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生命不能承受之乐 朱大可/文

“娱乐”之叶遮蔽灵魂的痛苦 从娱乐元年———2005年开始，经过喧嚣的娱乐二年，历史在震耳欲聋的娱乐声中迈入娱乐三年。与高涨的社会痛苦指数密切呼应的是，新的娱乐事物继续大量涌现，“国民娱乐指数”也在日益高涨，从而为我们勾勒了盛世狂欢的迷人图景。 这场娱乐浪潮的来源是耐人寻味的，它首先与全球媒体时代的娱乐主义浪潮密切相关。晚期资本主义的消费核心正在发生本质性的变化，由纯粹的物性消费，迅速转向娱乐消费时代。这是一场彻底的消费主义革命，它终结了垄断资本主义的痛苦噩梦。 战后西欧的文化消费曾经是无限 多元的，一方面是大众的娱乐消费，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反娱乐文化消费，后者以痛苦和荒谬为消费的精神内核。但资讯资本主义的泛娱乐主义，却改变了人类的表 情，赋予它肤浅的酒窝与快乐。在伊甸园里，人们学会了用无花果叶遮蔽羞处，而经历了数万年的挣扎之后，人们才学会用“娱乐”之叶遮蔽灵魂的痛苦。这是一个 历史性的时刻，21世纪的民众，从此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快乐之中。 娱乐浪潮同时也是中国社会自主 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文化浪潮，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那个年代，娱乐曾经是一种全新的概念。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民众，独立自主地发 展出了麻将文化，在那些坚硬而光滑的骨牌里，寻找金钱和娱乐的双重快乐；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在高歌“ 潇洒美学”，孜孜不倦地探求着流氓美学的真谛。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的高度娱乐化社会，开辟出一条光辉灿烂的道路。 21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事变，就是公众主宰互联网时代的降临。他们的权能还进一步扩散到平面和电视媒体。在消费主义逻辑的支配下，民众成为娱乐市场的主人，它的强大气息笼罩了整个种族。游戏、娱乐精神就此迅速取代了政治，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 我们已经看到，娱乐主义原理超越了娱乐业本土，大肆侵入周边地带，扩张到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教育、司法、管理等各个领域，形成所谓“泛娱乐化”的盛大格局。在意识形态的地图上，娱乐帝国的版图不可思议地扩张着，它的彩旗已经插遍了几乎所有土地。 空气中弥漫着娱乐的味道 娱乐的本质，就是把生命(存 在)游戏化，它寻求的是短暂的快感和快乐，并悬置起痛苦、信念和一切跟生命主体相关的核心价值。娱乐主义的信条就是“我乐故我在”。它要改变存在的根基， 用感官愉悦的单一感受，去替换掉其他一切生命感受。正是这种快感的霸权，构成了消费主义帝国的最高律法。 暴力、情色和名人隐私，这是娱 乐快感及其消费诞生的三大资讯元素。娱乐工业的生产方式，就是大规模搜寻、采集、争夺和炮制这些元素，组装成形形色色的文化消费品，推销给如饥似渴的公 众。在娱乐盛宴的菜单上，布满了那些被牺牲掉的娱乐圈名流的姓氏。他们的所有隐私，从肉体、绯闻、生育到洗手间的手纸，都是媒体厨房的基本原料。资讯美食 的特色大致就是如此。 娱乐资本是这场革命的幕后操纵 者。人们对快感的狂热求索，成为推动社会消费的动力，由此酝酿着关于娱乐经济学的不朽神话。那些电视选秀狂欢、芙蓉姐姐式的互联网起哄事件、以及关于明星 的各种绯闻，并未给文化本身增值，却制造出大量消费泡沫，弥漫在零度价值的空间，照亮了文化繁荣的幻象。 娱乐快感的另一个令人深感意外的功能，就是融解民众的自主意志，把反抗、颠覆和原创的力比多，转移到日常生活的愉悦之中。那些感官的碎片引导着疲惫的灵魂，把它们送进了尘世的天堂。 娱乐过度导致了某种强大的负面 效应。解构，似乎就是游戏和娱乐的最高使命。它解构善、正义和基本的道德尺度，解构必要的政治立场，解构人类的美学底线，解构内在的信念，解构价值与尊 严，并解构了人的存在本质。娱乐不是邪恶的，也不是一种无可救药的丑闻，它仅仅是一种精神烟草，填充着生活的每一个缝隙，进而成为那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 乐，并大步走向它自身的反面。 国家(种族)被过度娱乐所解构 的事例，遍布人类历史的每个角落。为娱乐而殉难的帝国或王朝，书写了那些毫无出路的历史。我们早已看到，正是伟大的罗马帝国，开创了娱乐的历史纪元。贵族 的奢靡腐败，加上底层平民的疯狂娱乐，所有这些都滋养着一种狂欢的罪恶。暴力和情色的消费火焰，狂乱地燃烧在角斗场上，塑造着罗马人的腐败灵魂。这种全民 性的娱乐中毒，引发了帝国的衰弱和覆灭。历史就这样帮助我们确认了事物的本质。在某种意义上，痛苦就是娱乐的最后形态。 把政治还给政治，道德还给道德 社会平衡原理如此启示我们，一 方面要确认“娱乐无罪”的原则，捍卫“必要的娱乐”的权力，避免走回到极权主义和泛政治化的旧途，另一方面也要制止“过度娱乐”和泛娱乐化的偏差。而纠正 娱乐过度的解决途径似乎只有一种，那就是实现娱乐归位，即让娱乐退离非娱乐领域，把政治还给政治，道德还给道德。我们被严肃地告知，娱乐应当被限定在自身 的领域，也就是影视、歌舞、卡拉OK等日常感官生活的空间。 这无疑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行政设 计，事实上，文化的“总体性偏差”，几乎支配了华夏文明的整个进程。在儒家社会，人们曾经面对泛道德化的危机；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人们又曾经历泛政治化的 剧烈痛楚；而在新时代，我们则被迫卷入泛娱乐化的浪潮。上述三次泛化事变，显示了文化均衡主义的挫败。任何对文化进行集权式管制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 的。打造健全的公民社会，仅仅是一种美妙的愿景，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够依靠严酷的律令来实现上述目标，恰恰相反，它只能为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泛化开辟道路， 从一种危机跃向另一种危机。 缩小娱乐帝国版图的唯一方式， 不是围堵娱乐消费的渴望，强迫人们接纳官方钦定的文化样板戏，而是对权力做行政减法，以更加宽容的立场，去鼓励各种思想流派的自由成长，鼓励知识分子创造 和生产娱乐以外的优秀文本，以扩展人们文化选择的空间。毫无疑问，只有大幅度增加文化生产和供应的品种，才能有效调节公众的趣味，重建包括娱乐在内的、更 加理性多元的文化谱系。只有这样，娱乐帝国才能转型为娱乐公社或娱乐小组，还原到它的历史原点。无论如何，娱乐不是我们的敌人，它只是那种需要加以节制的 笑声而已。 (摘编自朱大可博客) （朱大可/文） http://www.yzdsb.com.cn/20070415/ca73862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