考，经不起分析。铎民先生曰：“假如在美国住上三年五载，相信观念必会大不一样。”这是可能的，但也不见得。我们盼望中国的武器更精密，要求崇洋学习。我们盼望中国的工商管理更有效率，要求崇洋学习。我们盼望中国人一团祥和，要求崇洋学习说“对不起”、“谢谢你”。我们盼望中国人排队，要求崇洋学习一条龙。我们盼望中国人尊重斑马线，要求崇洋学习严守交通规则。我们盼望中国人过弹簧门缓缓松手，以免后面的人脑震荡，要求崇洋学习伫立以待。我们盼望中国人都有开阔的侠情，要求崇洋学习笑容满面，乐于助人。我们盼望中国人身体健壮如牛，要求崇洋学习把时间花在运动上，不花在窝里斗上。——这一切，怎么拉上他妈的媚外？面对彬彬有礼的洋大人，我们难道不自惭形秽，反应该“不忘本”到底，横眉竖目到底乎哉？古书曰：“知耻近乎勇。”死不认错以为只要情绪冲动，捶胸打跌，就可功德圆满。而知道啥是羞耻，不但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铎民先生在“自惭形秽”下，紧接着“妄自菲薄”，这两句话同样没有因果的必然关系。自惭形秽固然可能妄自菲薄，但也可能霍然醒悟、发奋图强。日本老爷的明治维新，就是这么搞起来的也。情绪激动的夹缠，属于风火轮战术，实不敢当。
美国一位教授写了一本《日本第一》，没有一个美国人怒詈他崇洋媚外，柏杨先生只不过写了几篇仅涉及到皮毛印象，便番天印乱飞。呜呼，你就是掐着我的脖子，我还是要嚷：“绝对崇洋，但不媚外！”还请读者老爷思量。
集天下之大鲜
殖民地的顶头上司是母国，殖民地意识是一种母国崇拜意识和母国人崇拜意识，也就是洋奴意识。台湾虽然不是殖民地，殖民地意识却似乎到处盎然。美利坚虽然不是母国，但对美国的崇拜和对美国人的崇拜，却势不可挡，成为世界上最新式的十大奇观之一。
殖民地意识下的教育，除了原有的科举坑道外，又出现洋科举坑道。在洋科举坑道中，台湾没有最高学府，只有“留美预备学堂”。傅斯年先生当年雄心万丈，要把国立台湾大学堂办成世界上第一流大学堂。该大学堂确实也曾一度誉满天下，即使现在，仍是台湾最最顶尖的大学堂之一，但它的功能，与其说为中国培养人才，不如说为美国培养留学生。以致该大学堂的毕业生老爷，想找一个适当的工作，比拉痢疾都难。各家老板和各级衙门，一听说是台大毕业的，头就大啦。盖那些毕业生老爷，多则干一年两年，少则于三月五月，一旦奖学金到手，就拍拍屁股，远渡重洋，丢下干了半截的生活，谁受得了哉。于是，在美国就常常出现“全系大搬家”、“全班大搬家”的现象，不但自己惊奇，连洋大人也一并惊奇。
几乎所有的老爹老娘，只要自觉有点力量，都在为他们的儿女挖掘这种洋科举坑道，儿女也以被纳入这种科举坑道系统为莫大荣耀。偶尔有些后生不愿出国的，老爹老娘就垂头丧气，认为儿女没出息呀没出息。即使出国，不能考取“二脱”，或仅弄了个马死脱，而没有弄到打狗脱，老爹老娘也要捶胸打跌，满面含羞，到处打听啥地方有水井，好往里跳。春秋时代，郑国君王姬寤生向他老娘发誓：“不及黄泉，勿相见也。”如今则是老爹老娘向儿女发誓：“不拿到二脱，勿相见也。”好容易辛苦奋斗，“二脱”并至，老爹老娘又有新的盼望，盼望儿女在美国生根落户，又是一番发誓：“如果回国，勿相见也。”然后，不管孩子在美国如何挣扎——打短工、洗盘子、大保艾、小职员，老爹老娘却在台湾，端起殖民地高等臣民嘴脸，傲视群伦。
洋科举坑道的魅力，能使人一辈子甘愿为它牺牲，永不悔悟。读者老爷一定还记得去年（一九七七）报上最热闹的一则新闻：一位年轻朋友万里迢迢，飘洋过海，前往美利之坚，追求“二脱”，一去十载，毫无音信。留在台湾的漂亮妻子，牵肠挂肚，终于精神失常，住进疯人院，两人无父无母稚龄孤儿，也流落到收容所，而他阁下仍在美国苦读，不肯回来一顾，悲夫。
我们对这种现象，只是提醒一点，在如此强大的殖民地意识形态压力下，恶补是洋科举坑道中唯一的法宝。尤其一切“文”“法”系统的学生老爷，到了西洋，英雄无用武之地，只好“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重新于起，改学理工，改学电脑。年龄大啦，记忆力颇不如前，又满肚子心事，除了凶猛恶补外，更无他法。有些学生老爷，未出国门，就先行下手，头悬梁，锥刺股，无一不触目惊心。君不见每年的留美托福考试乎，全世界考题都是一样的，时间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偶尔相差几天。好比香港是八月八日考，台北是八月十日考。然而，这就够啦，补习大国就有神通把香港的考题，空运来台，连夜恶补——千百人挤在一起，鬼影憧憧，臭汗漓漓，脸上面无人色，口中念念有词，那真是一个动人心魄的场面。于是一个个以高分当选。这时候，如果有人义正词严地加以取缔，恐怕有被揍掉假牙的危险。
殖民地意识下的以母国的语文为最高级、最尊贵和最神圣的语文。留华学生白安理先生，义大利米兰人也，在台湾八年，他发现他去店里买东西，讲中国话时，店员爱理不理，可是一讲英文，店员马上就变成了马屁精，以致白安理先生虽然中文呱呱叫，当买东西时，仍是用英文。呜呼，白安理先生也属于少见多怪，固不仅店员如此，他如果到高阶层打转，恐怕会发现英文更威不可挡。今年（一九七八）六月二十四日台北联合报上，有一段新闻，一字不改，恭抄于后。新闻曰：
台湾邮政的服务良好是出了名的。但是也有服务不周的时候。组约州立大学校长约·托尔最近到台湾访问时，曾希望透过台湾良好的邮政服务，去约晤一位学生家长，却令他失望了。（柏老按：按“寄一封信”透过良好的邮政服务，以加强压力，可谓神来之笔，真是递佩服书。）
约翰·托尔校长，到我国访问时，住在台北圆山饭店。他用英文写了一封信给他学生罗玉珍的家长，希望见面谈叙，结果因这封信未注中文地址，由于时间耽搁，待罗玉珍的父亲罗明鉴收到信时，已过了约定时间，托尔也已返国。罗明鉴认为邮局把此信退回很不合理。（柏老按：好一个不合理。）
托尔校长于四月廿四日，随美国大学校长访问抵华，在二十七日写信给就读纽约州立大学罗玉珍的家长，约定二十九日下午七时见面叙谈，结果这封信五月初才送达罗玉珍家里。
罗明鉴指出，收到信时，信封虽加注中文地址，但邮局已加盖“退回”的戳记，上面并注明“寄交国内之外国邮件封面，应附注中文地址”字样，显然是此信退回圆山饭店后，再由别人加注中文地址的。
罗明鉴说，外籍人士不一定会写中文，邮局上项国内函件应注中文地址的规定，应仅指国人相互间通信而言，对外籍人士投寄未附注中文地址的信件，照理仍应立即按照所写英文地址投送。
台北邮局人员表示，此信可能是被邮政人员误认为是国人投寄信函，以后决予改进。
这则新闻真是集天下之大鲜，罗公因未能及时晋见洋大人，失望后跳高之情，跃然纸上。邮局明明规定“寄交国内之外国邮件封面，应附注中文地址”，罗明鉴先生却解释为“应指国人相互间通信而言”，对外籍人士投寄未附注中文地址的信件，照理……。呜呼，照理，真不知道照的是啥理。一封英文信寄出，邮局老爷是不是都要拆开瞧瞧，如是洋名就照寄，如是单音节就退回乎哉？有些华裔的美国人，如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一直用的是K．H．Sun，根本没有洋名，邮局老爷又如何分辨乎哉。如果只看信封，又怎么知道他是“外籍人士”和“内籍假洋鬼子”乎哉。这还不说，中国人在美国用中文写信，行耶，不行耶？阿拉伯人在台湾用阿拉伯文写信，泰国人在台湾用泰文写信，又是行耶，不行耶？邮局老爷迫不及待地承认错误，真不知错在哪里，误在何方。又拍胸脯保证改进，更不知哪里可改，啥地方可进也。
我们对这种现象，没啥可说，只是提醒一点，在如此强大的殖民地意识洋奴意识压力下，对“母国”的语文，不努力恶补，不但受不到尊重，恐怕简直寸步难行。更明显的一件事是，大人先生讲话，有无论是在讲台上、会议场上，或是朋友之间瞎聊，如果五分钟还没有夹一个英文字，柏杨先生就输你一块钱。这种汹涌的趋势，足使恶补兴隆——恶补理工、恶补英文，不要说法令挡不住，纵是天上打雷，也挡不住。
骂
中国文字中最无法下界说的，莫过于“骂”。骂本来的意义应该是一种侮辱，你阁下骂了柏杨先生一顿，我准跳高。而柏杨先生骂了你阁下一顿，你也不会放过我，准回敬曰“干你娘”。不特此也，三国时代，诸葛亮先生在两军阵前，碰见王朗先生，几句“皓首匹夫，苍髯老贼”，王朗先生一听，大叫一声，活活撞死马下，这真是亘古之大骂。不过，骂之为物，用之于廉耻未混的朋友，其效尚宏，这年头王朗先生者流不多，多的是正人君子和道貌岸然，诸葛亮先生如果生到现在，骂了半天，别人无事，照样嘻嘻笑而笑嘻嘻，他自己恐怕反而会大叫一声，活活撞死马下也。
主要的是，“骂”一入官场，其意义即大变特变。柏杨先生在官崽大学堂担任教习，教的就是“挨骂学”，对此有精辟的阐扬，有志之士，可往旁听。夫“挨骂为升官之本”，有些人想挨骂还不可得。盖你收了红包的结果，如果不是挨骂，而是法律裁判，就一切都完了蛋矣。我们家乡有句俗话曰：“打是亲，骂是恩。”指父母对子女而言，而能给你官做的人就是父母，被人给官做的就是儿子、孙子、重孙子。君读明史，读到明年种种镜头，一定拍案叫绝。魏忠贤先生不过一个被阉割的地痞，可是因他可以给人官做。中央文武百官以及地方文武百官几乎全部拜在他的脚下当干儿子、干孙子、干重孙子，挤不到子孙圈里的官，便如丧考妣，以头碰撞，恨不得吃两斤巴拉松。既有如此跳圈之狂热，则像那种操操他的妈，或罚罚他的跪，不但不是侮辱，简直是一种异数。有些人在子孙圈之外徘徊流涕，想自己的妈被操，想跪上一年半载，还没有人肯下手哩。
时代进步，骂也跟着进步，操妈罚跪的时代已经过去，内容逐变得十分复杂。有那么一天，我在街遇见一个场面，两位都是从小汽车里钻出来的人物，无眼镜的问曰：“老板叫你去干啥？”戴眼镜的答曰：“挨了一顿骂，惨啦，惨啦。”我当时就告老妻曰：“记住那家伙，他马上就要升官。”老妻不信曰：“挨骂的人，还能升官？你真老糊涂。”愚妇之见，真是可叹。果然，前天翻报，升官图中有他的玉照。盖挨骂学的精华全在于此，那就是说，老板大人呀，请瞧请瞧，你操我妈也好，罚我跪也好，我仍然狂热地爱你忠你，你不给我官做，你狗崽的还有天良乎？而老板大人也是如此想法，我操他妈，罚他跪，他都不变，安全可靠，莫此为甚，我不给他官，给王八蛋官乎？壮哉，一到未世，就安全第一。古书上可惜没有写出顶撞李鸿章先生那位知府的姓名，否则我敢打包票，他准没有前途。想当官的朋友必须把握此项秘诀，第一步是先往子孙圈里跳。第二步是取得挨骂资格，第三步是使老板自觉他是黄天霸，第四步是“挨骂学”、“买西瓜学”、“难得糊涂学”、“一脸忠贞学”出笼，包管你明天就坐在大办公桌之后，向周弃子先生埋怨曰：“这局长真不是人干的！”你敢跟我赌一块钱哉？
一个人甘心当奴才，甘心被骂，是他真的“忠贞在此，诸神退位”乎？当然也有一种祖传的奴才胚，以奴才荣的，不过恐怕是大多数都另有天地。不管你怎么整我，你只要能给我官做，我就兴兴头头，前仰后合。于是，所有的看家本领，就在这种情势下，五光十色，大批出击。有些人一看小官崽披大衣而开车门，就大叫不得了啦，不知道在暗室之中，小电影的节目还更为精彩，这是时代的需要，无可奈何者也。
有一个问题在焉，有心的人不妨四处打听打听，在中国历史书上，几乎到处都有责备别人“忘恩负义”的宣言。不外是某人焉，原来没饭吃，要不是我拉他一把，他早饿死啦，可是他忘恩负义，骂他两句竟不肯接受。某人焉，原来是当课员的，我连升他八级，教他当外长，曰是他忘恩负义，竟不肯跳楼。呜呼，只要随便走走，所碰见的，简直全是这种有恩于人的，而所感叹的，又无不是别人如何的忘恩负义。教人听啦，好像中华民族忘恩负义的风气特盛，真是毛骨悚然。
幸好事实上颇有研究余地，人是有权力欲的，罗素先生有一本巨著《权力论》，认为权力是人类进化的动力，和唯物论、唯心论、鼎立而成为第三种学说。所以人们对权力的来源，无不诚惶诚恐。该来源如果是选民，则他效忠选民。该来源如果是君主，则他效忠君主。该来源如果是柏杨先生，则他效忠柏杨先生。该来源如果是官崽二抓牌，则他效忠官崽二抓牌。这里面最大的分野是：效忠于选民，他可以维持他人性的尊严；如果效忠于柏杨先生，我既操他妈又罚他跪，必要时还要他闻屁尝粪，他的自尊心很难维持。一个没有自尊心的人，要想他像一个有自尊心的人一样，倔强不变，可乎？
在另一方面，使人最大的困惑是，明明用的是奴才，却异想天开，希望该奴才像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从前对人，以国士待之，则国士报之。而今对人，以奴才待之，却希冀以国士报之，用玩怒才的手段去结死党，怎不到处人心不古载？一个月几百几千元薪金雇别人的劳力，到时候却要他从十八层楼往下跳，不跳就是忘恩负义，如果颠倒过来，老板大人阁下自己肯往下跳乎？咦，即令有格外的施恩，已用格外的谄媚报答之矣。
人的性格是一贯的，他为啥向你低头？为啥你操他妈罚他跪他还满面红光？是因为你给他官做，一旦你稀里哗啦，不能给他官做啦，再想如法炮制，自然不步接受，盖他去找别的能给他官做的人啦。这个道理，比柏杨先生张口向你阁下借一块钱都明白，没啥好商量的也。
人 才
社会上嚷嚷得最厉害，连耳朵都震聋的一句话是：「没有人才」，也难怪有此嚷嚷，多少年来，无论大事小事，几乎没有一件事不窝窝囊囊，丢人砸锅。小民固然望人才如大旱之望海龙王，便是高高在上的二抓份子，私欲满足之余，也想到人才之妙，而兴「没有人才」之叹。好像中国气数已尽，人才到，此嘎然而止，绝了种啦；旧有的人才死光，再没有新的人才啦。尤其是二抓牌，坐在辨公桌后翘起尊腿，自得其乐，偶尔抬头一瞧，四周站的全是给他们官做的子孙圈，想操其妈就操其妈，想罚其跪就罚其跪，自己一咳嗽就有人研究该咳嗽的哲学基础；自己一搔耳，就有人立刻以头碰地表示搔得好呀搔得好。而那些圈外之人，有的不准操他妈，有的连罚站都不接受，有的多嘴多舌，有的专唱反调，有的不听话，有的更为荒唐，竟然说我的咳嗽是害感冒，而搔耳不过因为痒。呜呼，在他阁下的尊眼之中除了奴才，就是乱民，同样也是没有人才。
问题就在于，中国真的气数已尽，人才也真的绝了种乎哉？恐怕多少有点量余地，唐太宗李世民先生有一次教封德彝先生举荐贤良，好久没有消息，李世民先生催他，你猜他说啥？他也是绝种论，答曰：「非不尽心也，但于今未得奇才。」好像凡是奇才之士，额上都刻着字，他一拣就拣到了手，既然没有刻字的，便木法度，于是李世民先生曰：「但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人。」这一个钉子碰得响亮，千载以下，仍在耳际缭绕。还有后高祖姚兴先，也有一钉，他梁喜先生物色人才，也是过了很，久再催促，梁公也是绝种论，答曰：「未得其人，可谓世之乏才。」姚兴先生曰：「卿自识拔不明，岂得远四海乎？」李世民先生和姚兴先生，仅凭这个钉子，就应该名垂寰宇。有的人动不动就叹没有人才，应该马上送到地方法院，去吃诽谤官司。
君读过王安石先生论孟尝君之文乎？孟尝君田文先生是战国时代三「君」之一，也是三「君」之首，他阁下有一次出使国，昭王嬴稷先生打算逮捕杀之，以除后患。田文先生听啦，急得团团转，转到最后，人才出焉，一个圈里人善于窃盗，乃夜入秦宫，把田文先生送给嬴稷先生一件价值五十万美金的海勃龙大衣，偷了出来，转献给嬴稷先生的宠姬，该宠姬想那一件大衣想得要命，一见大喜，乃在嬴稷先生眼前，用了点功夫，这才放他回去。走到函谷关，值半夜，按当时的法律，鸡鸣才开关，田文先生第二度团团转，恐怕嬴稷先生改变主意，派兵追赶，一旦追赶得上，便尊命休矣。到了此时人才又出，另一个圈里人善于鸡叫，就当场表演，叫了两下，别的公鸡在梦中被该叫声惊醒，糊里糊涂也跟着叫，结果你叫他也叫，关门大开，他才算逃脱虎口。田文先生逃虎口之后，用不着说，一定芳心大喜，拍屁股曰：「幸亏我天纵英明，人才丛生。」即令他阁下没有这么说，恐怕也会这么想，想到得意之处，难免一番沾沾自喜。
然而王安石先生□觉得颇不对劲，他有一篇「读孟尝君传」，字数不多，且抄在下面：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王安石先生认为，以齐国面积之大，人口之多，只要有一个半个人才，便足可以强盛，足可以把秦整的七零八落，田文先生根本就不会被叫到秦国去，受要囚要杀之辱。正因为田文先生左右充满了鸡鸣狗盗之徒，真正人才，才落荒而逃。
王安石先生为田文先生上了一个尊号，曰：「鸡鸣狗盗之雄」，中国历史上这镜头很多，有些人看起来精明能干，小聪明如连珠炮，忽冬忽冬，俨然俨然，实际上不过一个「奴才总管」、「一圈之长」而已焉。夫二抓牌尊眼中，人才和不听话是不可分的，事实上人才有些时候也确实不听话，盖奴才头「操」奴才的妈，奴才马上就在门口挂匾志庆；一圈之长罚子孙圈跪，子孙圈马上就削半截。如果刘备先生操诸葛亮先生的妈，或苻坚先生罚王猛先生的跪，恐怕他们很难忠贞不误。不特此也，纵然二抓牌于心不忍，其奴才一看，咦！你怎敢不把亲娘献上去呀，显然还有保留，这种人不可靠不可靠，也无你立足之地。
前已言之矣，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开创之初，无不人才济济。可是到了后来，圈圈出笼，就非关系不行，而「才难」了矣。「才难」似乎并不对题，教头目舒服的人才固多的是，只不过教国家兴隆强盛的「才」才「难」。初期的姜小白先生，大智大慧，想吃山珍海味，就找易牙，想当圣人，满足满足自尊和虚荣，就找开方，想玩玩女人，就找竖刁，想治治国，把齐国弄强，就找管仲。等到管仲先生一命归天，他把国事寄托到前三个人才身上，就糟了大糕，其结局如何，世人尽知，活活饿死不算，连□首都生了蛆，还没人发现。我们向不以「死」来衡量人，对不得善终的忠臣义士和英雄豪杰，敬意没有稍衰，但把齐国弄成那种样子，姜小白先生之昏，千载以下，尤使人跺脚。
人才和奴才誓不并立，奴才永远成不了人才，而人才也永远成不了奴才。表面看起来，越是末世，人才越少，左也窝囊，右也纰漏。古人谈到一个王朝的衰亡，往往叹曰：「气数已尽」，到了无可奈何之时，也只好这么一叹。不过柏杨先生以为，似乎并不见得，盖气数尽者，人才绝也。问题恐怕是，越到末世，不但人才并不越少，相反的，人才反而越多。君不见旧政权垮台，新政权成立，在新政权下，不都是人才如云乎哉？秦王朝末尾几年，只剩下赵高先生一人，可是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张良先生，韩信先生、萧何先生，固是秦王朝属下的乱民也。隋王朝末尾几年，也只剩下虞世基先生一人，可是唐王朝开国功臣李靖先生、尉迟恭先生、魏征先生，同样隋王朝属下的乱民也。
末世政治最大的特征，是把人才一一逼成乱民。这并不是说处心积虑的要别人反，而是「天下为私」的结果，有些酱不住的人，不得不反。君一看水浒传便知，像林冲先生，高太尉手执钢刀，咆哮曰：「你反不反？不反，老子就杀！」头目高坐堂上，凶态可掬，当然不怕你反。张三反焉，大刀一挥，喀嚓一声，杀掉其头。李四反焉，大刀一挥，喀嗦一声，杀掉其头。只见他举刀如飞，威风凛凛。可是「反」是他阁下努力制造出来的，所以即令活活累死，也杀不完。杀来杀去，终于遇到一个脖子硬的，不是喀嚓一声啦，而是当啷一声，大刀震落在地，一个新政权出现。战国时代毛遂先生的故事，可帮助我们了解末世何以「才难」，平原君赵胜先生那一套话，听起来能把人气断了筋，他曰：「大丈夫处世，像把锥子放到口袋里，尖端会立刻透出来。阁下在我这里三年，默默无闻，也没有一个人说你好话，恐怕你没啥没啥。」毛遂先生曰：「假如我被放到口袋里，尖端早透出来啦，而是我根本没有被放到口袋里呀。」盖口袋已被圈圈扎住，谁都放不进去，举目所及，不是在垃圾箱里烂着，就是已上了梁山，读史至此，涕泪交集。
赏饭学
提起黄天霸先生，恐怕无人不知。柏杨先生家乡，小孩子们有一首儿歌，遇到有人紧追一个问题时，对方即唱之以作回答，曰：「啥啥啥，黄天霸，对你说，你害怕。」可见黄公的威力，及于顽童。他阁下正是打渔杀家萧恩先生所说的「奴下奴」人物，有一次，侍奉他的主子「施大人」施不全先生，路过落马湖，落马湖上强盗如林，左搞右搞，竟把施不全先生活捉去。黄天霸先生慌了手脚，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如漏网之鱼，东查西访，后来找到了一个老头，该老头是知道施不全先生下落的，黄天霸先生大喜过望，拍他的肩膀曰：「你的前程，包在我身上。」老头立刻磕头如捣蒜。我想，该老头磕头似乎磕得太早，如果仔细想想，老头的前程好像不是包在黄天霸先生的身上，而是黄天霸先生的前程反而包在老头身上。该老头如果不说出施不全先生的所在，黄天霸先生不但前程没有啦，失落了主子，君知是该何罪乎？势必连尊命都没啦。然而他不但不感谢老头，反而教老头他感谢他，这种赏饭学，真是一个典型的嘴脸。中国社会上似乎处处都有黄天霸，天天都在「你的前程包在我身上。」
中国知识份子是世上界最可怜的一种动物，五千年来，以纯书生取得政权的，只有王莽先生一人，具次顶多刘秀先生算上一个。其他头目，这个「高祖」焉，那个「太祖」焉，「祖」字辈的头目，无一不是耍流氓耍出来的。然而王莽先生□落得万世唾骂，盖他阁下夹在两个姓刘的王朝之间，而东汉又是以西汉为号召，靠西汉那块招牌吃饭的。知识份子则是靠东汉吃饭的，就只好努力向姓刘的忠贞矣。假如王莽先生的政权能维持八百年之久，也成了「啥祖」，情况恐怕会大大的不同。不要说八百年之久啦，就是他阁下之后的王朝不是姓刘的，而是姓张王李赵，或是姓柏的，新王朝成了正统，具骂至少也轻得多。哀哉，王公。
中国知识份子能有王莽先生那种成就的不多，大多数只有一条路摆在脚前，那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追随一位头目，听凭摆布。所谓「君择臣，臣亦择君」，拚命向有前程的头目那个圈圈里跳，永远寄附在别人的尾巴上。主子阔啦抖啦，就大吃大喝；主子垮啦，大家树倒猢狲散；主子对这种情形自然也「眼睛是雪亮的」。读者先生千万不要被古书弄花了眼，以为主子对奴才会「坐以论道」，该古书都是知识份子写的，硬往脸上抹粉，教人起鸡皮疙瘩。宋太祖赵匡义先生把刘昌言先生撵走了之后，有一次早朝，心里痒得忍不住，问左右曰：「他哭了没？」原文是：「昌言涕泣否？」后来把吕蒙正先生免职，又是心里痒得忍不住，又问左右曰：「望复仕，目穿矣！」被钱若水先生听见，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的地位再，高竟不值钱如此，当晚就卷了行李，告老还乡。
其实赵匡义先生还算道德学问齐了天的。明王朝亡国之君朱由检先生更糟，他阁下一时兴起，把大臣们弄到朝堂，一字排开，向他们行上一揖，以示民主──那时的术语是以示「尊师敬道」，可是过不了三天，□把他们一个个掀翻在地，打得哭天唤地，两腿都断。朱由检先生昏蛋乎？昏蛋当然昏蛋，但也是政治制度和时代风气使然，黄天霸哲学在作怪也。
柏杨先生亲自瞻仰过的，有两人焉，一位是李鸿章先生，此西历史上的功过，自有公论，我们不谈。我们谈的是他脑筋中的「赏饭学」。他认为凡是比他官小的，都是靠他吃饭的，既都是靠我吃饭的，不教你跳楼，又不打你□子，而只是骂骂，该没关系吧。他的口头禅是「操你妈」，终于有一天操到了自己的妈。记不得啥书上看见的啦，有一位知府老爷，闻「操」之后，肃然曰：「卑职不敢操大人的妈。」李鸿章先生最后一次当官，是八国联军之役，太监拿着诏书，三更半夜敲他的门。清王朝之例，凡大臣「赐」死，都在半夜，别看李鸿章先生操人妈时，其势汹汹，一听敲门，他自己的妈有被赏他饭吃的人「操」之可能，就涕泪交流，召集家人，泣曰：「子子孙孙，切勿为官。」开门一看，原来升啦，他是否又劝他的子子孙孙可以照样为官，书上没有交待，真是遗憾。
第二位是冯焕章先生，此公伙夫出身，做到当朝一品，其官之巨之大，不用说矣。他大概是李鸿章先生的嫡传弟子，平生以黄天霸自居，把部下当成猡猪，想骂就骂，想训就训，西北军闲话轶事中，差不多都和「骂」「训」有关。后来当兵役部长，又当汀北省政府主席的鹿锺麟先生，在电话上挨了一顿臭骂后，冯焕章先生千里外还余怒未息曰：「混蛋，给我罚跪一小时。」他答曰：「报告总司令，已经跪下啦。」说跪下真跪下，就在电话机前跪了一小时，奴态可掬，使人起敬。
从前帝王时代，再大的官见了皇帝都得磕头如捣蒜。太平天国一闹，满清政府的前程明明是包在曾国藩先生上的，结果黄天霸出现，曾国藩的前程反而倒转过来包在满清政府身上。他阁下见了慈禧太后那拉兰儿女士，跪在地下，一跪就是几个小时，因为那拉女士特别看得起他，［酱话谓之「圣眷甚隆」］，要和他长谈故也。后来看他阁下跪得实在可怜，才特别开恩，准他──咦，读者先生切莫快嘴，以为准他坐下，他离坐下的距离还远哩。而是准他爬下，当然不是爬到泥地上，而是爬到锦墩上。再到了后来，该「文正公」实在太老，才第三度开恩准他作日本人状，蹲到自己的小腿上。不特此也，满清王朝中再高的官，见了皇帝和那拉兰儿女士那个烂女人，都自称为「奴才」，这个称呼太绝，可列为人类十大奇观之一。不要说叫啦，便是听一听都过瘾。可是，所有的大臣中，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当奴才的。像曾国藩先生，身为满清王朝「再生父母」，可是他想当奴才还不够格，盖只有圈里人才有资格当奴才。若曾国藩先生，只能自称为「臣」。我们不妨在这里顺便研究研究他阁下，曾先生能成功一番事业，当然颇不简单。但我们注意的□是他阁下的做官之道，真是有空前的心得，出任官崽大学堂校长，包管胜任愉快。尤其对「固位」之术，更有一手，为了自己的官，视别人性命前途如粪土。一攻入南京，马上解散湘军，以便他的官稳如泰山。此公的眼光惜乎只──于历史酱缸，而不敢稍微挣扎，只知道从历史上从取得陈旧的教训，而没有智慧向西洋吸收新的知识，所以他的境界只好──于当官，他的学问也只好──于固位，不能进一步对国家民族有何裨益。
贵阁下不要以为「骂」是一种侮辱，有此一念，天地不容。从想当奴才都当不上的镜头，可知当奴才有奴才的妙用，这妙用和「听话学」有关。嗟夫，奴才最大的特征是听话，主子大骂特骂，是在侮辱我，乎非也，实际上□是看得起我，盖「挨骂为升官之本」，一个人不管你作了啥丧尽天良，亡国灭种之事，李鸿章先生焉，冯焕章先生焉，一见你就破口大骂，不但「操」你妈，还「操」你家所有的女人，尊心尽管放宽可也，准啥屁事都没有，盖你已经被认定是他的人啦。即令垮台，前不已言之乎，过两天又可当别的官焉。可是一旦二「章」先生见了你客气非凡，握手言欢，喊你「老哥」，呼你「贤弟」，然后含笑送客，好啦，你还想当官？当个屁吧，不祭出法律要你的尊命，已是你祖宗积德矣。
说不准学
是若干年前的事啦，有人对香港的政治清明表示景慕，于是义和团徒子徒孙气得□胸打跌，群起而攻之。彼时还不流行立法委员提质询，说谁动摇国本的学问，所以攻了一阵，也就偃旗息鼓。我想现代人物最大的特点是蠢血沸腾，从没有时间真正坐下来和真正冷静的想一想，而只一口咬定：「把堂堂中华，去比殖民地。」好像只要这么比一比，其思想就有问题。至于比的对不对，是不是那么一回事，通不管他娘也。南北朝时祖挺先生对北齐帝国皇帝高演先生曰：「陛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高演先生跳高曰：「你敢把我比项羽？」几乎把他阁下活活打死。其实高演先生舔项羽先生的屁股都不配，但他有权在手，就有资格踢腾。这种优秀的文化传统，一直传统到现在，自然日益发扬光大。
香港自由日报上有马五先生一篇短评，介绍了一则香港故事。一个三作牌向街头无牌熟食档收了六元港币贿赂，结果被判有期徒刑六个月。马五先生赞曰：「香港是殖民地，一般人对殖民地的政风皆另眼看待，认为黑暗面大过光明面，区区六元港币规费，何足道哉？然而法院却执法不□，对公务员的贪污行为，决不饶恕。收受六元贿赂，本质上与六十万元贿赂，并无区别，非法贪污则一也，这便是法治精神。法律有若泥塑木雕的偶像，贵在人人奉如神明，它即发生灵验，拥有祸福人群的权威。假如执法者受着人情或某种外来势力的干扰，稍有瞻徇，而枉法或执法以从事，法律的尊严即荡然无存，谁也对它不发生信奉的观念矣。因此，我想到中华民国司法界在台湾的若干现象，其法治精神似乎尚不及香港殖民地远甚。例如同样是公务员，经由太太之手收受贿赂，贪污有据，有的夫妻一并判刑坐牢，有的竟宣告无罪，还要官复原位，顾盼自雄。法官可以声称「奉命不上诉」，诉讼处理必须「配合国策」，这算世界上那一类型的民主法治规范乎？至于行政人员遇到收取红包，已视为义所应尔的常情，靡然成风，肆无忌惮。像香港警士取六块钱的规费这回事，如果是在台湾，他会招来徒刑之灾乎？」
柏杨先生所以引用马五先生原文，因马五先生的尊头比柏杨先生的硬，颇可以抵抗各种飞帽。不过如论起学问来，他阁下就差得远啦。他不是问该贪污六元贿赂的三作牌，在台湾会吃官司乎？意思是说，如果他在台湾，决不会吃官司。其实不一定也，其中道理，柏杨先生发明有「说不准学」，可供参考。马五先生说他简直要发思古之幽情，他曰：「我非常赞许一百年以前的腐败旧制度，行政和司法不分，集中于一个官吏之身，听他随意处理，他受着王道仁政的思想影响，对一般人民，反而比现在这样口称法治，行属人治的后果好的多。」
在堂堂进步繁荣的台湾，竟使人想到连黑暗的专治时代都不如，真不知是何居心？柏杨先生势非闻过则怒，以示忠贞不可。幸亏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马五先生说的，帽子铺掌柜的如欲飞帽，千万别飞到我头上来，务请认清目标，径向他阁下猛扣可也。不过偶尔有时候，一些不长进的朋友，也跟着会发出一阵同样思古之幽情的。不必用学院派的方式找根据啦，且说说京戏吧，君看过「四进士」乎？真是绝妙好戏。话说开店的老头宋士杰先生，不甘屈辱，顶撞了县太爷几句，凡官崽都有其崽威的，县太爷岂能例外，就打了他四十大板。官司打将下来，闹到最后，公堂之上，宋士杰先生翻出县太爷受贿的底牌。其中有几句对话，世人不妨洗耳一听。
县太爷曰：「宋士杰，你好厉害的状子。」
宋士杰先生曰：「大人，你好厉害的板子。」
县太爷悻悻然曰：「好好好，等我回到衙里，再和你算账。」
宋士杰先生笑曰：「怎么，老哥，你还打算回去呀？」
县太爷一听，打了一个冷颤，真的当堂就被摘下纱帽。
呜呼！虽然那是一个公开打板子兼被革掉了命的时代，但也是个说得准的时代。以一个开小店的老头，都能肯定某人犯了某罪，一定会得到某种惩罚，真是奇迹。今天便不然矣，不但开小店的老头说不准，连名震海内外的马五先生都说不准，还茫茫然问曰：「这算世界上那一类型的民主法治规范？」当然是「说不准类型的民主法治规范」。即以该香港的三作牌而论，贪了六元小污，香港政府就判他六个月，马五先生以为如果在台湾，准啥事都没有，恐怕不太见得，说不定经过法官自由心证了一番之后，说他动摇国本，判他六十年哩。
正因为一切都是可大可小，可有可无，兴之所至的，中国人便只好恍恍惚惚过日子，能二抓就二抓，能乱兼就乱兼。最妙的是，越是二抓得凶的人，越是教训别人不要二抓。越是声明他啥也不抓的人，越是抓的凶。我们社会就好像一幅毕卡索先生的调颜料板，五光十色，好不可爱。洋大人见之，伸大拇指曰：「进步进步。」或点头赞叹曰：「提高提高。」结果苦了一些既无啥可抓，又无啥可兼的老弱残兵，用别人买一双皮鞋的钱，来养活全家。养活全家不算，不时的还有正人君子揪住他的耳朵，教他节约救国。
我们已一再反复言之，中国传统文化中什么都有，独缺灵性。我说什么都有，那是真的什么都有，不信的话，翻开古书瞧瞧，圣人也好，君王也好，篇篇言论，头头是道，而实际上又如何哉？君知道黄道周先生其人乎？明政权覆亡，异族入主中国，凭我们的想象，一定以为官民同心，一致对外了吧。如有抗敌英雄，也一定会被人顶礼膜拜。黄道周先生在福建被清军捉住押解到南京，堂堂皇皇，慷慨就义，你猜他遭遇了些啥？所经之地，有千里之遥，沿途所见，不但没有一点亡国现象，那时适逢新年，中国小民还一个个穿新衣，戴新帽，访亲戚，拜朋友，玩龙灯的玩龙灯，赶庙会的赶庙会，锣鼓喧天，热斗非凡。偶尔抬头，看见一队鞑子兵，押着一个白发老头，绳困索绑，头上戴枷，手上戴铐，脚上带镣，不仅大为惊奇，连猴戏都不看啦，一拥而上，看起老头来啦。经鞑子兵介绍，原来他名叫黄道周，犯了叛乱之罪。大家一听，啊呀不好，叛乱罪是要杀头的，挨不得挨不得。只有若干顽童，拣起石子摔到黄先生头上，以示薄惩。比较懂事的老年人乃叹曰：「这么大年纪，不知安份，竟去造反，真是个大傻瓜。」呜呼，不要看书本上、报纸上，或二抓牌讲演时猛烈推崇忠臣义士，推崇的无微不至，实际上真正的忠臣义士，无不寂寞可怜，被人「叹曰」也。
这是一种不讲是非，也不懂是非，而只一昧追求荣华富贵的传统，把中国人的灵性酱得欲僵欲死。凡是有异于这种气质的行为，都被嘲弄或被惋惜，甚至被痛恨和被厌恶。不仅小民如此，应该最具有灵性的知识份子，也是如此。君看过「康圣人显形记」乎？十九世纪九零年代出版，说的是康有为先生戊戌政变和结局，其中叙述六君子临刑的那一段，是全书精华，读者先生，不可不看个仔细。书上曰－－「那隶卒当先走到康广仁等六人面前说道：『恭喜，恭喜，诸位老爷们，今天大喜的日期到了。』那六人一闻此言，知道就要伏法，不由得心内一惊，彼此相视，一言不发，惟林旭忽吟诗两首道：『青蒲饮泣知无补，慷慨难酬国士恩，欲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功罪后人论。』林旭将诗吟罢，那禁卒令六人出了监门，直望刑部大堂而来。但见堂上两旁，皆列着营兵，个个手执刀斧，好不森严可畏，当下健役将六名官犯，押到堂下，当由监斩官点名已毕，困绑手上前，将六人剥去衣服，当堂背绑停当，各在背后插了标记。监斩官喝令起身，堂下那些营兵差役，均各前后押护而行。出了刑部门，各官犯乘没□骡车，一队队刀斧手、长枪手、马队、步队、洋枪队，犯车两边，每乘车有八名刀斧手围护，刽子手在后跟随。末后，监斩官头戴大红斗笠，身披大红披风，押解在后。真是弓上弦，刀出鞘，人人剽悍，队队整齐。出了宣武门，直望菜市口而去。沿途经过，那些看热闹的一层层拥挤不开。只见得刘光第坐在车中，两目双垂，一言不语，自己悔恨已迟。林旭仰面朝天，浩然而叹。杨深秀口叫皇天，自己幻梦末醒。谭嗣同、康广仁、杨锐，皆有懊悔之状。两旁观者，莫不互相议论，皆因康有为一人作乱，连累许多官家子孙，身首异处，他□逍遥法外。你言我语，议说纷纷，不一会，六名官犯已押至菜市口，跪在一处，每名仍有八名刀斧手，拥护左右，四面皆系大旗队、洋枪队、马队、步队、围绕四周，直围得如铜墙铁壁一般。监斩官坐在公案上面，只待午时三刻，即便行刑。一会只听得值时官报道：『已交午时三刻，请即行刑。』监斩官闻报，当即勾绝了六人名字，忽听喝道：『行刑牌下。』那刽子手那敢怠慢，高举钢刀，只听一排炮声，这六名官犯的头，早已个个落下。可怜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
看杀六君子热闹的人，和看杀黄道周先生热闹的人，有啥不同也欤？时间上虽然隔了三百年，民族灵性□依然如故。该书作者一口咬定六君子「悔恨已迟」、「有懊悔之状」，真是以猪猡之心，度龙虎之腹。最主要的是，该书作者虽没有叹他们曰：「真是大傻瓜」，□更明目张胆的讥笑那些为了实践一种理想，而牺牲了「富贵功名」的爱国斗士，认为不合算不合算。呜呼，伟大严肃，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竟成了知识份子的嘲弄物件，这正是中国社会上特有的娼寮气质。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去拼命鼓吹对权势的驯服，和对富贵功名的追求。六君子的死，在他眼中，最可惜的是：「富贵功名，化为乌有。」呜呼，中华民族复兴之机，看来使人紧张。于是有人就说，黄道周先生之事，乃明末之事，「康圣人显圣记」之书，乃清末之书。现在已不是那个时代，现在是啥啥啥啥时代矣。啥啥啥啥者，吉祥蓬勃之词，我们不加论列，盖论列了恐有未便。我们只是想，自明末至清末，三百年之久，都没有什么起色，自清末至今天，又继续被酱了五十年，其僵其硬，恐怕还要更重。
一九五八年种玉麟先生和他的几位青年朋友，驾着「自由中国号」小舟，横渡太平洋，报上天天有赞扬他的新闻，社会上也天天有座谈会、茶话会、交谊会，等等之会，对他恭维备至。有一天，柏杨先生拜访一位作家，（尊名说不得，说了就挨揍），他是负责编「特刊」的，我问他感想如何，他摇头而露牙，冷笑曰：「一个小浪就沈到底啦，这种傻事，我不干，我不干。」
其实不但他不干，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干，盖灵性被酱之后，正人君子，就有两副嘴脸，一曰群众嘴脸，一曰子弟嘴脸。对群众时一副嘴脸，对亲人时又是一副嘴脸。或上得台盘，或写起文章，或致起训词，或坐在辨公桌后，是一副嘴脸；该嘴脸也，凛凛然大义灭亲，不可侵犯。但一旦回到自己家里，想想自己，想想妻子儿女，便另是一番嘴脸也。种玉麟先生驾一只帆船，上面有若干现代化的设备，而且又逢太平洋最太平时期，危险是有的，但并不就等于往火坑里一跳。作家老爷已如上述，官崽的表情，就更为可观矣。我有一位当官的朋友，出席某学堂座谈会，慷慨陈词，唾沫横飞，差一点就当场自杀，以表他视死如归。可是回到家中，小儿子告诉他已写信给种先生，要求也参加一份，他就立刻跳起高来，骂曰：「船翻了怎么辨？」并引用圣人之言曰：「务虚名而得实祸，务虚名而得实祸。」
从前的酱缸固是酱缸，□是大酱缸，还偶尔有点空隙。自从来到台湾，大酱缸变成小酱缸矣。人的想法、看法、见解，也跟着更浅、更短、更庸、更俗、更教人起鸡皮疙瘩。大家有口皆碑，说种玉麟先生了不起，那是希望别人去傻，自己并不打算去傻。大家都赞扬张三，目的是希望别人当张三，自己并不希望当张三。大家都赞扬李四，也是希望别人当李四，以便自己舒舒服服过日子，如果让自己当李四，怕全家都哭上三天。咦，对岳飞先生，谁不尊敬？问题是有几人愿意自己当岳飞？又有几个人愿意自己的儿子当岳飞？不过研究起来，也不能怪谁。中国立国五千年，好像很少有光荣结局的民族英雄。翻开历史书看看，凡是有干才，有眼光，有见解，忠心耿耿，为国尽忠，拯救国家民族的英雄豪杰和爱国志士，几乎全没有好下场，不是被杀，便是被辱。五千年来，凡当权的家伙，几乎是除了二抓牌，就是二抓牌。那就是说，中国的历史好像是一系列的奸胜忠败，劣胜优败的反淘汰历史。血迹斑斑，可以一个王朝接一个王朝查考，也可以一个人接一个人查考，包管能把你查得奄奄一息，油然「叹曰」。
买西瓜学
郑先生的难得糊涂学精义，在于他并不否定聪明，你别看那些高官贵爵一个个脑满肠肥，固无一不是绝顶聪明之人。也必须有绝顶的聪明，才能装恰到好处的糊涂。如果他根本没有聪明，跟猪一样，有啥可取的？如果他的聪明成份不够，装起糊涂来不能恰巧好处，也不会有啥前途。于是一切二抓学问，从此而。出试举一个例子说明，好比说柏杨先生忽然大权在握，可以给你官做啦，有一天，我教你去买一块钱的西瓜，并面授机宜曰：「你出得大门，往南走，约二里处，一瓜摊在焉，有个老太婆在那里卖瓜，一块钱一斤，快去快回。」你阁下听了我面授的机宜之后，心中不禁笑曰：「这个混蛋老头，往南走三千里也没有卖西瓜的。」
然而成败就在这里分晓，心里笑归笑，你的嘴脸必须严肃的表示对柏杨先生敬如神明。然后出了大门，头也不扭，径往南而去，一面赴一面骂曰：「这一带都是无主乱坟，西瓜在何方？哼，狗屎倒不少。」走了足足一个小时，［你如果有雅兴的话，去找妓女小姐风流一个小时亦可，］然后垂头丧气回来，［注意「垂头丧气」四字，精华在此。］见了柏杨先生，立刻面色苍白，气喘如牛，作愤怒而又害怕之状，结巴曰：「南边没有卖西瓜的呀，我找了一小时，腿都跑断啦。」柏杨先生大怒曰：「混蛋。」你曰：「是是是。」柏杨先生仍大怒曰：「王八旦。」你曰：「是是是。」这时候你阁下脖子上最好适时的流出点汗水，以示恐慌，双膝最好再努力发一点抖，以示紧张。柏杨先生瞧在眼里，龙心满意，乃曰：「你往北找了没？」曰：「没，没有。」柏杨先生曰：「为什么不找？」你曰：「你老人家没，没，没教我往北呀。」柏杨先生乃跳高而开台湾之省骂曰：「干你娘，简直是猪，存心把朕气死，你还有资格作官？锦衣卫，拿了。」于是你诚惶诚恐，如丧考妣。
写到这里，性急的朋友一定沈不住气，瞪眼曰：「你既教人头也不扭，又教人垂头丧气，弄得如此结果，真是麻子不叫麻子，叫坑人也。」其实妙就妙在这里，盖观察二抓牌有没有前途，不能从他被踢不被踢上看，须从他有没有圈圈上看。这不是说圈里人便永不会被踢，圈里人搞得太恶形恶状，照漾会被免职让位，但与圈外人不同的是，圈外人一旦被踢，那是真正的被踢，想再爬起来恐怕是难难难难难难难。而圈里人便不然矣，被踢固然被踢，但过了几时，等到主愤平息，照漾有得官做。明白这个原则，柏杨先生虽教锦衣卫把你阁下「拿了」，尽管放心，第二天，我的龙心一想：「咦，他不过脑筋不灵活罢了，这种买油钱不能买醋的人，最忠贞可靠。」说不定马上就派你当军机大臣，你就有得混也。
我刚才强调「头也不扭」，就是郑板桥先生「难得糊涂学」里重要的一章，想做官的朋友应特别注意，「头也不扭」的学问大啦，你不扭头，是表示你听话，你如果一扭头，就糟到了印度国，会教你后悔的巴不得没有从娘胎里生下来。盖扭头不要紧，要紧的是你一扭头，必然看见北边有一个西瓜摊，该摊的西瓜，又圆又大，又甜又嫩。你如果做官艺术非常之高，急忙再把尊头扭回来，假装没看见，也不被别人发现，那算你三生有幸。万一三生不幸，被发现，打了小报告，说你「心怀叵测」，「奸险阴□」，你的官就得垮。如果你做官艺术不，高认为柏杨先生不是教你买西瓜乎？往北买同漾是买，何况明知南边没有西瓜哉。于是你往北买啦，又便宜又好，一块钱买了三百八十斤，吃一口能香死人。柏杨先生大嚼之后，当然对你大加称赞，说不定立刻就升你当吏部侍郎。可是，问题也就发生在这里，当天晚上，夜静更深，我心里想曰：「他能干固然能干，但他有脑筋，能判断，而有脑筋能判断，就是一种危险。」想到这里，打了一个冷颤。好啦，不用多久，就有一个人抓住你的小辫子一摔，你就尊嘴啃地。
至于要你努力「垂头丧气」，其用意也是如，此一则表示你买不到西瓜时内心的痛苦──一想起来给你官做的柏杨先生口渴发毛，而你又爱主情，切当然心中有戚戚焉。一则也避免发现北边那个西瓜摊。如果你精神饱满，挺起脊梁，昂然而进，别人瞧见，咬我的耳朵曰：「你看，他没有达成任务，还高兴哩。」这还用打听啥结果乎？或者是你在回来途中，走着走着，猛一抬头，前面有卖西瓜的呀，不禁叫曰：「老头真是糊涂，明明北边有，偏说南边有，教我跑冤枉路！」教你跑冤路？咦，就凭你这种想法，明明不服气我天纵英明，更不服气我是大思想家以及大什么家，我不教□衣卫送你顶帽子，已经够皇恩浩荡啦，你还想当官往上爬呀。
吾友苍颉先生想当年造字，鬼神曾经夜哭，盖□尽宇宙精华。因文字之产生，人间就有更多麻烦，更多悲惨。柏杨先生如今发明了「买西瓜学」，据说鬼神不但没有夜哭，反而欢声雷动，观察家并且发现他们有为我造一个铜像的可能。盖这种学问，有志之士，只要照着葫芦画瓢，无不前途辉煌，犹如一盏明灯，悬在高处，照得做官之路，如同白昼，尽管闭着眼睛往前走就成啦，用不着左碰右碰，碰了个头肿脸青，还不知道原因何在哩。
一个人必须彻底明了这种学问，才能对历史上许多奇怪现象，获得解答，否则的话，一辈子都是一盆浆糊。一些正人君子，差不多每天都鼓励别人精忠报国，老帝崽赵构先生更亲笔写了该四个字赠给岳飞先生，而岳飞先生竟也当成了真，把它刺到背上，这一场精忠报国的结果，国人皆知之矣。还有一个较小的例，似乎也可以介绍，晋王朝时楚王司马玮先生奉诏发兵杀汝南王司马亮先生，等到把司马亮先生杀掉之后，当皇帝的司马衷先生和当皇后的贾南风女士，翻脸不认账，说司马玮先生「矫诏」，逮捕斩首。司马玮先生临死时把皇帝亲笔写的诏书拿给行刑官看，泣曰：「这是假的乎？」行刑官看啦，不禁落泪，然而有啥辨法哉?
这种学问流行的结果，反淘汰的酱缸文化遂不可收，拾历史上，多半是忠臣义士和英雄豪杰，才受杀受辱。盖国家越危险，越濒临覆亡，爱国志士越是心如火焚。眼看大厦要塌，忍不住伸手扶一把；眼看巨楼要倾，忍不住叫喊一声。这一扶和这一喊，便完全违反「买西瓜学」和「难得糊涂学」的神圣原则。呜呼，当大家都非常舒服的时候，偏你有见解有判断，你不危险，难道我危险乎。
一个中国人几乎从懂事那一天起，就有人扭住耳朵，教训个没完。不外鼓励他爱国爱乡，公平正直，不畏强梁，坚持真理。从小到老，如果把每天所听到的教训加起来，恐怕至少可装十火车。而困惑也就困此而生矣。我有一个朋友，有一子焉，出国的前夕，他们在家开惜别座谈会，偏偏我碰上前去串门，看他们桌上摆了一巨盘鸭蒸肝鸭翅膀，又有老酒，便也挤而坐之，喝了两盅，听老头训子曰：「我儿，做人做事，要光明磊落，做一个顶天立地之人，咬定牙齿，择善固执，只要对得起天地良心和国家民族，不要管别人的看法。」作儿子的坐在一旁，面色严肃，洗耳恭听，唯唯答应，老头话匣子一开，简直有说三天的趋势，我忍不住插嘴曰：「老哥，你说的这些话，古书上都有，去书店买一本名人格言语录之类瞧瞧，上面固多的是。不过我要问你，年轻人如果真的照着你的指示去干，你知道将产生啥结果乎哉？」
呜呼，二十六史就摆在架子上，只要有工夫去翻，随时都会发现圣人的教训简直实践不得，一旦有人真的遵话炮制，就要流年不利。闲来无事，你不妨姑妄猜猜，历史上被杀被辱的，是忠臣多乎？抑奸臣多乎？实在是难开尊口。圣人教你爱国，好吧，你爱国试试，因为你爱之切，所以责之苛，因为责之苛，二抓牌自然嘿嘿冷笑。好像一条木船，有人凿洞，你喊曰：「不要凿啦，再凿就沈啦。」有人用淡水洗澡，你喊曰：「不要洗啦，再洗就全体渴死啦。」有人把帆布剪下做西装，你喊曰：「不要剪啦，再剪船就走不动啦。」有人把桨锯下做梳妆台，你又喊曰：「不要锯啦，再锯寸步难行啦。」全船只听见你阁下一个人大嗓门，好像就你聪明，别人干这也不对，干那也不对。嗟夫，你不被扔到海里，难道凿洞锯桨同志被扔到海里乎？那些凿洞椐桨同志，一个个都是忠贞之士，信心坚强，认为船永不会沈，你要是向他一提「沈船」，他尊脸上的青筋立刻暴起三寸，吼曰：「你说啥？船会沈？你是何居心？」
其实，正人君子聪明齐天，其了解比柏杨先生深刻的多矣，大多数中国人努力的目标只是「当官」，而不是当英雄豪杰。但正人君子比柏杨先生□高明一倍，他们不但不肯把心里想的放到桌面上，反而另外准备了一套专门放到桌面上的话，随时随地，登台演奏。于是，没有一个人的嘴巴不是崇敬爱国志士和英雄豪杰的，但大多数心理并不心甘情愿去当爱国志士和英雄豪杰。如此这般，口心不一，你骗我，我骗你，看起来把别人骗住啦，实际上谁都骗不住谁。不过谁也不肯用手把表面上糊的那层白纸戳破，结果大家靠着那层白纸过日子，都假装着不知道白纸底下有脓血交流的烂肉。在这种局面下活着的人，自然知道怎么选择矣。
夫「官」是啥？有人说是「公仆」，到目前为止，恐怕还不见得。我想对「官」字下定义下得最正确的，蒲松龄先生是其中之一，君看过聊斋志异上的「夜叉国」乎？话说徐先生乘船出海做生意，一阵大风，把他阁下吹到夜叉国，娶了一位夜叉太太，生了二子一女。有一天，夜叉太太携一子一女，出去打麻将时，徐先生思家心，切就和大儿子徐彪先生开溜。回家之后，徐彪先生做官做到「副将」。又有一天，一个商人在海上也被大风吹到夜叉国，见了徐彪先生的弟，弟乃告之曰：「你哥哥做了官啦。」弟弟曰：「官是啥玩艺？」现在且听听该商人的介绍词。他曰：「出则舆马，入则高坐堂上，一呼百喏，见者侧目，侧足立，此名为官。」如果经柏杨先生翻译成白话，你就更会心跳，曰：「出则汽车飞机，欢呼迎送，宴会训话。入则高坐办公桌后，签字盖章，红包滚滚，权势滔滔，见者裂嘴而笑，半屁而坐，为之拉车门而穿大衣。此名为官。」英雄豪杰的辱戮如彼，二抓牌的光彩如此，还有啥可说的。
官既然如此之妙，要想人不选择它，而去选择下场必糟的道路，恐怕有点违反人性。吾友纪德先生曾曰：「当你在气质、灵性、见解、判上，愈进步的时候，你所获得世俗的荣耀越少。当你在权势、金钱、地位、官职上，愈进步的时候，你所获得世俗的荣耀越多。」似乎是古今中外一也。于是遂呈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既倒楣又遭殃的爱国志士和英雄豪杰，另一个极端是既富且贵，又阔而抖之的官崽群。夫「官」是坐汽车，乘飞机，训话签字，去外国落户传种的唯一捷径，教人之不爱之若狂，可乎！
有一种现象，玄妙异常，读者先生天天看报，不知道注意了没有？每一新官出笼，报上必大为卖劲，官大的，报上所卖之劲大，连祖宗三代都写了上去，至于生而不凡，异禀异样等等，更不在话下。官小的，报上所卖之劲亦小，不过登张照片，吹吹他过去干过啥就行啦。一个人当官也好，升官也好，当然热闹一番，不过如果只在圈里热闹，我们没啥可讲，一旦上了报，便与小民有关了矣。柏杨先生每看见报上这类照片，或看见其庄严的姓名，便不由看得发怔，又敬又羡，眼前遂浮起各种影子──有汽车的影子焉，有洋房的影子焉，有报刘一丈书上那种「厚我厚我」的影子焉，有官场现形记上那种「黄豆汗珠」的影子焉，有出国考察、视察、开会、存款的影子焉，有端起嘴脸训话，教我们小民忠君爱国努力工作的影子焉，便不由的七魄荡荡，三魂渺渺。
看起来夜叉国对官的介绍，还不够淋漓尽致。只有一点颇为精彩的，那就是官之所以动人心魄，全因为官和物质享受不可分，黄道周先生当初如果不是被清军活捉，而是坐着八抬绿呢大轿，则虽然是他卖了国，当了汉奸，但他的遭遇，你说能相同乎？大汉奸洪承畴先生，史书上只记载他母亲骂他，夏曾佑先生骂他，还有别的几位忠臣烈士骂他，好像人人都在骂他，实际上他那时的官大矣，曰「武英殿大学士」，曰「七省经略」，报上不但登他的照片以及祖宗三代的照片，恐怕连祖宗七代的照片都得往外冒。他阁下驾到之处，所受的荣华富贵，黄道周先生能望具项背哉。
凡享大福的，都是精通「难得糊涂学」的官，以秦桧先生而论，很多人虽然不肯明言，但心里恐怕都有此一念，当秦桧要比当岳飞容易得多，也舒服得多。北伐不北伐，「二圣」还不还、小民水深火热不水深火热，关俺屁事？尤其是所谓「二圣」，当儿子当弟弟的赵构先生都巴不得他们砍头，秦桧先生又何必念念不忘？可惜未王朝时代没有报纸，否则找本合订本看看，恐怕岳飞先生准被攻击得狗屁不值，专栏焉，社论焉，特写焉，正人君子的谈话焉，影印出□的通敌叛国证据焉，万人唾骂的通电来信焉，包管天天都是满版。呜呼，当岳飞先生被明正典刑之，日报上一定登出秦桧先生出席啥会，向与会人士，呼吁团结救国的消息，你敢和我老人家赌一块钱乎？
好啦，最后说一件故事，以告结束。未王朝初叶，姑苏太守吴伯举先生，被当时的巨号二抓牌蔡京先生非常欣赏，一年之中，连升三级，做到「中书舍人」，他如果有柏杨先生这两下子，善尽昧天良而猛拍马屁，早不得了啦。可惜他竟没有柏杨先生这两下子，不得不垮了下来。有人为他向蔡京先生讲情，你猜蔡先生说啥？他曰：「既要做官，又要作好人，两者可得兼耶？」咦！
敲门砖学
儒林外史第十三回「马纯上仗义疏财」，写的是马二先生的故事，马二先生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份子代表人物，他对蘧公孙先说的那段话，真知灼见，惊天地而泣鬼神，世人不可不焚香拜读，书上曰──
「马二先生问道：『先生名门，又这般大才，久已高发了，因甚困守在此？』公孙道：『小弟因先君见背的早，在先祖膝下料理些家务，所以不曾致力于举业。』马二先生道：『你这就差了，「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然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讲到战国时，以游说做官，所以孟子历说梁齐，这便是孟子的
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就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了未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未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文法。则就是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一席话，说得蘧公孙如梦方醒，留他吃饭，结为性命之交。」
呜呼，不仅蘧公孙先生如梦方醒，便是柏杨先生也如梦方醒，读者先生中如有人知道马二先生住址的，务请来信见告，我不但要留他吃饭，结为性命之交，而且还非请他当官崽大学堂校长，兼授他的「敲门砖学」，以明义理不可。夫举业者，做官的敲门砖也。要想做官，就得认清时务，在言扬行举的时代，我就言寡尤，行寡悔。在游说时代，我就周游列国，舌如弹簧。在贤良方正时代，我就贤良方正。在诗词歌赋时代，我就既作诗又填词。在理学大盛时代，我就连女人都不看。在八股取士时代，我就努力八股。惜哉，一时尚找不到马二先生，无法请就明王朝以后的时，代指出当行的举业。但依其「敲门砖学」精神类推，以后到了袁世凯洪宪时代，柏杨先生就努力赞成帝制，至少也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表示非有个皇帝出来不能救中国。到了云南起义，再造共和时代，柏杨先生自然跟着义愤填膺，同样的也要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面不改色的曰，那些赞成帝制的人都是王八蛋。之后，到了东亚共荣圈时代，柏杨先生的举业就是喊天皇万岁矣，否则那个给我官做？壮哉，「那个给我官做？」对小孩子来说，有奶便是娘。对二抓牌来说，能给我官做的就是主子。于是耶稣先生的八福又多了一福，曰：「有权给人官做的有福啦」，撒下了大圈圈小圈圈，黄圈圈紫圈圈，自己高坐在上，看那些举业朋友，以头撞之者有之，以屁股顶之者有之，以钢钻钻洞者有之，以忠贞学挖窟窿者有之，以听话学巩固地盘者有之，热闹哄哄，好不过瘾。
难得糊涂学
昨天有一位朋友，到柏府串门，对这几天研究英雄下场的大作，伤心曰：「你这么一说，英雄豪杰都没有好下场，好像古人都没有你聪明。」呜呼，他实在是太低估了古人的大智大慧，难道用得着柏杨先生千百年后哎哟一声，众人才恍然大悟哉！我们老祖宗时代，便早有此发现，不过大家已经被酱，知而不说，不像柏杨先生穷极生疯，泼皮胆大，刚刚一知半解，便赶紧拉开嗓子乱嚷。君不见，乎真正的仁人君子，和识时务的俊杰，对任何英雄豪杰的勾当，都不会去干。种玉麟先生之放洋，有人笑；六君子之死，也有人笑。前不已言之，人人都称赞岳飞，可是如果请他阁下当岳飞，他恐怕吓得稀屎都拉出来。你如果一时心血来潮，冒险犯难，别瞧朋友在公开场合恭维你，关得门来，有得笑你傻也。苏东坡先生曰：「他人生子要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我子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贵阁下明白了吧，在酱缸里，只有有愚且鲁的人有前途稍微有思想见解骨气才能的人，便只合有数不尽的灾难。
苏东坡先生的愚鲁政策，千万不能依字面解释，如果依字面解释，则历代下来，林林总总，大小官崽二抓牌岂不一个一个都是白痴乎？呜呼，谁要说他们是白痴，谁连白痴都不如。郑板桥先生曹在这上面悟出「难得糊涂」的学问，早柏杨先生一百年，真是了不起的人杰也。他阁下是清王朝中叶人，酱缸文化一直酱了两千年，才被他戳破了一个小洞，使我们后生小子，有所遵循，诚功德无量，伟矣大矣。柏杨先生从前曾想办一个「做官之道函授学堂」，后来改为「做官大学堂」，又改为「官崽大堂」，「二抓大学堂」，将来会不会四改五改，我不知道，不过不管名称怎么改，我发明的那些种种升官固位的学问，依然价值连城，如果再加授「难得糊涂学」，就更包罗万象。郑板桥先生真算看穿了中国官场，也看穿了酱缸。
郑先生开宗明义曰：「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糊涂更难。」柏杨先生小时候读之，简直越看越不懂，心里想，聪明当然难，遇到一个算术题，呆瓜算了三天都算不出，而柏杨先生一算就出，是呆瓜这种人值钱乎？抑柏杨先生这种人值钱乎？是该呆瓜有前途乎？抑柏杨先生有前途乎？而郑板桥先生硬是瞪着眼说聪明没啥了不起，反过来糊涂虫倒难得难得，教人拼老命都想不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