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 一月 18, 2007

下海上山问渔樵,欲知民情听民谣­ 陈新汉 社会科学报­200305088

民谣,表面素净,明暗其间,的是社会风景。一首最初出自陕北农民之口又几经修改补充的《东方红》唱遍了整个中国,唱了半个世纪而不衰。在“大跃进”的狂热时期,一首“爷撒地,著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的民谣辗转流传,禁而不止。它是时代背景的镜子,保存着民间文化的精华,有着非凡的价值和意义,值得我们去重视和关怀。

一、徒歌日谣

【网学】

在中国语言上,“谣”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民间流行的歌谣,如童谣、歌谣。二是指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或凭空捏造的假话,如传谣、造谣。作为现代意义上的谣言,在古代称之为“谣诼”,是造谣毁谤的意思。

在第一方面的意思中,我国古代则把“歌”和“谣”加以区分。《诗经·国风·园有桃》中有“我歌且谣”,说明“歌”和“谣”有区别。汉朝毛苌在《诗经》的小注中说,“曲合乐日歌;徒歌日谣。”有乐器伴奏,且唱的时候有章曲,因此是一种经过加工的比较精致的口唱形式。“谣”没有乐器伴奏,且唱的时候没有章曲,因此是一种未经加工的比较简单的口唱形式。从逻辑上说,应该是先有谣,后有歌,谣是歌的基础。

周作人说,“谣”就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又通过口口相传,并在相传过程中,常常被人有意无意地一点一点地改变。因此,谣是一个社会群体,尤其是世代生活在一起的一个氏族、部落或一个民族的集体创造,是“民族集合生活最强的情感的表现”。由此,谣作为民众集体的作品又称为民谣。

【分类】

一般而言,民谣大致分为民谚、民歌和顺口溜。其实,三者很难确切地加以区分,划分仅仅是大概的。民谚就是流行于民间市民中的口头短语,是用最简短而有力的方式表达一个由切身而悟出的道理。除了一些农谚外,大量的谚语较务地论述了世态民情,直接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愿望。例如。“千卖万卖,不如地里翻土块。”反映了在封建社会里广大农民不愿离开土地的一种思想,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中“以农为本”的思想。

人们在生活中把自己的感受通过山歌水调咏唱出来,这就是民歌。民歌直接反映了民众的愿望。民歌的体裁一般有号子、山歌和小调。我国不少民族还有歌圩。“歌圩就是群众定期对唱民歌的一种民族节日。”情歌是民歌的永恒主题。《康定情歌》产生于青海,但流传于全国、乃至世界。

顺口溜一般不是唱出来的,而是说出来的,或者说是吟出来的,它带有韵味,念起来朗朗顺口,再加上抑扬顿挫,与歌也就差不多。而且,民谚和民歌的词都带有韵味,念起来也是朗朗顺口。因此,顺口溜也属于民谣,并且是民谣的主要部分。顺口溜表现人民“感哀乐,缘事而发”的思想,特别是针砭时政,能起到入木三分的功效。上世纪80年代的一首顺口溜说:“一口酒,一斤油;一顿饭,一头牛,屁股坐着一座楼。……一座楼”指的是小汽车。一辆小汽车要十几或几十万人民币,能盖一座楼。如果这座“楼”用来安排住房困难户,或用于建设希望小学,是可以解决很大困难的。可惜的是,这座楼被“屁股”占有了。据199381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1992年上半年全国公款购买进口小汽车达145亿,比1991年同期翻一番还多。时隔十年,由于国产小汽车的产量增多且质量提高,因此进口小汽车的情况减少了,但是“屁股坐着一座楼”的情况并没有改变。

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官样文章中颂词谀词连篇累牍,一到老百姓口中,立刻清浊分明。“诗言志,歌咏情”,民谣是老百姓唱的口头诗,它抒情言志,最能道出民心民意。关于民谣的社会评价论本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 从民谣的形成看】

民谣没有具体的作者,也没有确切的创作日期。民谣在流传中产生,流传很广的民谣也不存在创作者。需要把强奸民意的伪民谣与真正的民谣区分开来。街谈巷议,闲言碎语,人们关心的同一个话题谈得多了,议得滥了,于是有些人就把它编成了较有节奏的字句,并在溜的时候再赋予某种喜闻乐见的音调,于是民谣就出现了。这些表达同一主题的民谣在流传中又相互融合,逐渐形成更能体现人们的情感、表达人们态度的民谣,或者再赋上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特有音调,于是民谣也就发展了。

例如,关于“十类人”一类的新民谣,开始时听到好几种讲法,后来听到的就大同小异,比较统一了,虽然讲法还有区别,文字也不尽相同,但那“一类”到“十类”几个版本却都是一致的。这说明同一主题的顺口溜在流传中融合,民谣也就在流传中产生了。这首民谣的产生,形象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清廉政治的呼唤和期望,对腐败邪佞的鞭挞和唾弃。它确实体现了人民群众对这种特有时期的“正常产物”的正常情感和正常态度。民谣是众人的共同创造,它集中体现着民众对于一些社会现象的评价态度,民谣的本质是民众的社会评价。

【从民谣的留传看】

民谣的生命如社会舆论和社会谣言一样,在于流传。民谣的形成过程已经内在地包含着流传过程,同时在口耳相传的流传中,民谣又被有意或无意地改变着。内容的改变是指表达情感的变化,形式的改变是指表达情感的句式和节奏、音调的变化。

民谣的流传既包括在地域上越传越广,也包括在时间上越传越久。有些民谣可以传遍一个国家,甚至几个国家;有些民谣可以流传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这些民谣之所以能流传广和久,其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民谣所涉及的社会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所体现的情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正是这两种普遍性与传播过程中人们的思想发生“共鸣”,在本质上体现了人们对于某种社会现象的态度和情感。这种思想上的“共鸣”,使得听的人愿意听;也正是这种思想上的“共鸣”,使得听的人赋上自己的情感,以便使民谣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还是这种思想上的“共鸣”,使得听的人产生把这种已经赋上自己情感的民谣传播出去的冲动。于是,民谣也就不胫而走,不断地流传。民谣流传在于思想上的“共鸣”,民谣的本质也在于思想上的“共鸣”。于是,民谣就成为集体的共同创作,表达着众多个体的倾向较为一致的态度和情感。这种态度和情感体现的正是民众的评价,民谣流传的过程就是民众的社会评价活动的过程。

三、忧患意识

【与“忧”相连】

我们翻阅历史上的民谣,只要是真正的民谣,而不是由文人写出来的伪民谣,大多数总是与忧相联系。无论是民谚、民歌还是顺口溜,都是如此。“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这首民谚流露着在战乱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凄凉。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的自然灾害时期:一首广为流传的顺口溜道出了农民对基层干部的复杂心情:“干部同志到我家,叫我怎么招待他,吃孬怕他肚子饿,吃好怕他搞浮夸。”首先是生怕招待不周,唯恐我们的干部吃不饱挨饿,这无疑意味着,我们的农民兄弟此时早已面临着揭不开锅的窘境;但即使如此,仍在考虑要尽力让我们的干部吃得好一点,其善良厚道的一面,读起来感人至深。但是,好心的农民也不得不考虑,万一东借西凑弄点好吃的招待了他,他会不会以此去吹?而万一浮夸了,深受其害的不正是农民兄弟吗?这种对于浮夸风的恐惧心理在“叫我怎么招待他”的矛盾中若隐若显地流露了出来。

在剥削阶级统治的漫长岁月,遭受剥削和压迫的人们总与“忧”相联系,人们往往需要通过民谣来表达对美好社会生活的向往。在新社会里,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与剥削社会里劳动人民的生活相比,人民的生活在总体上是幸福的,并且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因此只有“盛世危言”,才能警钟长鸣。

四、艺术性

民谣是艺术形态的社会评价。艺术能激起美感就在于艺术品作为审美形象集中体现了个性与共性、现象与本质、偶然与必然的完满统一。这就是艺术的典型。正是这种艺术的典型能使人感受后形成思想上的“共鸣”。这种“共鸣”对于欣赏者来说,还在于在观念形态上形成与审美想象联系在一起的艺术形象的再创造。这对于一般艺术欣赏来说是如此,对于作为艺术的民谣欣赏来说也是如此。

【来源】

一是来源于民众日常的朴素语言。民谣是“那些牧童、灶姬、村妇、野叟以天籁的方言方语表达他们真挚浓厚的情意”的产物。有一首清末的民谣这样唱:“莫夸你有才有学,莫显你有势有钱;没有我佃户种田,饿起你两脚朝天!”真是天籁的语言,来自生活,平易近人,朗朗人口。

二是来源于口耳相传,融合了万千人的智慧,因而言简意赅。如“五十年代人帮人,六十年代人整人,七十年代人防人,八十年代各人顾各人,九十年代认钱不认人。~五十年代爱英雄,六十年代爱贫农,七十年代爱文凭,八十年代爱经营,九十年代爱真诚。~五十年代,跟着革命走,拉着同志的手;六十年代,跟着斗争走,挥舞钢铁般的手;七十年代,跟着运动走,摸着没准儿的手;八十年代,跟着感觉走,抓住梦的手;九十年代,跟着市场走,握着钱的手。”都是从50年代说到90年代的,寥寥几句,今昔对比鲜明,分明能看到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变化,社会风气和群众心态的变化,但又引而不发,需经过琢磨,方能悟出深层的道理。这些民谣言简意赅,寓意深刻,确非一人之力,正是在共同的深切感受中经过万千人口耳相传、千锤百炼提炼出来的。

【特点】

有些民谣以物喻人,使所述对象的本质更形象地表现出来。例如,《诗经·魏风·硕鼠》是这样唱的:“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这首民谣就是把那些贪得无厌的剥削者比做损害庄稼的大田鼠,表示要远远地离开他们,避到那没有剥削的“乐土”去。

有些民谣运用正反对比的手法,对所述对象进行辛辣的讽刺。例如东汉的汉植帝、汉灵帝时的童谣是这样唱的:“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有些民谣则敷陈其事,直截了当地说出。例如,一首新民谣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策有变化,领导说话不算话。”这首民谣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人们拥护改革的路线和富民的政策,同时衷心期望政策不要变,不要走回头路,不要说话不算话的心情。

有些民谣还巧妙地利用大家比较熟悉的形式。例如有一首《天大地大》的民谣:“天大地大,不如关系网大;河深海深,不如说情者嘴巴深;爹亲娘亲,不如送来的钞票亲。”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那首非常熟悉的歌,这首民谣利用了那首歌的节奏,但改了词。乍一听,不以为然,但再回过头来想一想,就会感到在某些地方和某些方面(尽管不是主流)确实如此,听了后会在内心产生共鸣。

还有很多民谣中较多地运用了“颠倒话”的手法。“颠倒话”就是“颠倒话说颠倒事”。例如:“买好烟的不抽,抽好烟的不买”、“18岁的保姆50岁的“娃”,女秘书当了总经理的家”。这样的“颠倒话”对比性强,会收到意想不到的审美效果。

最近听到这么一首民谣:“想暴富,三条道:假药、贩毒、卖文物。”乍一听,不禁有点心惊肉跳。查阅史书,看到南宋初年有与此民谣格调相似的两句民谣:“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赶到行里卖酒醋。”只要不是卖假酒坏醋,做点这类小买卖而发财,也还是于国计民生有益的。相比之下,南宋时代的民风,委实淳朴得多。假药、贩毒、盗卖文物,尽人皆知都是触犯刑律的犯罪行为,然而由此暴富的却也不在少数。这首民谣深刻地揭露了市场经济大潮中的这种怪现象,同时也在实际上抨击和警告那些纵容者和包庇者。这首民谣共十三个字,愤懑和忧患之情溢于言表,听了能使人拍案而起,这就是民谣的威力之所在,这也就是艺术的魅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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